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重重压制和阻碍下艰难地生长起来的。

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最早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但在整个70年代里创办的企业数目不多，而且规模也不大。到80年代，数目逐渐增多，除大部分仍是小型企业外，还出现了少数雇佣几百个工人的较大的工厂。一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一共创办了一百多个大小不同的企业。这些企业，主要是缫丝、棉纺、印刷、面粉、造纸、火柴、船舶修造、机器修理等轻工业，另外也有一些新式的采矿工业。这些企业的投资都不大，大部分企业的资本都在白银十万两以下，最小的甚至只有几千两。

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时期所创办的这一百多个近代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有的倒闭，有的被外国资本并吞，有的虽勉强维持下来，但也奄奄一息，难以发展。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形呢？这是因为，民族资本在它的创业时期，就碰到了两个最大的障碍。

头一个大障碍就是外国资本主义。自从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它们凭借着种种特权，把商品大量地运到中国市场上来。以棉纱棉布为例：1872年（同治十一年）中国进口外国棉纱五万担，棉布一千二百多万匹；1885年（光绪十一年）增加为进口棉纱三十八万八千担，棉布一千五百多万匹；到1890年，进口棉布量虽仍和1885年差不多，但棉纱却激增到一百零八万二千担，比1872年增加了二十余倍。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就使中国的民族资本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很大威胁。

外国资本主义不但向中国输入大量的商品，而且还直接在中国开设工厂，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剥削中国人民。它们资本雄厚、技术先进，又有封建统治者给它们种种特权和保护，弱小的民族工业当然很难和它们竞争。

很多的民族工业就是在外国资本的排挤和竞争下停业倒闭的。例如1893年（光绪十九年），重庆开了一个聚昌火柴厂，英商怡和洋行立即运几十箱火柴到重庆和它竞争。聚昌火柴厂要求政府加以干涉，但卖国的封建政府却蛮横地下令：“不许华人在该处再开，不能禁止洋商贩运贸易。”又如福州的中国商人开了三个茶厂，想和沙皇俄国资本竞争，但到1891年（光绪十七年）后，三个茶厂在沙皇俄国资本的排挤下先后倒闭。

民族资本生长的第二个大障碍就是封建主义。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的清朝政权，在鸦片战争后已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的政权。这个政权，对于外国资本给予了种种便利，对于民族资本却加以种种压制。外国商品输入中国，只要缴很轻的关税就可以通行无阻，但中国商品在自己国内运销，清朝政府却要征收极重的厘金税。各地的税卡星罗棋布，五步一关，十步一卡，每过一个关卡就要交税一次，全国有几千个这样的税卡，官吏可以任意勒索，成为束缚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严重障碍。

封建政权不但通过税收迫害着民族工商业，而且还常常对民族工商业加以干涉、限制和禁阻。最突出的例子，如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了独占利润，实行了对纺织业的封建垄断，规定十年之内，不准别人“另行建局”。在其他行业中，封建统治者也往往对民族资本做种种限制。

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重重阻碍下，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异常困难。为了生存和发展，它们又不得不转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民族资本的机器设备都要从外国进口，很多工矿企业都高价聘用外国技师，甚至有些企业的原料、燃料等都要从外国输入。不少企业中吸收和渗入了外国资本和“官股”。而且，大部分的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从买办和地主官僚转化而来的。这样，又使得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叶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