甲午战争期间，在广大的劳动人民和一部分爱国的知识分子中间，广泛地流传着两句歌谣：“不怕倭寇来，只怕中堂反。”这两句民谣中，“倭寇”是指日本侵略强盗，“中堂”是指当时清政府军事和外交的实际负责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反”是反叛祖国的意思。这个民谣，表示了中国人民对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妥协投降、破坏抗战、叛卖祖国的罪恶行为的巨大愤怒和深刻讽刺。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自始至终采取着妥协投降的方针。

战争爆发之前，日本的侵略野心就已明目张胆地暴露出来了。面对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人民同声要求清政府积极备战，抵御侵略。但李鸿章却竭力宣传中国军力武器不如日本，陆军兵力空虚，“海上交锋”又“恐非胜算”，所以根本就不能抵抗。李鸿章用这种宣传，灭中国的志气，长敌人的威风。在这种论调下，他不但不积极备战，反而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乞求帝国主义的“调停”上。他先后向美、英、法等国请托，要求他们劝告日本不要发动战争。同时，他又游说和日本有矛盾、企图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的沙皇俄国，可耻地想利用沙皇俄国的力量去牵制日本。美、英、法等国本来就是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他们一面假意对中国表示“同情”，一面又在表面上宣布要“严守中立”，实际上是一方面敷衍中国，一方面怂恿日本。沙皇俄国见整个形势如此，也就宣布“中立”了。

依靠帝国主义“调停”的幻想破灭了，李鸿章又把希望寄托在说服日本侵略者的首脑人物身上。他打电报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称赞他是“明大局”的人，请求他不要和中国“绝交动兵，以致掣动大局”。对于侵略者越是乞求退让，就越是鼓励了他们的侵略野心，日本统治者在李鸿章卑躬屈膝的请求下，更加积极地做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

李鸿章对于帝国主义是百般摇尾乞怜，对于爱国人民和士兵则是多方压制、束缚，他一再告诫军队不准“多事”“不要妄动”，并说：“只要我们不先开枪，仗就不会打起来。日本是不敢先动手的，如果他们先开仗，就会违反万国公例，引起各国公愤!”

但是日本侵略者却不管什么“万国公例”，1894年7月25日，他们不宣而战，首先挑起了战火。

在日本军队的无理进攻面前，李鸿章仍然不准爱国军民进行抗战。当时的海军提督丁汝昌在激昂的士气鼓舞下要求海军出海迎战，李鸿章却蛮横地说：“现在我用你不着。将来等到日本和俄国发生战争，再让你的舰队开出去观战，长长胆识。”他命令中国海军只准在渤海湾内活动，说什么这样可以“作猛虎在山之势”。

封建统治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屈膝退让，并不能避开这场战争，战火越烧越大，清政府被迫于1894年8月1日正式宣战。但李鸿章在被迫迎战时，仍采取消极抵抗的方针。在他的妥协投降的方针之下，军队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补给，弹药不全，粮饷不足。指挥军队的将领又大部分是李鸿章的亲信，他们坚决执行李鸿章的方针，有的甚至临阵脱逃，不战而溃。虽然有少数爱国将领和广大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战事仍然节节失利。

前线的失利使得清政府的投降活动更加活跃起来。美国为加强对清政府的影响并讨好日本，愿意充当中日之间的唯一联系人，力图操纵和议。

1895年初，在美国的指使下，清政府果然派了两个“议和大臣”前往日本，但日本政府嫌这两个人的地位（卖国资格）和经验（卖国技能）太差，拒绝接待，并指名要卖国老手李鸿章为议和的全权大臣，才能谈判。清政府赶快满足了日本侵略者的要求，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谈判。

李鸿章果然不负侵略者的“期望”。在谈判过程中，李鸿章在侵略者的蛮横要挟之下，签订了《马关条约》，出卖了大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

《马关条约》签订后，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人们纷纷痛骂李鸿章是“卖国贼”，要求严办李鸿章，很多爱国人民甚至表示“恨不能食中堂肉”。李鸿章完成了卖国勾当后，不敢回到北京，借口养病，在天津躲了起来。但他还怕《马关条约》因为全国人民反对而不批准，所以他又竭力催促清朝皇帝赶快签字用印，还无耻地宣传卖国的奇谈怪论，说“日本素来愿意东方常保太平，这次和中国交战，也是为了立太平之基”；同时威胁说，假使不赶快批准《马关条约》，恐怕战祸仍难避免。

（宫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