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的文本做了一项最有雄心的尝试，综合解构和马克思主义，这个文本被恰当地命名为《马克思主义和解构》。按照瑞安的观点，“解构废除了所有形而上学的概念对立，可以说后者完全依赖于内在性和外在性的二元框架。依照形而上学的观点，在内部的东西是‘自身的’、恰当的、好的、首要的、原始的、纯正的；在外部的东西是他者的、

不恰当的、坏的、第二位的、派生的、退化的”①。资本的内在逻辑表现出了瑞安在这里说的那种内在性—外在性的二元性了吗?

首先，资本辩证法中内部的东西绝不比外部的东西“优越”;“在内部的”只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方面，这些方面是以商品形式出现的，而且是价值为了增殖自身必须处理的。其中首要的是，资本作为自我增殖的价值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取向的，而且它对那些尚未被商品化以及不以利润来计算的社会关系是绝对漠不关心的。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资本并不关注那些我们可能会关心的东西。例如，它不关注环境，不关注性别关系，不关注人的苦难，不关注贫穷，不关注性，不关注经济之外的高压，也不关注压迫和暴力。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假定了所有商品在它们的商品形式中都是安全的，如此一来价值的运动就不必依赖于经济之外的力量。它尤其假定了阶级的存在，但是劳动阶级的个体和群体的反抗是被市场包容的。事实上，“剥削”对于资本的辩证法而言是根本性的、至关重要的，但是在这个分析层次上，我们必须在下面这个假定之上把它理论化，即群体——像人一样——只是经济范畴的承担者。这说的就是彻底的物化，这个假设对于思考资本的逻辑(排除了可能会改变它的人的干预的逻辑)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引出的是，在资本逻辑内部的东西并不是由某些形而上学家规定的，而是由资本的逻辑本身规定的，也许更精确的说法是，它是由资本的逻辑在通过理论的概念化而显示出自身的过程中规定的。

发展资本的内在逻辑理论是重要的，一来它让我们具有了对资本的经济机制的洞见，二来它摆脱了所有需要排除的东西。例如，从资本是自我增值的价值这个观点来看，某些劳动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们并不是利润最大化这个商品一经济逻辑的一部分。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自我雇佣的劳动和被迫的劳动都是不存在的，家务劳动是被忽视的并且是没有价值的，而志愿劳动和协作的自组织劳动也是被彻底忽视的，就像它并不曾存在一样。

为了打破资本逻辑的同一性和排他性，我们必须打破资本主义本身。如果我们认为一个把经济学“解构了”的理论会对此有任何帮助，那完全是幻想，因为这种理论解构经济学的方法是：要么拒绝承认需要抽象的经济理论，要么打破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差异而埋葬这种理论存在的可能性。

资本的辩证法会闭合，但是与黑格尔的《逻辑学》不同，它做到这一点时没有表现出它把一切都包含在自身之内了，因为这只是一种幻象。对于黑格尔来说，偶然只是观念的具体化或外化；对于资本的辩证法来说，“外部”代表了更加具体的分析层次上的相对独立的实践，不能把它们视为第二位的、派生的或补充性的而放在一边。“外部”的这种特征迫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提出分析的层次，这些层次要研究资本的逻辑和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勾连关系，而不假定资本逻辑在历史因果性上有任何先天的优越性。资本的逻辑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社会力量，而且它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物化和自我主动物化的力量，这把它和其他社会力量区别开来了，但是从这里并不能得出，这个逻辑是现代历史所有结果的原因。

外部并非纯粹派生的，而且并非纯粹“外部的”。正如前面论证的，资本的内在逻辑是由一个这样的外部包围着的，或者说它指向一个这样的外部，这个外部在一定意义上是被彻底物化这个假设压制着的，这个外部是资本自身的边缘化，而且它的沉默在资本的辩证法中是沉重的，我们迫切需要更加具体的分析层次来打破这种沉默。

瑞安尝试着打破内部—外部的二重性，他首先要打破在资本理论中对经济和政治做出的区分。但是，正如我稍后会论证的，这把他引向了一些严重的矛盾。他一方面想要保留那个我们叫作“价值法则”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他又拒绝承认我们有可能发展出价值的运动理论，拒绝承认我们能把这种运动理论化为法则一样的东西。

后结构主义者解构抽象经济法则的主要策略是：证明经济直接地、完全地就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在接受迈克尔·斯普林克(Michael Sprinker)的一次采访时，德里达说：“我每一次讨论经济，除了生产力、所有制和掠夺的结果之外，还要引入其他各种要素。”①但是，德里达几乎总是在历史分析这个层次上讨论经济，在这个层次上，人们想要讨论的东西总是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更多。

德里达明确地看到并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尽管这种理论可以通过让资本真实的自我抽象的趋势在理论中完成自身而发展出资本理论。但是，他会支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他会如何发展资本理论，这是不清楚的。

在这些论题上，瑞安的观点甚至更不清楚、更加矛盾，因为他比德里达更加冒进。①他似乎相信那个叫作“价值法则”的东西，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服从“极端历史性”的思想如何能够发展“价值法则”理论。他论证道，价值法则完全是政治，而且他甚至进一步断定：“要从理论上说明它们，不能把‘政治’和‘经济’视为分离的范畴。”②因而，在经济法则和政治力量之间并不存在差别。③

在这一点上，真理的内核是，价值法则在历史中是强制性的，因而，它总是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不同方式的反抗。④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我们假定了价值法则的历史强制非常成功，以至于所有群体的反抗都被临时镇压了，而且物化是彻底的。这意味着，在资本的逻辑理论中根本不会思考经济之外的力量，而且商品一经济逻辑的自我规范力量已经征服了所有对立。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发挥作用的力量是市场这种非人格结构的经济力量。因而，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阶段性的危机导致了大量的失业，但是这与政治力量无关，毋宁说，它只是经济力量这个非人格的法则的作用。这个假设对于得到清晰的、一致的价值法则理论是必不可少的。在价值法则理论中，我们并没有把强有力的垄断者理论化，也没有把高度组织起来的、强有力的工人理论化，前者使用他们的力量能够扭曲价值关系，后者利用自身的力量能够降低利润并且从资本那里夺走它的部分控制。这些因素是偶然性的、历史性的，而价值法则抽象、一般地显示了资本的必然的内在联系。

瑞安对逻辑和历史认识的混乱体现在很多方面。按照瑞安的观点，按照经济决定论的方法阅读《资本论》给了必然的经济发展以特权，同时唯意志论的马克思主义则强调偶然的政治力量。瑞安提出要解构这种二元对立，其方法是把这两者看作“不可区分地交织在一起的”。因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经济发展离开政治力量不会出现，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永远不是因为它自身，而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才发挥作用”①。说经济发展离开政治力量不会出现，这或许是一个自明的道理，但是这和资本的逻辑理论有什么关系呢?按照我的理解，这里的问题是，资本的逻辑理论根本就不是历史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理论。它是一种内在逻辑理论，它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逻辑和历史层次上各种形态的使用价值阻碍(包括人类的反抗)是如何混合在一起的。因而，说出经济和政治在历史中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个事实，并没有克服经济决定论和唯意志论之间的二元对立，要克服这里的二元对立，唯一的方法是提出理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并且提问的方式还不能先天地承认经济在因果关系上具有优先性。②瑞安提出的选择是：要么是二元对立，要么把范畴杂糅在一起，很明显，我们的选择并不只有这两种。

按照瑞安的观点，“价值法则并不是对超出人的控制的客观机制的描述；它是一种可以遵守也可以违背，可以顺从也可以取代的东西”①。这种说法似乎让瑞安陷入了唯意志主义，与此相对，我会证明价值法则是一个可以被更改、反抗以致最终被取代的客观的机制。因为价值法则在建构我们的社会、身份时以及在日常生活中都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遵守或违背的问题(像对长官的命令那样),而是一项长期的、集体的事业，即力争摆脱一系列复杂的结构性和关系性的决定因素。

瑞安再次提到“现代经济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断定经济是由客观的、自然的经济法则支配的，与它并存的社会关系是第二位的(次一位)、派生的和偶然的”②。马克思的选择并不是把经济糅合进尚未分化的社会总体中，而是把经济理解为已经物化的社会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把社会关系吸收进已经物化的经济范畴之中，对我们而言，不幸的是，这些范畴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自然法则并没有什么不同。经济在纯粹资本主义这个层次上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尽管它并没有解决下面的问题，即在更加具体的分析层次上如何看待经济的社会关系和非经济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但它确实避免了下面这种轻率的表述，通过把对立糅进一盘煮老的社会汤中来克服双重的对立，在这碗汤中，经济直接就是政治，政治直接就是经济，而且一切都直接的是意识形态，它们都不是相对独立或强有力的因素。

瑞安经常辨认出资本具有物化的力量，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意味着要承认我们需要资本的逻辑理论。例如，他写道：“资本主义需要一种理想化的操作，这种操作从不平等中抽象出来，区分开了差异，并且把序列消融于一个模型之中。”③他接下来继续说道，与其说马克思对破坏了资本逻辑的异质性感兴趣，不如说他对价值法则的同质性更感兴趣。但是这里的关键是，必须首先有一个价值法则，我们才能够讨论对它的破坏，而且毫无疑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关注的是发展价值法则的理论，而不是历史层次上所有可能存在的异质性，价值法则在抚平这些异质性时可能是有困难的，而且这些异质性或许总是处在价值法则的范围之外。瑞安本人写道：“在它的结构中，价值通过把差异平面化而变得统一了。”①但是，我们如何“在它的结构中”发展价值理论?价值法则只是一个把差异包容于同一性之中的法则。因此在发展这个法则的理论的时候，它并不会与差异为伍而反对同一性。几页之后，当提到工资斗争的时候，瑞安写道：“资本通过价值法则这个媒介获得了胜利。”②但是在历史分析这个层次上，这并不总是真的，而且如果我们让资本在整个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理论中获胜，我最终得到的东西也不外乎整个价值法则。事实上，纯粹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一个假定资本获得了彻底胜利的社会。

既然已经采纳了极端解构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会打破经济和政治以及抽象理论和历史分析之间的一切差异，那么瑞安再说“为了存活，资本主义必须保持为相同的、自我同一的、连续的、对自己绝对充分的”③,就是让人惊奇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混淆了时间性。一方面，在逻辑时间中，资本对于它自身是充分的，并不存在存活的问题。④另一方面，在历史时间中，资本只是部分地控制了经济现实，它从来都不是自我同一的，而且显示出了相当可观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