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莱文教授是美国学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著名学者，他在《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辩证法内部的对话》等著作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引起了国际马克思学界的重视，不少学者围绕这些观点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的第一卷，本书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借用”黑格尔的角度对他们的学术思想加以比较，同时例举了卢卡奇、阿多诺、阿尔都塞、施密特、伊波利特、马尔库塞、乔恩·埃尔斯特、罗默、科亨、托尼·史密斯等学者对马克思“去黑格尔化”或“重新黑格尔化”的思路与问题，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本书关注的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文本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3卷收录的笔记、手稿、论文和小册子，特别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青年恩格斯的政论、文学评论，此外还有反映马克思主要研究方法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以及恩格斯晚年的著作《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本书还引用了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与亲友的一些重要通信。

莱文教授是在哲学史背景中阐述其观点的，他对黑格尔哲学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多相关文献的引用和评述大多是国内读者并不十分熟悉的文本，如黑格尔的《伦理学体系》和《耶拿实在哲学》第1～2卷，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阿尔都塞的《论黑格尔思想中的内容》《回到黑格尔》，施密特的《历史与结构》《黑格尔和马克思》，巴克豪斯的《重建马克思价值理论资料》，内格特的《黑格尔哲学的活动和结果》，乔恩·埃尔斯特的《酸葡萄》，阿瑟的《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阿多诺的《黑格尔：三篇研究》，范·帕里斯的《社会科学中的革命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麦卡锡的《马克思的科学批判与实证主义批判》《马克思与古代思想家》……这些大都是上述西方哲学家不为国内学者熟知的著作。莱文教授对上述哲学家的文本加以比较研究，而且参阅了MEGA2（1-32）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全面了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文本线索，这也是本书一个重要的学术特色。

本书另一个重要的学术特色是以历史的方式把握哲学的发展，在历史视域中比较不同哲学家的思维特质，其中的很多引文往往是人们此前未加注意的。莱文教授曾以研究美国历史和欧洲历史的论文获得纽约大学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在德波夫大学和马里兰大学从事历史学教学与研究，目前担任美国国际管理研究院国际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历史学教授。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有着独特的看法，曾在德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纂委员会和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从事访问研究，他对哲学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往往从历史角度切入，总能为自己的结论提出尽可能充分的历史根据。例如，本书最后对“马克思的方法”做出简明扼要的规定，但这个规定是在前面洋洋二十余万言的基础上得出的，基于对马克思文本解读史的分析，基于对马克思文本发展脉络的研究，还基于对与马克思哲学相关的哲学家特别是与黑格尔和恩格斯的比较。尽管结论还有待推敲，但这种审慎的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莱文教授在书中阐述的很多观点以及使用的某些术语都颇具特色，同时引人深思。但是，创建并使用“恩格斯主义”来表述恩格斯及其后继者的学术传统是否恰当？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修改”是否是孤立的理论景观，或曰是否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变化有关？马克思对“认识”的重视是否超越了对“历史”的重视？将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时期的自然观加以比较是否合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对立”？马克思以辩证的思维方式审视自然的发展是否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差别是否一定与他们不同的教育背景有关？或曰恩格斯没有受到正规的大学哲学教育是否意味着其著述与思辨一定停留在“业余”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是否证明历史唯物主义失效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独特思辨逻辑是否应与历史统一？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对作者在书中提出的相关论点，相信广大读者会有自己的辨别。

本书在行文过程中有几处明显的笔误。比如，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认为“普列汉诺夫发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其实，“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是由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发明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沿用了这个概念，并对狄慈根进行了评价。普列汉诺夫在《黑格尔逝世60周年》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但这个表述是在狄慈根提出这个概念大约四年之后做出的。比如，作者在第1章中将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称为《斯大林的罪过》，该报告的名称应为《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比如，作者在第2章中认为青年恩格斯1840年2月8日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写了一封信，其实，那封信写于1840年1月21日。比如，作者在第3章中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表述为“对黑格尔的整个哲学的批判”。比如，作者认为马克思1842年4月25日写给卢格的信中包括一篇题为《论宗教的艺术》的文章，其实，这封信写于1842年4月27日。比如，作者认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目录还“有一个附录，但除了一个片断之外，这部分也遗失了”，其实，这个附录是一份手稿，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注释，该手稿“批判分析了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其中只有第三张流传下来了，这个片断以前是作为博士论文的‘附录的片断’发表的，其实，它在马克思尚未开始写博士论文时就已写成，它不属于博士论文，而可能是失传的一部研究古代哲学著作的一部分”。再比如，作者认为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第六个笔记本中“确信黑格尔思想具有创造性的方面”，其实，早在1972～1973年，德国学者就已考证出该笔记原来认为的第五个笔记本和第六个笔记本次序颠倒，即此处应表述为第五个笔记本。这几处笔误属于全书谨慎论述中的瑕疵，为了不打断作者的行文思路，译者未在正文中标注，而是在这里指出，提请读者注意。

本书从属于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鲁克俭研究员主编的“国外马克思学译丛”，也是莱文教授近年来思考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力作。本书很多重要的学术概念系莱文教授原创，其中的意蕴耐人寻味。译者在翻译的同时将原文附于其后，以便读者推敲。贯穿本书的众多学术概念的是作者的思辨逻辑和论证习惯，其言说方式可谓颇为独特。莱文教授的表述也不乏文采，为本书论述增色不少。但翻译颇具美感的思辨文字着实并非易事，此外，莱文教授还使用了不少自然科学领域的术语或工业生产方面的术语归纳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对诸如此类的表述不难“意会”，但用何种话语来“言传”却着实使译者颇费思量。对于上述问题，译者基本上采取以直译为主的原则，但对一些特殊的修辞和隐喻则以意译的方式处理。

为了便于读者查对原文，译者翻译了注释中的解释性文字，不过对注释中的英文书目未作翻译。正文涉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处，本书采用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的译文，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尚未出版的著作采用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的译文。本书参考文献中涉及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仍保留原样，以方便读者查阅外文著作。本书在翻译索引中标识条目的同时，附上了条目的英文和原书页码。此外，对书中概念缩略语与文本缩略语的全称，本书在脚注中做了相关说明。

关于如何准确地翻译本书，以及如何理解英美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及作者的思想特质，鲁克俭研究员为译者提供了不少建议。关于书中出现的一些德文著作和德文概念，译者请教了汉译《康德著作全集》主编李秋零教授。李秋零教授为译者提供了详细的参考意见。

2008年10月，时值莱文教授来华访问，鲁克俭研究员介绍译者与莱文教授相识，随后译者与莱文教授就本书所涉重要学术概念的翻译问题进行了探讨。莱文教授耐心地回答了译者提出的所有问题，并给予译者不少鼓励。此后，我们通过电子邮件沟通，关于生僻难懂的词汇如何更好地切入中文语境，莱文教授提供了详细的英文解释与深入的阐释，使译者受益匪浅。此外，莱文教授还应邀为本书撰写了中文版序言。他在序言中进一步阐发了本书蕴含的思想主题，继而发掘这些理解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现实意义，相信他的序言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意旨。

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副总编辑饶涛先生和高教分社的祁传华编辑对本书的精心编排，同时感谢版权部的编辑为联系本书版权所付出的努力。

最后，感谢我的爱人姚颖博士，她为我解释了本书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俄文概念，我愿以这本译著与她共勉。其实，我在事业上取得的每项微小的成绩都是与她的支持分不开的。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翻译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臧峰宇

2009年2月

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