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实现，这两个概念在费希特和马克思那里被同一起来。但关于实现的可能性很少被谈到，这一问题与发展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它已经实现了，那么发展的过程就终结了。由此这一问题的意义就显露出来了。因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人的发展和实现都只能在历史过程当中。如果人的实现具有真实的可能性，那么历史自身最终要终结，或者开启一个全新的历程。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依赖于人做何选择。但如果另一方面，人的实现最终不能完成，那么这一概念就具有理想性的规范意义，它将引导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发展是一个生成性的过程，它与历史并存，却从未在历史中完成。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费希特和马克思都认为发展是一个生成性的过程，其目标总是不断被趋近，却从未被真正地获得。

费希特关于人的发展之限度的思考源于关于人的活动的有限性语境。人仅在限制他的语境当中获得发展，但作为一个人，就是要努力克服和超越人的活动的有限性。在费希特看来，人的特质就在于他总是不断地超越外在世界对他的限制，以达到完全的和完整的自由。但因为这种自由并不能在实践层面上完全地实现，因此他仅仅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规范性观念。

在《知识学》中，费希特用一个有趣的讨论支持了这一点。他在工作中运用了诸多抽象的术语，费希特将诸多“确定性”（determinations）区分为形式与内容。完全地发展将同时包括这两个方面的“确定性”。尽管人们的目标是实现，但却并不能真正地获得这种实现，因为自我能够决定它的形式，但不能决定它的内容，因为内容是自我与他周围的环境相互关联的结果。自我只能从与非我的关系当中，而不是直接通过与他自身的关系当中发展出来，因此自我不能超越这种关系。

这个抽象的讨论或可在一个不太抽象的形式当中得以重述。因为实践活动，就其定义而言，是道德，我们可以将这一点放入对人的概念的讨论当中，因为人是一个道德的存在。努力（striving）与无限的欲望相关，与有限的个体向无限的道德趋近相关。因为个人的发展会将环境带入他的操控当中，他通过拓展他的操控范围来发展他的道德行为能力。但正像人们从未能够完全征服外在世界一样，人们的活动半径也从不是无限的。进一步说，如果人的活动在实践上是无限的，结果将使道德成为不可能的。因为道德需要一种阻碍，以对抗人的努力，但在限定当中，外在性被整个地吸纳入人之内并作为内在的对立存在着，由此这种限定消失了。因此实际上道德需要在现实世界中进行不断的实践活动，人是一个近乎理想性的存在，他从未能真正地实现自身。

马克思从来没有就人的发展的有限性给出过详尽的讨论，但他对这一问题的可能的态度是可以推断的。从他的基本信念来看，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人的发展是社会语境的某个功能。关于马克思的这一立场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显然，实践中可能的某种发展是人生存于其中的某种社会的一个结果。正如我们已经反复指出的那样，共产主义社会使得人获得真正的发展，或者使得这种发展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发展过程的终结，因为人的历史只有在人之为人的时候才刚刚开始。

马克思将人视为一种社会存在，其中包含着某种相对性。在表层上说，某种教化的相对性蕴含在发展的事实当中，从而形成某种教化的可变性。但超越了这种教化的相对性，还存在着某种历史性变化的要素。正如马克思所言：“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5]由此，伴随着社会的变迁，社会实现的形式也不能保持不变。相应地，人的发展的完成及其目标都是一个历史的结果，这一发展通过何种方式展开以及如何实际地获得这一目标都包含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至此，马克思与费希特的立场具有了相似性，两者都主张将人的发展的形式和内容与人类的历史连接起来。但马克思不同于费希特的地方在于，马克思更能理解人的发展的形式在某种社会语境当中实际展开的相对性。

问题由此产生，发展能实现某种目的吗？马克思将人理解为社会存在物，因为人依赖于社会语境，所以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至少在两种意义上是否定的：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反复强调再生产的需要与人的需要之间存在差异。人不能超越他的社会条件，无视其被赋予的社会形式。因为他的生理需要依赖于他的周围环境，这是不可超越的，这种生理需要只能在社会语境中才能被满足。因此人的需要也不能超越社会语境。即便我们固有的生理限制无须求助于社会语境，但人仍需要一个社会场所展开人之为人的存在，因为人只有在与人的关系当中才成为人。因为人总要依赖于他的社会语境，因此人不能完全地自我持存或者完全地自由。进一步说，在某种意义上，人不能完全获得一个社会语境的完满组织形式。在社会当中人试图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的努力总是以最完美的自由为目标，并由此与无限制的自我发展的可能性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