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视为纯粹资本主义的物化理论，这种解释毫无疑问与那些想要轻易地在资本的逻辑和历史之间转换的人是对立的。我所主张的分析方法的各个层次都把逻辑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视为迫切的问题，这又需要全新的理论层次和方法。

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绝不是一个先验的建构。它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精练部分，这本书在19世纪之前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它是植根于历史之中的。但是，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并不是有关现实历史中的某个社会的理论，而是一个抽象的社会理论——这个抽象社会的基础是，资本自身在历史中的物化在理论中达到完满。因此，

它是一个抽象的社会，它在历史的时间和空间中没有特定的位置。从空间上说，由于它至大无外，而且就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或国际货币体系而言，它并没有“外国”这个维度，因此，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抽象的“全球”①社会。从时间上说，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仅仅包括抽象的理论时间。因而，我们可以知道这样一种社会将会有周期性的危机，但是我们无法知晓危机出现的频率和持续的时间。我们能够知道这样一个社会具有集中和中心化的趋势，但是我们无法知晓这将会在什么程度和什么时间点上导致寡头或垄断。尽管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使得它的抽象终结是必然的，但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历史意义上的起点和终点，因为它并不存在于经验历史中。②因为它是一个完全物化的社会，它一门心思地想着剥削劳动赚取利润，它对人的需要是漠不关心的，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会出现对它的反抗。但是在这一理论层次上，我们完全不知道反抗会采取什么形式，造成什么结果。考虑到这一特征，我们或许可以期待有一天资本主义由于利润率的下降③而终结，而且任何事情只要有利于纯粹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任何一种文明人的生活而言，不论时间长短，都肯定会是无法容忍的。而在资本逻辑的理论语境里，关于资本对历史的部分控制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终结，除了总会有终结的一天外，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纯粹资本主义理论以及以之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一切形式的历史主义都是界限分明的，后者强调一切知识极端的语境性和文化的相对性。如果说这里提出的理论是语境性的，那也仅仅是因为，这种理论在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前是不可能产生出来的，而且真实的抽象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联系的。首先，经济学的很多基本概念，如价格、货币和利润，都是非常稳定的，它们能跨越多种文化和时空。其次，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是稳定的，它们跨越了资本主义时空。再次，尽管它们最初是由马克思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提出来的，但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勾勒出来并由宇野弘藏和关根友彦加以升华的对资本主义机制的基本把握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的。即使它只对理解人类历史的一个特定时期有效，它对理解那个时期也总是有效的。当然，马克思被当时存在的理论话语束缚住了，因此他的理论并非没有空白和不当的表达，但是他为从理论上理解资本奠定了基础，并取得了重大突破。毫无疑问，很多知识都有其语境，或者有强烈的语境成分，但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无法逃脱相对主义的圈套。如果要接受我在这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拒绝下面的论断：由于涉及了语境，所有的知识都是非常偶然的，除非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语境，说政治经济学的语境是过去300年来的世界历史，我们才能说它是偶然的。事实上，资本不仅是超文化的，在把文化差异平面化的时候，它还是这个世界曾经见识过的最强劲的力量，尽管它也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这里提出的分析方法的各个层次都对“时间”和“空间”这两个范畴很敏感。每一个分析层次处理它们的方法都是不同的。在最高的抽象层次上，时间和空间是纯粹逻辑的，而且由此和任何具体的历史都是分离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想象的全球社会，这个社会中的时间纯粹是一个抽象的、量化的、线性的、连续的时间。

中层理论创造了资本积累的抽象类型，这个类型是特定阶段特有的，它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是因为它利用资本的逻辑理论找到了资本主义某一阶段最成功、最典型的资本积累形态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位置。因而举例来说，既然人们已经把英国的棉纺手工业定位为自由主义阶段最典型的资本积累形态，中层理论就会进一步使用纯粹资本主义理论来使得这种积累形态得以成功的关键社会结构概念化，并把它们内在地关联起来。各种社会结构有不同的时间性，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发展是不均衡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要调整节奏，以与资本的步调相一致，因此这改变了资本积累的抽象类型。因而，我在把洛克视为重商主义阶段的典型理论家的时候，①并不是要否认他的很多观点对其他阶段的影响，而是要表明，甚至他的“自由主义”也有深刻的重商主义痕迹，他的某些观念和理想带有更早阶段的特征，例如，他接受大范围的自然的不平等，②用恐怖主义的惩罚威慑犯罪③(洛克主张在特定的情况下应该割掉乞丐的耳朵),为非洲奴隶制辩解④以及宣扬反懒散⑤的意识形态。尽管我们可以宽泛地把洛克称为“自由主义之父”,把他视为一个在重商主义阶段写作的富有影响的思想家，我们还是能够发现这一阶段特有的观点，而且我正要强调这些观念，以求把洛克的思想描绘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支持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阅读的显著的目的在于把洛克的观点和资本积累的主要形态协调一致。在这个意义上，为了突出、说明特定的社会结构是如何支持积累的主要形态的，我们有意地把意识形态和资本积累调整为同步的。悖论的是，阶段理论在本质上和某个特定阶段上的资本积累机制也是同步的。

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历史分析这个层次上，我们不能再满怀希望地和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保持同步。相反，我们必须说明社会结构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举例来说，在洛克的著作出版之后，其不同的观点在不同的时代受到了不同的重视，并且有些思想推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影响了随后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和立法者，它甚至还变成了一种物质力量。在这个分析层次上，我们要想研究资本主义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必须不能预先假定这两者在时间上是同步的。如果洛克是自由主义的主要奠基人，那么自由的意识形态在自由主义阶段很久以前就奠定了，而且它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延续到了今天。因为在历史这个层次上，资本并不总是具有把相对独立的社会实践协调同步的力量，各个历史进程的时间性是非常不同的，它们彼此勾连在一起，从而变得很难阐明和理解。然而，在资本逻辑和中层阶段理论的指引下，其难度大大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