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说，德里达的哲学是对黑格尔这最后一位书本哲学家

和第一位书写哲学家的内在批判。我们从德里达那里学到，资本辩证法在价值这个符号之下不能把所有的物质都内化到自身之内，就像黑格尔的辩证法在绝对这个符号之下不能把所有的否定性或差异性都内化一样。资本辩证法假定了抽象的、顺从的物质，而且正是这一点表明资本的逻辑只是部分地控制了历史。因此当我们在更加具体的分析层次上，在它和相对独立的物质形式的关系中思考资本的逻辑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再次激活物质，因为物质至少部分地折射了资本的逻辑。甚至在资本的辩证法闭合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必然需要更加具体的、各不相同的、非辩证的分析层次，这种必然性像幽灵一样在它四周游**。当我们进入具体东西的时候，物质性、差异性、否定性以及使用价值就以一种受理论控制的方式释放出来了。

在中层理论这个依旧相当抽象的层次上，资本的内在逻辑被转变为阶段分明的资本主义，它研究的是主导的资本积累方式和其他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勾连关系。在历史分析这个层次上，我们越是关注特定的、唯一的和地域性的时空语境，差异就变得越发明显，但是即使在这些情况下，那两个更加抽象的层次也在指引着我们的分析。

解构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批判工具，但是它需要社会科学(例如，宇野弘藏的政治经济学)的规范，因为它太过分地追求解构、差异和表现性。瑞安的著作是不连贯的一个好例子，这种不连贯性是由无差别地解构经济引起的，这本质上是由于他把经济和政治混合在一起而引起的。这个路子相当普遍，而且在拉克劳和墨菲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都能看见。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发展出经济哲学，或者思考资本不断显示出来的自主性。这个路子往往非常时髦，它把一切东西都政治化，而在理解各个不同社会领域本体论上的独特性时则会彻底失败。

吉布森-格雷汉姆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相反呼吁在差异的名义下“重写”经济。这是一种更加建设性的使用解构的方法，因为他们表明，在历史分析这个层次上，资本并非垄断性的，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区别。而且尽管他们对规范理论和其他一些东西的批判非常好，差异似乎还是一个自在的终结，而且表象力也没有边界。这部分是由过度玩弄性别身份和资本的身份之间的相似性引起的。他们启发我们思考资本，这个意图是很好的，但是由于太过强调差异，他们斩断了我们思考资本知识的可能，斩断了我们思考有效的变革策略的可能。在把资本主义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时候，有效的变革策略需要知道哪个差异是最有效的组织平台。而且社会主义必然不能只是差异的最大化和深化，而且要不同于差异的最大化和深化。吉布森-格雷汉姆的方法并没能使我们获得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这种知识，因此也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知识的指引下，我们可以走向何方。

对于阿尔都塞普遍化和总体化的结构主义来说，最好的解毒剂并不是后结构主义，这种后结构主义主张的是另一种普遍主义，例如，与本质主义相对的反本质主义，与现实相对的虚构，与结构相对的过程，与科学相对的修辞，与抽象理论相对的语境，与同一相对的差异，它强调后者的普遍优越性。我相信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一个更有成果的方法是切实地把握马克思的文本，把握它试图理解的对象，尤其是把握他到目前为止无人可比肩的对资本的独特本体论的理解。同时，这里为了考察每一种知识对象的独特性，为了考察概念、方法、逻辑和理论的独特性(为了推动知识进步，需要用到这些概念、方法、逻辑和理论),避免上面提到的那些简单的二元论似乎非常有价值。首先我们要考虑到下面这种可能性，即不同的知识对象可能需要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

这一章试图说明的是，解构需要受辩证法的限制，宇野弘藏的政治经济学做到了这一点。不受限制的辩证法是极权的，不受限制的解构是混沌的。但是辩证法在宇野弘藏的政治经济学中明显地具有支配性的地位，解构在他的著作中的作用主要是让我们对差异、他者变得敏感。从宇野弘藏一关根友彦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后结构主义由于其反黑格尔主义的拜物教，完全没有把握住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资本的辩证法之间在结构上重要的平行关系。后结构主义者把资本转变成一种如此变化多端、形态万千以至于无法解码的东西，当然，这样做正中资本的下怀。尽管这里有赫尔格力斯式的杂技，但后结构主义者既没有摆脱黑格尔，也没有摆脱资本。福柯在这一点上说得真好：

但是，要真正摆脱黑格尔，就要精确地评估代价，这是我们为了把自身和他分离开来必须付出的代价。假定我们认识到了黑格尔在多大程度上——或许是非常隐秘的——和我们是密切相关的；这需要一种知识，它允许我们在思考问题时反对黑格尔，可它依旧是对黑格尔主义的认识。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下，我们的反黑格尔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是他反对我们的一个小把戏，他静静地站在这个小把戏的尽头等待着我们。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