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进一步预设了使其得以发生的原因。因为人是其自身发展的主体，因此关于人的践行的观念隐含在关于人的发展的讨论当中。有趣的是费希特和马克思都对将人视为他自身发展的主体或者践行者持有模棱两可的态度。

对于人来说，术语“践行”（agency）所意指的是人能够成为人自身活动的原因或者成为推动要素的主体。有两类践行者可以被区分出来。“真正的”（Real）践行者意味着一个人是其自身行为的主导，例如，我自主地抬起了我的手臂。“表面的”（Apparent）践行者意味着一个人并不是他的行动的直接原因，例如，我抬起手臂是因为我被催眠者催眠而不得不这样做。应该指出的是，两类践行者的结果是不可区分的，正如给出的例子表明的那样，践行的不同形式只能在将某种原因引入其中才是可能的。但无论是真正的践行者，还是表面形式的践行者都可以进一步通过反应活动（reflex activity）来加以区分。在其中践行并不归因于这一个人或者那一个人，它被归因于一个模糊的概念，例如，生物遗传、进化或者本性等。例如，我抬起手臂，并不是因为我或者某人希望发生这个结果，而只是为了抵抗一击。这种所谓真实的践行与表面践行的区分将使我们可以看到人与发展过程之间存在着两类关系，即他自主地发展自身或者被某种原因所左右而去发展自身。

费希特对人的践行的理解是模糊的，这种模糊性源于费希特对实践活动的理解中所残存的康德思想。如同康德一样，费希特试图从两个视域来思考人：作为完全自由的理性的存在以及作为完全被确定的物理性的存在。康德常常遭到批判的一个问题是，遵循着康德有限性的理论，我们无法将因果效用应用于我们的道德决定当中。尽管康德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在其晚期的著作中，康德仍然不止一次地建议我们至少确信自己有道德行为的能力。正如康德所言：“道德不可避免地要引向宗教，通过宗教，人将自身拓展为强大的道德的立法者。”[16]但需要指出的是康德的建议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表达，不如说是在其认识论的框架中所做的一种思辨的尝试，以便弥合因本体视域与现象视域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鸿沟。

尽管费希特诉诸神圣践行的思想倾向似乎追随康德，但其实他的观点更为接近黑格尔。为了回答道德的可能性的问题，费希特在《极乐生活指南》（Anweisung zum seligen Leben）与《论人的使命》当中，极力主张将道德的观念放入神性的概念中去。在其晚期的文本中，他谈到意志（will）的时候写道：“它产生一些后果，因为意志总是会立即并无误地被另外一个与之相关的意志所洞察，在‘他’（him）当中，意志产生了第一个结果，通过他（him），意志获得影响。”[17]这样的表述方式可能会引导人们认为费希特持有正统的有神论的观点。但这种推理，在我看来是一个严重的误读。尽管费希特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披着宗教的外衣，但费希特只是认为所有的知识最终都要基于信仰，因为知识并不能以自身为基础。我们一般将这一观点归于黑格尔，他在诸多著作当中对此提出了相似的观点。[18]但费希特显然先于黑格尔提出这一看法。费希特写道：“没有知识能够有其自身的基础，自己的证据……它不是知识，而是使知识有效的意志的确定性。”[19]我们将这一宣言应用于伦理视域当中，我们必须要假定道德意志是有效的，即便我们对其一无所知。由此费希特写道：“我们不得不确信，我们活动，并且我们应该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动。”[20]

费希特对人的践行这一概念的模糊理解在此一目了然。在理性的层面上人自由地行动，这一层面可以被视为人发展的真正原因，尽管从外在世界的角度上看，人的行动只能被认定为自由的活动，但是否如此，我们并不知道。然而如果我们需要运用践行的概念确证人的道德行为的合法性，那么人就不再是其发展的“真正的”原因，而只是“表面”原因。

在马克思那里，关于人与其发展的关系问题同样存在着这种模棱两可性。与费希特不同，在马克思的立场中，模棱两可并不源于“两个世界”的理论（a “two-worlds” theory of human being）。因为作为某种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拒斥任何不受社会语境影响或者限制的观念。对于马克思来说，问题在于要证明在社会语境当中任何人的自由都有合法性。马克思试图区分社会发展的两个方面，以便直面这一问题：社会发展被人所决定的一面以及超越人的操控的一面。

马克思对此问题的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早期和晚期文本，对这一问题强调的重点是不同的。在早期文本中，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强调将人视为世界的根基。稍后，基本的社会变迁的可能性被归结为有意识的群体行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要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以摆脱枷锁。但在随后的写作当中，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模式进行详尽分析的过程中，他所强调的重点逐渐转变为资本主义本性的自我持存，以及其发展不依赖于个体和群体意图的倾向。尽管人潜在的是其世界的中心，但马克思更为强调的是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的主体是资本，它无休止地追求着自我的积累，完全无视我们的感受。由此隐含着这样一个主题，即社会变迁的真正可能性与其说取决于人决定直面当下社会中存在着的恶，倒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扬弃的一个过程。在随后的著作中，马克思很少关注人在颠覆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而更多地关注资本主义体系自我扬弃的过程。

在此对马克思与黑格尔进行比较是有益的。众所周知，黑格尔那里存在着一种“个人”与“绝对”之间的张力。尽管在其早期著作中，马克思追随黑格尔，试图通过理性的能力来看穿表象，因为在多数时候，马克思似乎都在强调人对其自身发展富有最终的责任。的确，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马克思曾经强烈地反对黑格尔，认为黑格尔没有能够理解人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一思想。但在其晚期的作品中，马克思却更多地强调了社会现实自足的组织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完全独立于人的意志。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黑格尔自我发展的绝对概念是平行的。对于后者来说，绝对的发展只是通过个体表现出来，完全与个体的欲望无关。总而言之，依据马克思自身的文本，被凸显出来的人既不是其发展的真正的也不是表层的主体和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