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和马克思并没有讲授精神与社会政治机构之间片面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明确写道： “人们不能说，政治史是哲学的原因，因为一根枝条不是整株大树的原因；而是说，它们(这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时代的精神，这是精神在某一时代的特定构成阶段，这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中有它最为切近的、但完全是以观念的形式出现的原因(它的理由)。揭示这种统一性，叙述这整个成长过程，并把它看作是源自同一根源，这正

是哲学的世界历史的课题。”①于是，黑格尔把“一个民族的不同生活侧面”如宗教、哲学、政治、艺术等，都追溯到一个根源——“时代精神”(或者在这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精神”)。但是，这种时代精神(以及民族精神)仅仅是一种辅助性构建，是为了阐明上述现象的统一性而创造的虚构物。马克思对艺术、科学、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形形色色的现象所具有的统一特征和联系的洞见，由于黑格尔而得到强化。他提出了黑格尔其实并未予以回答的这种统一性的发生学根源问题。马克思试图把“时代精神”理解为经济和社会历史的诸多现实因素的产物，借此来超越那种仅仅对现象换个称呼的解释。马克思也会赞同黑格尔的这句话： “在这里，人们必须坚持，只有一种精神、一个原则在政治状态中表现了出来，就像它在宗教、艺术、道德、社交、贸易和工业中所显现的那样。”②虽

然与第一段引文相反，黑格尔一再指明哲学是“城市的产物”,但如果我们更加切近地考察哲学如何看待各个时代的精神，就会清楚地看出，哲学在所有其他的具有同等权利的、并列的历史现象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哲学最为直接地谈论时代精神，哲学甚至“与时代精神同一”。哲学“并不能站在它的时代之外，它只是对它所处时代的实质的意识，或者是对该时代进行思索所得出的知识”③。但是，当哲学意识到时代精神时，哲学也就超越了时代精神。哲学“按照其形式”同时超越了它的时代，因为它使无意识地表现在一切现象中的“时代的实质”本身成为客观的内容 “此外也是一种知识……”“精神”(在某一时代)的这种“自我认识以前并不存在，因此，最初表现为形式上的差别同时也是现实的、真正的差别”。“于是，这种知识就成为在精神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一种新形式的媒介。发展在这里仅仅是知识的形态……所以，哲学本身就是精神的进一步的确定性，它是此后在现实中出现的精神的内在诞生地。”①因此，在黑格尔看来，(下个时代的)更加高级的世界精神的未来“形态”,早已在哲学思索中表现了出来。但是，哲学并不能带来这个新的时代。除了这种“内在诞生地”以外，还需要“外在诞生地”,就像青年马克思说过的，光是思想本身力求趋向现实是不够的，现实同时也必须力求趋向思想。在西方文化的源头，黑格尔看到， “曾经存在于希腊哲学中的东西，实际上在基督教世界中”出现了。他把基督教视为“精神的外在诞生地”,精神的内在诞生地则是希腊哲学(主要是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

尽管青年黑格尔还在著名的致尼特哈默尔的书信中②就赋予思想以能动的变革作用，然而他在后来却认为，哲学思想进程与历史发展进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前定和谐。哲学家每次只能在一个世界的衰落和终结时期从理论上论述下一个时代的各种原则。但是对于新时代本身的出现，直接源于神对历史进程全面掌控的其他力量也是必要的。因此，哲学家或许能够预言新的原则，但却不能开创新的时代。他只能对世界做出新的解释，却不能改变世界。 “几乎在所有的民族那里，只有当公共生活不再满足人民的利益，不再代表人民利益时，当公民根本不能参加国家管理时，哲学才会出现。”③所以，哲学思考是一种“私人的”活动，是个人从社会的公共行为领域退避出来的结果。黑格尔认为，这样的时代就是“民族开始衰败、腐朽的时代”①。不过奇怪的是，黑格尔并没有觉察到他自己的时代——他的哲学作为伟大的思辨体系的终结正是出现在这个时代——是这样一个衰落时期。虽然在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哲学代表着与现实环境的专制统治相对立的“理性自由”,以至于它“表现成为革命的原则”②。但是，他马上补充道： “历史力求从自身出发趋向本质，趋向本身为真的东西；因为，国家就是理性的本质。只有当这个国家与理性本质不相符合时，与它对立的哲学才会随之产生。但是，如前所说，历史表现出了这种调和。”③黑格尔的特点在于，即使在做了如此这般的限定以后，他的表述依然有些矛盾重重。黑格尔也依然一如既往地强调启蒙哲学对法国大革命所具有的卓越意义。如果人们把黑格尔所假定的现实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之间的“和谐”,同马克思所谈到的力求趋向现实的思想和力求趋向思想的现实的那种结合进行比较的话，那么从这个方面看，两位思想家之间的差异就不再如此之大、如此之根本了。与把马克思看成进化论者和决定论者，把黑格尔倒看作自由的、创造性的人类行动的辩护者这一流行观点不同，在这里，甚至卡尔·马克思也会更加强调(联合起来的革命阶级的)自觉行动的重要性。

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①虽然马克思由此改变了黑格尔关于“思想的闪电击中自身，并从其内部创造出一个世界”②的图景，但在他那里，改变的动力显然也是源于思想的。在1845年费尔巴哈提纲

的第四条中，马克思再次像黑格尔一样从社会与政治世界的衰落过程中得出了反思(在这里是宗教意识： “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即被自我异化——作者注),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③为自己虚构关于彼岸的宗教意识，并以幻想的形式“期待”彼岸的新世界(正如恩斯特·布洛赫会说的)并不会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被历史现实的自发运动创造出来，而是自觉的革命改造的结果。于是，马克思接着指出，世俗基础必须因而“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晚年马克思的全部科学工作都是服务于阐释宗教意识形态的“世俗基础”与政治统治之间的矛盾这项大业的，以便用现实的革命化的方式来开辟道路。

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马克思写道：“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④因此，马克思在形式上仍然继续接近于黑格尔的观点。思想史与社会史齐头并进。然而区别在于，马克思在“旧生活条件的瓦解”的地方，为他所研究的那一历史时代(他仅仅彻底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以及它的独特发展规律)确定了特殊的、固有的发展条件。封建社会被即将来临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瓦解，这最终可以归结于为现代自然科学所推动的优越的生产力；反过来说，现代自然科学本身又有赖于生产力的大力推动。

在黑格尔看来，如果把历史解释为世界精神超越特殊的民族精神的过程，那么历史就得到了阐释。马克思则试图把时代精神理解为某个时代特殊的生产关系及其内在矛盾的表达。这种区别可以通过引导认识的不同旨趣来得到解释。黑格尔想把他的同代人的理性思想与历史及其轮廓分明、清晰可辨的结果“调和”起来。这种调和不仅针对对所谓的“美好古代”的复辟式渴望，而且针对那些想以主观专断的名义来批判并改变国家现实的人们的革命急躁情绪。如果(客观的、理性的)历史现实能够被表述为理性的世界精神(神性的逻各斯)的产物，那么实现历史现实与(主观的)理性的调和就颇为游刃有余了。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引导认识的旨趣是改变现有的条件。个人的理性(和阶级意识)不仅不应该与现实相调和，而且还应当意识到，大多数人民(与所有无产阶级)对人性的生活条件的向往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恰恰是针锋相对的。但是从这一旨趣的立场出发，可以比从黑格尔的立场出发更为清晰地看到积极意义层面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为“生产者的自由联合”——这种联合能够使整个自然都服务于生产者的各项要求——创造了前提 “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世界市场——作者注),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①在世界历史的这一资本主义时期(历史在此时才变成了世界历史),生产的现实主体是资本，个人必须像“依赖于”资本的那些阶级一样隐藏在角色面具之下为资本效劳，即使是由行使职权的资本家所构成的那一阶级也不例外。因此在整个这一时期，人对自然的统治必定表现为资本的普遍统治这一颠倒形式。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后又以误导的方式被变成历史阐释的万能钥匙，正对应着这个坚决的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体系内， “已被处死的物质”统治着活生生的个人。但是，引导认识的旨趣恰恰是要扬弃这一统治，克服这种“唯物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克服直到当时还处于孤立状态的众多生产者，对那些对他们而言被异化为现实独立性的社会关系的依赖。然而，这场革命的前提就在于生产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基础： “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①只有这些在世界范围内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能理性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从而为已然规划好的人类发展奠定基础：只有在那时，人与历史及其结果的调和才会成为可能。

从大量工业无产阶级在所有为资本主义发展所席卷的国家中明显地、不可避免地形成这一现象出发，马克思得出了用革命来扬弃资本主义体系的那些到目前为止一直有效的规律性的可能。虽然在黑格尔的历史构想中，各个民族以及民族精神从一开始就对开创新时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马克思却认为，继资产阶级时代之后，将出现一个由国际无产阶级开创的统一的世界共同体时代。他把通过国际联系而形成的世界市场、世界文学以及国家分立的消除看作对未来世界社会所做的准备。在1867年，马克思还没能预料到，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仍然是政治事件的根本特征，而且直到20世纪才达到了它的爆发**。从保持国家独立和国家对抗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来看，在逻辑上最有意义、最笔直的道路似乎通向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承担者与牺牲者——无产者——的国际联合，通向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联合。

严格说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仅仅适用于历史发展的两个时代：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以及未来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在这两种情形中，未来社会形态的因素存在于旧的社会形态中。但是，两种社会形态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资产阶级已经能够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出它的经济组织形式了(尽管不是最佳地发展),而无产阶级却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做到这一点。所有以这一方向为目的的尝试(例如北美大量的空想社会主义殖民地)都注定要失败。出于这个原因，资产阶级革命也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它夺取了政治统治机器，使之为保护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服务，并为其辩护；而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被马克思称为“社会革命”。但是改变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同样要比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艰难得多。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了连贯的、活跃的、消除一切特殊性的体系。所以，与在封建主统治之下生活的人相比，个人在更高的程度上被这种经济形态所规定。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谈到了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他年纪越大，越强调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必须得到发展，而且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新的人类特性也必须得到发展。“工人阶级……不是要凭一张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①

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历史进程是一次性的过程，它在它的目的中(通过它的目的)才获得了意义。在黑格尔那里，这个意义已经随着启示真理向思辨哲学的转变而得到实现。在马克思那里，只有当世界准则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退去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的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形式，以使它服从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自觉的监督与领导时，这一意义才能实现。尽管人们常常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历史构想嗤之以鼻，并称之为矛盾重重，但它始终散发着一种可以理解的魅力。直到20世纪，欧洲的生产技术与政治组织形式才以不同形式彻底终止了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进军。就在今天，即使那些解放了的民族极力抵制它们的生产技术、政治法令和意识形态的发源国，我们也不能否认，把世界历史与西方历史等同起来(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心照不宣地以此为出发点),其实在今天才表现出了它的更为深刻的合理性，尽管同时也表现出了它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