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发展黑格尔—马克思的联系感兴趣，他们往往会完善马克思主义伦理—革命实践的一面，而不会对它进行机械的或科学主义的解释。卢卡奇或许是这种借用黑格尔的做法的典型，他把韦伯的文化主义“理性化”，黑格尔的“异化”以及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物化”这个概念。我把这种综合马克思—黑格尔的方法叫作“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目前为止，这本书和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它用全新的方法来利用黑格尔，此书是这方面最全面的著作。在这样做的时候，它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之间那老掉牙的对立。

黑格尔的文本中受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青睐的往往是《精神现象学》，因为这里有主人—奴隶辩证法，而且还使用了“异化”这个概念。很少有人注意到《逻辑科学》，因此也很少有人注意到黑格尔对科学思维的重要贡献。但正是在后面这部著作中，辩证的方法才发挥得最好，而且最适合于以同机械马克思主义（这主要是由第二和第三国际产生的理论）完全决裂的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面。

我的核心目的是要说明，资本的辩证法理论获得了对资本深层结构的知识，这在社会科学中是前所未有的。正是这个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而且让它有了如此之强的解释力潜能。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潜在地是最科学的社会科学，那么它的科学性也完全不同于实证主义（主流经济科学的特征就在于此）。

通过发展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理论，资本的辩证法发展出了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的深层结构理论。这种理论表明，是资本支配了社会生活的扩大再生产。这一点直接让抽象理论和更加具体的分析层次之间的关系成了一个问题，因为经济和社会从来都不是可以人为地分离开的，如此一来，当进入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资本的逻辑，思考它和相对独立的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与实证主义不同，资本的辩证法并没有把科学与批判人为地分离开。正是经济物化使得我们有可能发展出资本的辩证法，同时经济物化正是民主社会主义所要努力摆脱的东西。这并没有暗示一个由完全实现自我的人构成的透明社会，好像一切异化、一切物化都终结了似的，但确实暗示了，为了大大降低巨大的人类耗费，我们让经济生活越来越民主化了，因为那些耗费造成了现存的不平等、不安全以及蔓延的环境破坏，这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资本主义的物化力量产生的。

资本主义时代将会被视为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依赖的是极其粗野的经济机械机制——这个机制叫作“市场”。市场像机器一样协调和转达信息，但是只有在以非常迂回的方式转达非常有限的信息时，市场才是有效的。我们常常认为市场是非常有效率的，但是在未来，我们将会看到它非常没有效率、代价高昂。市场不仅不会考虑社会和环境成本，而且它们也产生了不稳定、不安全、不平等、反社会的自我中心主义、忙乱的生活方式、文化贫瘠、以邻为壑的贪婪，并且还压制差异。

平面化的力量能够确立起狭隘的、压制性的规范，这种规范要么忽视他者，要么认为它是劣等的。在这样的世界里，解构必定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解构为反对压制性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工具，这种意识形态无法辨别、尊重或感激差异性。在一个平面化的力量非常强大的世界里，差异看起来似乎永远都不够多。

即使是德里达，也为21世纪提出了一种“新启蒙”。如果“启蒙”有什么含义的话，它就是使用人类的理性来改善人类的处境。如果世界上只有差异，理性将会完全迷失。正如我已经论证的，在《马克思的幽灵》（1994）中，德里达提出的不是一种新的启蒙，而是一种新的教条主义。这是因为，他是如此沉醉于差异，以致当他要对这个世界做出实质性的论断时，他缺少做这件事的理论基础。结果是，这些论断成了教条的主张，只有德里达这个姓名的权威在支持它们。我认为这强有力地证明了，尽管就解构在差异面前能够唤起一些谦卑而言，它能够像科学的一个小工那样发挥作用，但是依靠其自身，它不能为有关这个世界的知识提供任何积极的基础。

一种新启蒙并不必然羞于使用抽象理论来说明世界，但是它对差异和他者必须有新的敏感，并且对理论自身中所蕴含的力量必须有新的责任，它必须这样使用抽象理论。这恰恰是我在这本书中着手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