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良知与行为之关系”一篇里，作者以从前心理学之知情意三分法来讲良知。他说：

近世良心固有论者或以良心为知之作用，或以为情之使用，或以为意之作用，其说各蔽于一端。今阳明以良知之体用即心之体用，则心之三作用固同时即良知之三作用也。请以阳明之说证之。

于是他便开列“知”“情”“意”三项，而各以阳明讲良知的话分注于其下，牵扯附会以成其说。每项之下又分行为前与行为后。于是他不但可以指出某为良知之知，某为良知之情，某为良知之意；并且可以指出某为良知在行为前之知，某为良知在行为后之知，某为良知在行为前之情，某为良知在行为后之情，某为良知在行为前之意，某为良知在行为后之意，奇奇怪怪，不可测度，所谓良知是什么东西，却是说不清楚！

例如他在意的一项之下，引阳明语“能戒慎恐惧者是良知也”，便说，“良知能戒慎恐惧，有使人不为恶之作用，盖于已行之后而戒其将来，有命令之意，然亦可以戒之于行为未著之前……”从戒慎恐惧一“戒”字扯出命令之意，以附会心理学上所谓意志。其实戒慎恐惧另是一回事，岂可这样讲？又他在知的一项之下，则藉知善知恶知是知非之语以证良知有心理学上所谓知之作用。并且后面列一良知三作用在行为前后的详表。其中，指良知在行为前知的作用为“关于判断”，在行为后之知的作用为“关于详论”。良知虽不可云无判断用，然全非论理学(1)上所讲之判断。至若“详论”二字则直不知从何说起？要晓得良知对于善恶是非并没有识别之用，只有一种迎拒之力。不可因其知是非的字面，便以为是知识的事。这在阳明自己原说得很明，《传习录》上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好恶即我所说的迎拒。

阳明所谓良知固不好讲，然此时正复不必作深解。阳明为此语原是本于孟子“不学不虑”的两句话而来。其实只就这两句话分剖去，所谓良知者已自可见。第一桩，一切后天知识俱不在内，这是很明的。某为天，某为地，某为黑，某为白，某为三，某为四……所有这一切具体观念或抽象概念都为良知所不能知。良知上根本没有这些个。第二桩，其能知这些个之知非是良知。这就是说先天所有能创造、能传习、能了解这些后天知识之作用，即所谓感觉作用和概念作用（即理智）者都非良知。然心理学上所谓知情意之知，实是说这感觉作用、概念作用。则举心理学上所谓知者来讲良知，良知是否包含得了？后且直以判断详论等作用属诸良知，良知更何曾能作这许多事？通常所谓判断作用即是概念作用，详论而尤为复合理智的事，正是要待学、待虑者，如何说作良知呢？第三桩，我们试看真个不虑而知的是哪一项？则只有痛痒好恶才相接触，即时觉知更不待虑，即此痛痒好恶是良知。这项的知是有情味的知或说有意味的知，和知识、知解的知不同。知识、知解的知是静的知，亦即是客观性的知。而良知则为主观性的知。试看孟子的话便晓得。孟子说的人之四端，即“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其恻隐、羞恶、恭敬，皆明为有情意的知，固不待讲。即是非之心亦不是概念的判别，而指吾人对于是非有一种迎拒的那一点。所以阳明直以好恶为说，所谓“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者，极得孟子的意思。就以孟子的一段话，所谓口之于味有同嗜，目之于色有同美，而人心有所同然，便可以互相证明了。这种有情味的知或有意味的知，在今日则所谓直觉。直觉不待学虑，而世所谓半情半知的，譬如我们看见花而美感，此美感便是直觉。即此有美感时，是知其美之时，美感与知其美非两件事。自其有所感触一面看去则为情，自其有所晓了一面看去则为知。盖即，情即知者也。大抵为人讲良知就感情去指点尚无大误，若指为知识边的事则不对了。至若知情意之意，则良知上固亦有之。盖无论如何复杂的情味总不出乎好恶，好恶只是心在迎拒力，行为即从这里而起。如见好花则向前赏观，闻恶臭而退后掩鼻，虽无所谓意志，而意志已存乎其间。因人每用智慧为工具，行事多出于安排决定，故有意志可指；而此则天机神应，间不容发，故无意志可见；而其实此正是真的意志所在，舍此则后之所谓意志亦不得有也。心理学上“知”“情”“意”之三分法本属旧说，其实意是不好独立的。

兹将谢书应辨正之点分三条重述一过，以清眉目。

一、原书径以心理学所谓知的作用讲良知是不对的。知的方面以感觉和理智为主，而良知则只是一种直觉的知，不可无辨。

二、原书径以心理学所谓情的作用讲良知是不对的。良知固属情的一边，然世所谓情是非良知者，此处较细，暂不能详，而不可无辨。

三、原书径以心理学所谓意的作用讲良知是不对的。良知上未尝无意的作用在，但如云“戒其将来，戒之行为未著之前，有命令之意”，则无有也，不可无辨。

总而言之，知情意原不妨说都是良知上所有的。但如原书所说，则全不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