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体系辩证法”(systematic dialectic)、“颠倒”(inver-sion)、“总体”(totality)这些概念发挥着重要作用。本书各章节展现了体系辩证法在理解资本主义上的累累硕果。因为作为总体而给予我们的资本不能由线性逻辑来把握，所以只有诸范畴的体系性发展才能表明抽象要素在整体(whole)中的基础。但是，被总体化为资本的价值形式的全部范围将自身仅仅假定在否定不是资本的东西——主要是活劳动——上。然而，在转向这一点以前，理解作为体系的资本的内在结构是重要的。在此我们运用了黑格尔的逻辑诸范畴，因为资本本身在价值形式上具有理想性的一面。

我们的这些发现表明资本的显著特点，即资本具有某种概念性(conceptuality)。阿多诺是理解这一点的少数人之一，他认为“概念在现实中处于支配地位”,概念性“独立于屈从于它的人类意识，也独立于科学家们的意识”。①正如我们所论述的，这种理想性一面来自用于交换的生产体系的颠倒性特征。结果是“理想性”与“物质性”的特有内在贯通“在本质上是矛盾的”。我们已然表明：每当我们试图将“生产力”定位在资本主义中时这个矛盾都会出现，它不能被明确地归于资本或劳动。①它从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更为基础的矛盾中发展而来，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极端的辩证法可以得到更具体的中介但却无法获得最终的解决。

我提出的对资本作为理想总体(idealtotality)的原创解释是：资本像恶毒的幽灵(spirt)一样占据着劳动和商品的物质世界。它试图把所有他者包括活劳动和自然力都纳入其自身的形式规定性之中。资本在这方面的要求最终可能是虚假的，然而，它却划时代地将这些要求很好地用于发展财富和权力，使敢于违逆市场的政府变得谦恭。在将所有他者仅仅定位于其自身绝对现实的要素之后，资本成为自我等同的总体。“后现代主义者”否认总体范畴的有效性，好像黑格尔和马克思错误地使用了它似的，然而他们(黑格尔不加批判地和马克思批判性地)反映了价值形式——它以所有关系被铭刻于其内的方式真实地施加自身的影响——的总体化逻辑。所有本身不具有“概念性”的东西都降格为它的承担者。但资本却对此欠下一笔“债”。在将劳动仅仅总体化为它们自身的抽象时，资本无法解释超出其自身概念的部分，即社会劳动的具体丰富性。

在反抗这种“概念”时，阿多诺宣称“整体是虚假的”②。但这不需要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提醒我们：对资本、资本的权力、资本的规律、资本的真理，“我们别无选择”。反对资本真理体制的思考需要一种特殊的能力，即要把握“在这一真正颠倒的世界，真相不过是虚假的一个瞬间”(居伊·德波③);但是，应该补充的是，它仍然是(is)真实的。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诉说这些“真相”时，他的论述因而典型地采取了辛辣讽刺的形式。

我们的立场是，作为资本积累起来的权力的剥削来源(无论这一点是否被否认)的社会劳动，它逃离(escape)总体然而又支持(sup-port)总体。我们与马克思一样看到，(被形式地确定为雇佣劳动的)活劳动仅仅通过非现实化自身、产生“其非存在的存在”(the being ofits non-being)即资本的方式现实化自身。只有通过对这一点的否定，劳动才能从资本的梦魇中解放自身、人性和自然。这种立场的现实性仍然是历史性地开放的。没有它，我们对资本单向度的批判将会在未定位甚至错位的科学意义上成为乌托邦式的。只有革命实践才能“证明”这种批判的“真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