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观点认为知识是认知主体从认识的对象中抽象出来的，而且主体和对象在知识之前就已经存在着，阿尔都塞强烈地反对这种观点。他相信这种模型产生了“镜像神话”,因为认知主体是在试图镜现被认知的对象。为了与所有的复写知识理论决裂，他论证道，知识包含着一个生产过程，这个过程开始于意识形态的抽象，结束于知识。在他的框架里，抽象是预先给定的，它构成了知识的原材料，亦即他喜欢称作“普遍的我”的那种东西的原材料，知识并不是一个开始于感觉或知觉而结束于抽象的过程。对于阿尔都塞来说，知识是通过生产过程达到的，这个生产过程开始于概念，这些概念始终是抽象的，而且受那些规定了主体位置的结构的支配。

当一种确定的理论实践和从前“科学的”意识形态(普遍的我)发生认识论断裂的时候，科学就产生了。新的科学生产了一种知识对象，这个知识对象在一定意义上对于真实的对象是充分的(或者至少要更加充分)。阿尔都塞并没有真正探究“充分性”这个问题，这主要因为每一门科学被视作充分的东西都是内在的，而且是不能被普遍化的。然而考虑到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承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充分性不能包含任何镜现、复制的观念。事实上，“生产”隐喻恰恰是为了拒绝：一个认知主体直接从一个被认知的对象中抽象出(复制出)知识。

按照阿尔都塞①的观点，存在着一些这样的结构，它们支配着“对象的发展以及理论实践的发展，这里说的理论实践产生了对对象的知识”。我将要证明的是，在资本主义之中，这些支配性的结构是资本的深层结构或资本的内在逻辑。随着资本主义在历史中的发展，它越来越发展出一种不能直接从这个历史中读出而只能被理论把握住的逻辑。同时，资本的逻辑在现代历史的进化中扮演着一种重要的作用，而且正是因为那个逻辑在历史中发挥着作用，用理论来把握它才是可能的。如此看来，我们只有理解了知识对象的生产在什么意义上是以真实对象的深层结构为支撑的，阿尔都塞的“生产”隐喻才不会产生误导作用。恰恰因为资本就是它所是的那种真实的对象，我们才能发展它的内在逻辑理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实践中生产了一种认识论断裂，但是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得益于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斯密和李嘉图)的进步以及真实对象(资本主义)的演化。

阿尔都塞之所以反对抽象过程，是因为这个过程看起来和人类主体这个首要活动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他没有考虑到索恩-雷特尔做出的论证，这个论证的结论是：抽象不单单是主体的心灵实践，而且是通过经济交换关系发生的。索恩-雷特尔(Sohn-kethel)证明了，事实上在历史中由交换关系引起的“真实的抽象”比心灵的抽象更为根本。每当交换发生的时候，劳动产品为了达到量上的同一性，其质上的差别就被压制了。劳动产品通过交换从差别中抽象出来，这被索恩-雷特尔称作“真实的抽象”。

索恩-雷特尔断定，商品形式和交换是历史上一切抽象的基本原因，尽管我并不同意其中所暗含的本质主义，但是强调其论证的某些部分还是能给我们思考历史上的抽象以及资本的内在逻辑以食粮。例如，他写道，“尽管自然科学的概念被视为抽象的，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却是真实的抽象”①。他通过这一点想说的是：质上的所有差别在商品形式和交换关系中都被克服了，同时以货币形式出现的价值开始把一切事物纯粹以量的方式彼此等同起来，这种等同和质上的差别完全无关。由此导致的抽象并不是通过思想获得的，而是通过特殊类型的行为获得的。相反，自然科学的抽象并不是由宽泛的主体做出的，而是由试图理解它的科学家做出的。这是诸多基本的本体论差别中的一个，我们要想用辩证方法成功地发展资本理论，认清这些差别是必要条件。

产生于交换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真实抽象是政治经济学抽象的基础。②我们不应该认为这意味着理论实践并不包含心灵抽象，毋宁说，心灵的抽象和真实的抽象一直都互为条件。③因而，抽象并非简单地总是已经给定的，而是随着交换过程的崛起出现的，而且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实践的崛起出现的。即使最早的政治经济学家也是从那些在真实的交换过程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开始的。但是另外，在历史上，资本特有的自我抽象过程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常识思想中从来都没有完成自身，而只有在纯粹资本主义的理论中才完成了自身，马克思为这个理论奠定了基础。

尽管索恩-雷特尔强调商品形式的完全抽象性，虽然这表明他非常敏锐，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认识到，这种抽象只是在纯粹资本主义的理论语境中才会完全实现。只是在纯粹资本主义的社会理论中，“才不得不把交换行为描述为抽象实体(质料上真实却没有任何感性性质)在抽象的(同质的、连续的、空洞的)空间和时间中展开的抽象运动”①。因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实践是从理论抽象开始的，这里说理论抽象已经被从前的政治经济学纯粹化了，它最终被历史上真实的交换和生产过程中的真实抽象生产出来。马克思这个理论家的作用在于重新组织了原先的抽象，不过他的方法和原先的经济学理论是彻底决裂的。他还发展了新的、更加抽象的抽象概念，例如，不论怎么赚取利润，其背后都有“剩余价值”。尽管剩余价值是真实抽象的一个例子，我们要想得出它，也只能通过理论的生产过程，因为资本主义的常识范畴并不是按照剩余价值的经纬分割的。尽管对于获得概念而言，理论生产上的努力是必要的，但我要论证的是这和物理学之类的心灵抽象并不一样，后者试图通过一个心灵抽象过程来理解基本的自然力量，这个过程关注的是一切事物都共同具有的属性，如质量。理论工作和心灵抽象之间是有差别的，前者的目的在于识别真实的抽象，如剩余价值，后者要在事物之间的所有差别中找出它们都具有的明确属性。如果后者是自然科学的特征，那么辩证的方法在这个认知领域内就是无效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真实的抽象，但是离开理论上的努力，我们并不总是可以识别出真实的抽象，这里说的理论努力的目的是把握真实抽象的深层结构之间必然的内部联系。“真实的抽象”表明：从根本上说这是资本自身在做抽象，尽管它是一种必然不会主动显现出来的逻辑，我们还是发现了它的内在逻辑。

很多结构主义者都反对抽象价值法则的本质主义，他们没有看到的是：经济学法则的抽象特征是资本的产物，挑战它的方法并不是摆脱抽象，而是去规定资本的抽象特征中包含哪些东西，由此我们才能更好地把资本转向对人有利的方向。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就有可能把阿尔都塞的生产隐喻翻译为一套关于主体和对象的说辞。做这种翻译是值得的，因为我相信，我们能够从这里学到一些东西。资本只是变成了知识的对象而已，而它作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至少把社会生活部分地对象化了。这个抽象过程为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创造了基础，也让人们觉得这里需要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现实本身变得更加抽象，因为资本自我增殖的逻辑打碎了地域本位和特殊本位的“壁垒”,由此一来，市场变得越来越非人格，越来越客观了，因此也越来越接近理论所需要的理想意象，即成为一个普遍的、自我规范的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对象变得同一了、成体系了，它自身也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这又使得它自身更加抽象；或者也可以更严格地说，通过在历史中更多地发挥它的逻辑(至少要达到一个定点),通过影响理论实践(人通过这种理论实践得出了试图把握那个逻辑的抽象),资本使自身变得更加抽象了。而只有当理论家参与到一个更加对象化的社会现实中时，他或她自己变得更加对象化(商品化),把那个对象(这个对象正在把主体对象化)精确地理论化才更有可能。资本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它可以把主体对象化，因而是一个主体化的对象。它是自我增殖的价值，在把人这个主体转变为商品或单纯的对象以实现价值自我增殖的过程中，它具有大写主体的属性。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认知理论，只要包含着一个简单的本源主体——这个主体通过对一个简单给定的对象进行抽象而获得知识——看起来都是非常不合适的。而如果我们一方面受它的控制，一方面又试图认识它，那么在主体—对象之间做出区分就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资本的典型特征是主体—对象倒置，而且其主体—对象关系特别复杂。

阿尔都塞的生产隐喻似乎并没有把资本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整个图景都告诉我们。它并没有突出下面这个事实，即资本拥有一种独特的内在逻辑，也没有强调主体—对象的二元论在颠倒时被摧毁了，这里的颠倒说的是：资本生产了一个具有主体特征的知识对象和具有对象特征的认知主体。资本主义以及关于它的认识是在社会中构成的，尽管这是真的，但更有趣的是，在社会中构成的资本主义拥有一种辩证的逻辑，这个逻辑在其自身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和我们对它的认识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和阿尔都塞一样，我也断定，在这种情况下认知并不依赖于感觉和抽象之间直接的桥梁，而且资本逻辑理论并没有简单地镜现历史的和经验的现实。但是“生产”作为一个隐喻却有其自身的问题，它暗示了知识可以完全地生产出来，而且知识的对象和真实的对象之间可以没有任何确定的关系。像阿尔都塞一样，我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那些抽象是由它们与从前的政治经济学发生断裂才产生的，但是与阿尔都塞不同的是，我还认为这些抽象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现实才成为可能的，资本主义的现实是自我抽象的，并且因此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演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