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学科制度化建设，构筑专业学术共同体
学科的制度化建设主要包括在观念层面、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上进行学科范式的建构和巩固。观念层面上的范式建构，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知识传统或思想传统，以便同行之间相互认同，新人被培养训练成这项学术事业的继承者；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上的范式建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包含学者的职业化、固定教席和培养计划的设置、学会组织和学术会议制度的建立、专业期刊的创办等。①建设开放自信的中国比较教育学，需要切实增强学术组织专业凝聚力，优化比较教育学专业结构，培养学科高级人才，不断提升学术期刊品质，并在学术研究立场、方法、表达、规范等方面形成学术界共同意见。
(一)切实增强学科成员专业凝聚力
学术领域的生命力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组成的共同体延续的。学术共同体是凝练学科文化、形成和发展学科传统、建立学科话语、形成学术规范、推动学科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要素。增强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学术凝聚力，提升比较教育学科成员的学科意识和价值认同，需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专业学会的作用。一要切实加强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的自身建设。除了借助年会、发行会刊、举办小型座谈会外，还可以通过签署会员声明与倡议、建立荣誉会员制度、举办实验学校等方式，维护全国比较教育学这一学术共同体。二要加强国内不同机构间的合作交流，鼓励地方性学术年会与活动，孕育具有地缘特色的学术团体与学派，探索建立国内比较教育研究机构的学术联盟。三要加强与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等国际学术组织的合作，积极融入国际比较教育学术共同体，扩大中国比较教育学界学术影响力。
(二)持续优化比较教育学学科结构
学科既是一种知识的分类，又具有制度和规训的含义。优化比较教育学学科结构，一是要建构起清晰的学科边界，确立学科的基本内涵和理论体系。当前中国各高校在设置比较教育研究方向时略显泛化，也给予了其他学科批评比较教育学杂乱无序的口实。二是建构跨学科的比较教育亚学科群。①把比较教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联系起来，从而建立起有宽度的比较教育学科群，包括深入研究其他国家或地区教育与社会关系的比较教育社会学，探讨不同国家怎样管理教育事务从而促进公民培养的比较教育政治学，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比较教育经济学，综合政治与经济要素分析的比较教育政治经济学，深入剖析不同国家或区域文化特征与教育关系的比较教育文化人类学等。三是按照教育横向结构和纵向层级，开展比较课程论、比较教学论、教师教育比较、教育管理比较、教育评价比较等专题性比较教育研究，设立学前教育比较、基础教育比较、职业教育比较、高等教育比较、成人教育比较等分支学科。
(三)着力培养比较教育学高级人才
学科的专业化和持续发展，有赖于一支稳定卓越的研究队伍，以及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调查显示，目前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中，43.4%的人所学专业为比较教育学之外的其他教育学分支学科，28.4%的人表示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比较教育相关理论，39.6%的人表示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51.7%的人没有出国留学或访学等国际学术交流经历。①另一项针对《比较教育研究》杂志作者的分析显示，1998—2011年在《比较教育研究》上发表论文的1965位作者中，有1400人只发表一篇论文，占全部作者总数的71.2%;发表两篇论文的作者共310人，占15.8%。②这表明大量的比较教育初学者浅尝辄止，没能深入持续地开展比较教育学术研究。由此可见，建立起一支以专业研究人员为主的恒稳的研究队伍，改善研究人员的知识和学源结构，着力培养比较教育学高级人才，已成为当前中国比较教育学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积极推进比较教育学专业人才的多元化、国际化培养，拓展国际教育项目范围与层次，为服务国家对外政策和推进国际比较教育学科发展贡献力量。
(四)不断提升比较教育学期刊品质
作为一种重要的学术资源，学术刊物的存在与发展必须面向整个学界，提供开放的学术交流平台。与教育学类其他期刊比较，比较教育专业期刊的影响因子还不高。③提升比较教育学术期刊品质，一是要进一步凝练期刊主题与特色，既要及时反映国内外重大的教育战略与改革动态，为中国的教育政策制定和改革实践提供参考，同时也要刊发一些观点鲜明、有讨论性的研究成果，为创建富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科体系与学派贡献力量。二是要倡导研究范式和方法的转型，加强对基于数据的量化研究、扎根文化的质性研究、解决问题的循证研究等类型成果的支持，提高刊物的学术公信力。三是要完善栏目设置，鼓励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教育的研究，以及国际教育变革趋势与全球教育重大问题的研究。四是要提高国际化水平，可尝试创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文期刊，或将反映中国教育改革经验的成果以外文方式出版，加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教育的认识和理解。
二、深化学科基础理论研究，提高成果应用水平
创立中国化比较教育学科体系，构建开放自信的中国比较教育学派，是当前中国比较教育学的最大挑战。深化比较教育学理论研究，逐步建构起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科意识、学科使命、学科责任、话语体系、研究范式、学科文化和传统，在成果应用中提升比较教育的学科地位，需要一代又一代比较教育学人的持续努力。
(一)深化比较教育学基础理论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学科自身的理论探索，这也是中国比较教育学科走出“危机”、迈向“生机”的必由之路。一是要努力推动比较教育方法论的建设。既要注意发掘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资源，充分利用本民族文化与思维智慧，汲取本土滋养，同时亦要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与国外的学术理论资源、方法成果，最终实现比较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本土生长。二是要重点深入到比较教育学科内部，深入挖掘学科历史、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为比较教育自身理论和独特分析框架的构建奠定基础。三是要协调处理好影响学科发展的矛盾关系，如构建学科边界与探索新的研究领域的关系、宏观教育制度和政策研究与微观课程和教学研究的关系、研究的创新性与基础性的关系等①,在深化比较教育学理论体系研究的同时也要着力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以学科贡献提升中国比较教育学在国内学术体系和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二)构建中国特色比较教育学理论体系
构建出根植于中国民族文化土壤，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比较教育理论体系，既是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进行对话的底气，也使比较教育学科与其他成熟学科进行平等对话成为可能。一是要唤起比较教育学者的文化自觉。“一个比较教育学者假如失去了文化自我意识，或者确切地说，他的文化自我意识由于某种原因被压抑或处于麻痹状态，那么,他的教育比较研究也就丧失了基本的立足点。”②比较教育学者要深入挖掘中国教育传统文化的巨大宝藏，提高自身的传统文化功底。二是要扎根本土开展学术研究。基于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真实需求，探索如何实现域外教育经验的本土转化，为推动国家教育改革发展贡献学科智慧。三是要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本依托，构建关于比较教育学科定位、学科特征、学科边界、学科规范、学科立场等方面特定的中国式理解，最终构建起科学的具有学科自信的中国比较教育学。
(三)建设比较教育学科专题数据库
基于证据的循证研究正日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大数据技术为大规模教育实证研究提供了便利，加强数据库建设成为各学科转型的基础性工程。一是建立纵向数据库开展长期性追踪研究。比如，建立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出、教育经历与职业成就、教师收入与工作业绩等跨年度纵向数据库，通过跟踪调查将更好地展现不同要素间的影响关系。二是利用数据库开展大规模横向比较研究。比如，建立各国教育基本状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教育报告、PISA等国际测试、家庭教育与子女成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等数据库，使得大规模横向比较研究成为可能。三是综合多项数据探索教育发展深层规律。依托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数据和信息的统计分析，深层次揭示出教育与社会各要素间的复杂关系。各比较教育研究机构应基于自身学科基础与愿景，建立各项专题数据库，从而为学科转型发展与新一轮“范式革命”提供支撑。
(四)扩展比较教育学实践改进职能
改进实践是学术研究的根本归宿，中国比较教育只有扎根中国本土需求、强化本土服务，不断增强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的力量，才能在未来发展中展现自己的学科价值。①一是科学回应当前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紧迫问题，比如教育公共服务一体化、现代教育治理体系、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同发展、创新性人才培养等问题，通过总结各国经验提供解决办法。二是预测国家转型进程中的教育新问题，比如大规模城镇化进程中教育资源布局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协同问题、扩大对外开放中的民族文化自信问题等，基于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走过的弯路分析提供前瞻性的对策建议。三是传播国际教育新思潮、新理论，引导本土教育改革和各级各类学校创新发展。四是适应国家对外政策调整与国际格局变革，积极开拓对新兴经济体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国家、国际教育组织等领域研究，为国家重大教育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三、革新比较教育研究方法，提升学科研究层次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基本保证，是回应外界对比较教育研究浅层化的最好方式，更是提升学科研究层次，建设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根本路向。新时代的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要在坚持传统研究特色的基础上，倡导方法多元的混合研究，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并重，问题导向与遵循规范同步。
(一)倡导方法多元的混合研究
比较教育学的跨学科属性需要借助多元方法的混合研究。针对比较教育研究者的调查显示，文献法仍是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方法，有94.2%的受调查者在研究中主要使用的是这一方法。基于文本信息的内容分析法也有41.3%的受调查者使用，而使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观察法等实证研究方法的受调查者不足1/3。①随着研究条件的不断改善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转型不但成为客观要求，而且具备了可行性。从历史上看，比较教育研究者曾经提出许多研究方法，如因素分析法、比较四步法、科学量化法、问题研究法、教育洞察法等，但是任何方法都是工具，任何有助于教育问题解决的研究方法，比较教育都可以借鉴使用。近年来，一些比较教育研究者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开展跨国、跨境实地调查研究、田野研究，充分利用现有的大型数据库进行定量分析和建模，利用留学访学机会开展访谈和行动研究等，在研究方法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
(二)推动问题导向的循证研究
当今社会科学研究日益强调基于证据的实证研究，通过对数据的深入分析、阐释与说明，再将研究结论运用于解决实际教育问题。①一是以问题为导向。当前一些比较教育研究者热衷于跟风，某某国家出台了某项政策与改革法案，且不论该项改革措施是否针对中国现实问题，就先梳理介绍一番，提出的启示或借鉴显然属于无病呻吟，隔靴搔痒。二是以数据为证据。比较教育研究者习惯于借助相关文献资料而获取信息，但文献研究并不能产生新的信息和数据，因而难以产生有创新性和信服力的成果。教育问题的解决不能单纯依赖于思辨和推理，还要依赖于调查、取证和解释。“基于证据的循证研究”,就是要为研究结论提供数据和其他证据支撑。不管是国家层面的宏观教育决策，还是教师层面的微观教学决策，都应基于海量数据和信息分析，从而做出相应的教育决策和行动。“循证”就是要以数据和事实信息为依据，通过比较分析找到答案，这正是中国当前比较教育研究急需的。
(三)鼓励数据密集的量化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科学研究范式发生了变革。美国学者吉姆·格雷认为，今天的科学研究正经历经验科学、理论科学、计算科学三个阶段，迈入第四范式，即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Data-inten-sive Science Discovery)。②伴随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运用，中国比较教育学者需要重新反思和定位本学科的相对优势以及发展方向。在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不但把“数据”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而且强调全样本性，通过统计分析海量数据中的相关性寻找事物发展中的规律。另一方面，公共教育数据资源的获取日益方便，包括各国的官方教育统计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库、国际性的学业成绩测评数据(PISA、TIMSS、TALIS、PIAAC等),为比较教育研究者深入挖掘数据背后的复杂关系、探寻教育规律提供了新的可能。除了挖掘现有教育数据资源外，比较教育研究者还应拓展数据收集渠道，以国际学术界认可的模式开展原创性研究。①
(四)重视微观领域的质性研究
当前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更多倾向于对宏观教育问题(如教育制度、教育政策、教育理论思想)的研究，而对微观的校内课堂教学、学生学习、儿童成长等问题涉及较少。在具体的研究范式上，微观领域的研究应重视教育事件的文化、政治与社会情境，重视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以田野调查为例，研究者可以在田野调查中直接感知客观对象，从而获得直接的、具体的、生动的感性认识。研究者亲临调查对象的现场，直接观察处于自然状态下的社会现象，有利于直接了解被研究对象，在共同活动中与被研究对象中的相关人物建立感情和发展友谊，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细致地了解被研究对象表层以下的有关情况及具体表现，这也是任何间接调查方法所不能做到的。②具体到操作层面，需要研究者在进入现场之前充分消化能够收集到的有关数据和信息，在进入现场以后避免先入为主的理论假设和见解，从而对研究对象及其全部动态背景因素进行整体化考察，对获得的研究素材展开合乎情境性的诠释。
(五)共守基于框架的规范研究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不但要运用多种途径和方法挖掘数据，使研究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而且要运用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去分析所获得的数据，从而得出可靠结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们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去解释数据，使研究范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如结构功能论、新马克思主义、新制度主义、教育人种志、解释学、批判理论、女性主义、依附理论、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现象地图学、谱系学等。这些研究范式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深入分析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在具体的研究框架上，马克·贝磊教授提出的三维比较教育框架具有启发意义，分别是地理位置或区域维度、人口群体维度及教育和社会维度，为开展多层次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方向。①为实现与国内外学术界的对话与交流，在成果表述上需要遵循普遍的结构规范与阐述逻辑，把坚守学术规范作为建设学术共同体的第一要务。
四、对接服务国家战略，拓展比较教育研究领域
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各国社会的大变革正在推动着教育的大变革，从而对比较教育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②中国比较教育学科要彰显其独特价值，必须对接服务国家战略，加强对国际教育变革、中国现实问题及落后国家教育等的研究。
(一)加强国际教育变革研究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竞争日趋激烈。一是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得各国纷纷把教育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措施，作为提高民族素质、赢得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选择。二是知识经济的兴起使得各国高度重视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自下而上地革新教育体系以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新知识、创新能力并具有良好的创新人格的创新型人才。这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得教育国际化浪潮席卷全球，人员、信息、资源的国际流动日趋频繁，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蓬勃兴起的国际教育市场、跨越国界的教育机构，正改变着传统教育主权观念与国际格局。四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教育形态发生革命性变化，在线学习、大数据分析、教育人工智能、虚拟学校、智慧校园、适应性学习等技术正深刻改革传统教育样式。比较教育研究要以敏锐的前沿意识，及时研究与总结国际教育变革大趋势。
(二)加强紧迫现实问题研究
当前中国面对着明显增多的国际国内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因素，既处于改革发展战略机遇期，也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程中，我们亟须对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紧迫现实教育问题展开研究。一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以促进教育公平问题，包括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全纳与特殊教育、建设普惠性幼儿园、振兴乡村教育、健全学生资助体系、教育脱贫等。二是拓展优质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问题，包括建立现代教育治理体系、深化课程与教学领域改革、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着力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培养创新型与技能技术型人才等。三是教育对外开放与增强文化自信问题，包括对外开放中的跨境教育、对外教育援助与落后地区教育发展、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培养全球公民、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等。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展开深入研究，探寻对这些紧迫现实问题的本土解决之道，成为新时代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使命。
(三)加强后发国家教育研究
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偏重以发达国家的教育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发展中国家教育的论文相对较少。据统计，“九五”期间国内比较教育学杂志刊发的国别性质的研究论文中，美国、日本、英国三个国
家占总数的53.4%,“十一五”期间占总数的48.5%。①尽管近年来国内学者对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新兴经济国家教育研究有所加强，但也主要是基于西方国家价值理念，来审视和揭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问题。随着中非合作论坛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比较教育应着力研究后发国家教育。一是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研究，包括深入分析沿线国家教育发展现状与水平，总结各国教育发展的典型战略与举措，进而为推动沿线国家教育国际合作提供重要支撑。②二是开展后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关联研究，将研究对象国教育置于本地区和民族的社会环境中，结合该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国情和人文传统，深入考察其教育变革趋势与问题。三是拓展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研究领域，如中国与后发国家间合作办学、跨境教育、教育援助、人员流动等。
(四)加强全球教育治理研究
全球教育治理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必然选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途径。加强全球教育治理研究，不仅要关注全球教育治理的理念与政策，还需关注倡导和执行这些全球教育治理理念和政策的国际组织，以及这些组织自身的行动逻辑和行为效果。一是加强国际组织教育政策与运作研究，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制定的教育政策，这些政策对各民族国家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二是延展全球性教育行动的影响研究，重点分析全球教育政策和国际性测评活动对本国教育的影响，以此考察“本土—国家—全球”间的联系。三是深化作为全球教育治理有效载体的国际教育援助研究，包括国际教育援助的本质、内涵、功能与思想渊源等理论体系，总结国际组织的多边援助、国家间双边援助与民间援助的策略与经验。四是开辟国际教育人才培养研究，特别是国际组织、国别和区域研究领域人才成长规律，助力全球教育一体化与治理能力建设。
(五)加强薄弱领域教育研究
调查显示，近半数(49.4%)的比较教育研究者主要从事外国教育研究，之后是国家间教育比较(33.7%)和区域教育研究(24.4%),发展教育研究被冷落(7.6%),关注比较教育学科建设领域的人也不
多(15.1%)。①加强薄弱领域教育研究，一是要加强对农村、少数民族、特殊人群及弱势群体的关注，这也是当前中国教育公平的必然要求。由于这些群体自身的特殊性及环境、语言、文化、心理各方面的影响，研究者需要投入更多精力与资源。二是要加强对非正规领域教育研究，包括民办教育、成人教育、终身教育、公民与道德教育、英才教育、健康教育、影子教育等非正规学校教育，使得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更为深入全面。三是要加强对发展教育、学科建设等领域研究，鼓励研究者超越国别研究开展真正的跨国或跨文化比较研究。四是要适当加强对课堂教学、教师成长、儿童发展、学生学习、学业评价等微观领域研究，重视教育信息化动态与趋势研究，总结世界范围内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的政策与策略经验。
五、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推动教育对外开放工作
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比较教育的内在功能与外显形式之一。作为教育国际交流的平台，比较教育学科有责任在全社会培育尊重多元的教育观，深度参与国际教育组织活动，大力培育国际教育交流人才，在与国际学者对话的过程中高质量传播中国教育经验。
(一)培育尊重多元的包容教育观
当今世界面临着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信仰危机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威胁着人类共同利益与福祉。面对这些全球性问题，各国人民需要同心协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教育领域，就是要着力培养“各种文化、意识形态和信仰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接纳的精神”,确立尊重多元的包容价值观。对比较教育学科而言，一是要凸显学科增进跨文化理解的功能。比较教育除了发挥其教育借鉴和交流功能外，需要培育参与国际事务时的平等包容理念，以更广泛的人文交流与教育合作促进不同民族与国家民众间民心相通。二是加强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文化因素分析。世界文化是多样性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都不合时宜。对比较教育研究者而言，研究主体应该站在客体文化的立场上来理解客文化与研究客体(教育现象)的关系①,影响和带动尊重多元的包容价值观的形成。三是深入不同国家与地区开展实地调研、田野考察等活动，以实际行动增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
(二)深度参与国际教育组织活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大幅提升参与教育领域国际规则制定能力，拓展有关国际组织的教育合作空间，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对比较教育学科而言，一是要深入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参与国际教育治理的策略和规则，更好地把握世界教育改革和发展走向。二是要推动培养适应国际标准和规则的人才，研究国际组织中不同国籍员工分布和工作情况，探讨国际人才的标准和活动规则，为国际人才培养提供参考。三是要更深入地参与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活动，加强国内比较教育研究机构与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和学者间的合作，以开放自信的心态开展国际学术对话。四是要积极争取在国内设立国际组织的分支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设立“教师教育中心”、在深圳设立“国际高等教育创新中心”,就是深度参与国际教育组织的积极尝试。
(三)大力培养国际教育交流人才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固有职能，也是最核心的职能。作为高等学校的法定学科，比较教育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为文化教育部门和相关部门培养高层次国际化人才。首先，比较教育学科自身的特性要求必须有一支国际化的比较教育队伍，通过国家化人才培养来逐步造就国际化的比较教育研究队伍。2016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和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联合设立“中美国际教育联合研究所”,双方将合作开发关于培养国际教育领袖的课堂授课和网络课程，支持师生开展短期访问教学、合作科研或联合申请研究基金等活动，这是推进比较教育人才国际化培养的积极尝试。其次，比较教育应深入研究国际化人才的成长规律与标准，推动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①最后，在比较教育框架内加强“国际教育”领域科
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包括国别和区域研究、国际问题研究、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研究等，为新时期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提供理论支撑。
(四)高质量广泛化传播中国经验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里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加强中国比较教育学界与世界比较教育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不应该是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双向的；既要把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经验引介到国内，也要把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就和经验、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外，扩大中国比较教育学界的国际影响力。一是在教育对外援助、涉外办学和国际留学生教育等活动中，传播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经验。二是在参加各类学术研讨会、成果分享会、教育展览会等国际交流活动中，积极介绍中国发展成就与动向。三是利用参加PISA等国际测试、“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等政府间双边项目的机会，用世界通用的语言、公认的标准和表达方式来阐述中国教育成就。四是积极介入国内外的公共教育学术话语，在解决教育问题之外的社会问题和各种学科对话中发出“中国比较教育的声音”并贡献智慧，改变在公共学术话语中的“失语”与“缺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