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瑞安不同，吉布森-格雷汉姆认同后现代主义，但他们首要的解构行动并不是把经济糅合进政治中。他们坚持认为：如果我们把资本展现为拥有内在逻辑的，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为资本持续的霸权贡献力量，考虑到他们非常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即我这里主张的方法和吉布森-格雷汉姆的方法没有任何共同之处。[83]但是这个结论是错的，因为尽管我们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出的正面药方很不一样，但是在我们诊断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困难时却有大量的重叠。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会拒绝纯粹资本主义理论，但是宇野弘藏的历史分析和他们的一些视角还是潜在地兼容的。这是因为宇野弘藏主义者证明了，在历史分析这个层次上，资本总是复数的，而且它从来都只是部分地控制了历史，也只能部分地评定它对历史的这种控制，而评判方法就是分析各种资本主义（它们和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以及非经济的社会力量是勾连在一起的）的因果效应。

在他们对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的评论中，吉布森-格雷汉姆勾勒了游**于资本主义之中的五个鬼魂（ghosts）。第一个被他们称作“游**于资本主义霸权中的经济差异的幽灵（specter）”[84]。“经济差异”确实游**在资本辩证法的周围，因为一个支配性的商品—经济逻辑要孤立地运行，就需要在理论上把使用价值阻碍和不顺从的物质中立化。正是由于在中层理论这个层次上再次激活了经济差异，这才产生了各不相同的、阶段明确的资本主义，而且正是由于在历史分析这个层次上更深入地再次激活了经济差异，在各种各样的历史结果中规定资本主义的精确作用才变得如此困难。

第二个鬼魂更加明确了经济差异：“游**在商品和市场之中的是非商品的产品和非市场的交换。”[85]如果我们在严格的意义上把“商品”视为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生产的商品，那么世界上大多数产品很可能是非商品的产品，因为世界上大多数生产者都是小资产阶级生产者（佃农、农户、店主、手艺人等）。同样在严格意义上，大多数服务部门的劳动是非商品的产品。最后，大多数家务和志愿劳动甚至更明确的是非商品的产品。在这些“非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中，有一些形式比另一些更容易和资本主义形式结合在一起，而这一点似乎是吉布森-格雷汉姆忽略了的。更重要的是，非市场的交换可以有很多种形式，包括物物交换、礼物—给予、情感交流、口头交流、肢体交流、权利交换、承认交换、**易等，这些交换有一些比另一些更有经济含义，而且有些比另一些在市场之外有更大的潜能。

第三个鬼魂指的是非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86]。在我的框架内，在这里不得不宽泛地使用“商品”，因为资本的辩证法使得下面这一点变得明确了，即只有在资本主义中，商品才是最充实的。但是如果我们宽泛地使用它来指称任何在市场中按照某种规范为了货币而进行交换的产品的话，那么就会有奴隶—生产的商品、封建的商品、以家庭为基础的商品、共同体的商品、协作的商品、罪犯生产的商品、小资产阶级生产的商品等。当然，有益的做法并不是简单地列出所有的差异，而是有策略地把它们理论化，研究非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那些形式，它们为走向民主社会主义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基础。

第四个幽灵，“异质性、每一种经济形式——这些经济形式或许可以叫作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的历史性和单一性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本身的四周游**。每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都是在某一个社会和政治语境中构成的，那种语境化本身就污染了概念的所有纯粹属性或本质的、不变的属性”[87]。我同意“异质性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本身的四周游**”，但是要有这个幽灵，必须先有一个资本主义概念，这个概念在吉布森-格雷汉姆的著作中似乎缺少任何清晰的规定性。对于他们而言，资本主义或许就不存在，或者说如果它确实存在，这也仅仅是因为我们相信它存在。[88]更有甚者，尽管我同意“每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都是在一个社会和政治语境中构成的”，并且也同意这必定“污染了”资本的逻辑，但是接受这些命题并没有阻止我们发展资本的深层结构理论。由此切切实实会引出的是这样的问题，即资本的逻辑理论和那个逻辑所经受各种损害——这些损害来自社会和政治的背景——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与吉布森-格雷汉姆的方法不同，宇野弘藏的方法对于“损害”的程度有非常明确的认识，这是因为他对资本的本性有非常清楚的理解。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幽灵是“资本主义的松散性在资本主义的四周游**”[89]。在这里，吉布森-格雷汉姆对资本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是松散的说得很少，而只是断定，这个事实“适于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概念……它们是解构的目标。就算解构的手段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依然可以在马克思和德里达的文本中找到这些手段”[90]。这些说辞大而无当，尤其是考虑到德里达说过，“我称作文本的那种东西说的是所有被叫作‘现实’‘经济’‘历史’、社会制度的那些结构，简言之，所有可能的指称对象”[91]。由此可以得出的是，解构资本主义这个文本意味着结束它的霸权，而且尽管“手段……并非……显而易见”，我们还是相信“可以找到”手段。“重写”“资本主义的文本”首先意味着转变那些把利润放在第一位，鼓励剥削，创造阶级统治，产生经济危险等之类的结构。吉布森-格雷汉姆提出的“重写”会把复数的资本主义赞颂为资本主义的自在的终结，而这对于在结构上转变资本主义毫无助益。

吉布森-格雷汉姆之所以提出那些解构手段，是因为他们深深地信奉“表现性”。正如他们说的：

书写社会存在和变迁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表象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而言与其说是一个精确性或忠实性（忠实于我们描述的或试着理解的那种东西的“真理”）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表现性”的问题。当我们讲述一段故事，表象一种社会实践或社会形态的时候，我们要构建什么样的社会，并赋予它表象力？[92]

他们并没有提出“表象力量”理论，但是他们假定表象的力量非常大，并且因为过去人们忽略了它，“扭转成见”就显得非常好。但是如果太强调表象的力量，就会创造许多困难。第一，这会导致我们认为离开我们的表象，任何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尽管语言和现实毫无疑问地在某种程度上是彼此蕴含的，它们同时还是有部分差异的。第二，我们或许无法考虑到语言和现实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关系是不同的。例如，我已经证明它们在资本主义理论中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第三，我们也许过度强调了下面这一点，即改变我们表象事物的方式，将会有助于改变被表象的事物。第四，我们或许无法触及真实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和我们希望存在的东西是不同的，后者是由我们的表象方式勾画出来的。第五，它会给理智产生这样的幻象，即理智仅仅通过在语词中“重写资本主义”就有力量改变资本主义。无差别地强调表现力会陷入这些困境，并使得表象的力量凌驾于其他社会力量之上，我把这种做法称为“表现主义”。

不幸的是，吉布森-格雷汉姆的新鲜的、令人激动的文章都笼罩着过度的表现主义。如果社会是一个话语过程的暂时的、不稳定的，“复杂的非统一体”[93]，那么就会很难解释，尽管我们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已经付出了赫尔格力斯般的努力，但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能持续存在这么长的时间。我无法看到吉布森-格雷汉姆在他们的框架内如何能够发展出持续性的理论（持续性是说资本主义经过了不同发展的阶段）。

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些过度强调资本主义的垄断霸权，我相信最近一些年有一些摆脱这一点的强烈活动。从汤普森（E．P．Thompson）到阿尔都塞，几乎所有人都长时间地攻击经济还原论，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现在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复杂性和去中心化、对差异一般更加敏感了。

下面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即“由于提供了将要被反抗和改变的东西的意象，表象资本主义是反资本主义想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94]，这也是我为什么与吉布森-格雷汉姆的视角过不去的原因。他们完全忽视了使得资本主义如此持久的那种物化力量，并且宽泛地过度强调了“经济表象的表现力量”[95]，就好像它在想着要变成这样一样。什么是资本主义？如果资本主义只是“一种不可还原的独特性”，那么我们就不能“假定资本主义的工厂对利润最大化感兴趣”，如此一来，资本主义的工厂还有什么特点就是不清楚的。单个资本家的工厂或许有各种各样的短期利益，这些利益和表象、市场占有率、“满意度”、打压竞争对手、维持劳动关系等有关，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长时期内，资本主义工厂必定对利润感兴趣。吉布森-格雷汉姆提到了“资本主义的临时的、不稳定的统治（如果非要认为这种统治存在的话）”[96]。资本主义是不是统治性的呢？如果不是，那么有组织地反资本主义的策略就是没有见地的。

尽管吉布森-格雷汉姆对于经济是什么、资本主义是什么以及它们是否存在是模糊的，但是他们坚信不应该像后现代的思想那样忽视经济。“除非明确地把经济全部写出来，或者直到解构地或积极地重写它，它会把自己写入每一个社会理论的文本中。”[97]但是如果它没有自身的逻辑，而只是另一个或许都不存在的“复杂的非统一体”，资本主义的经济如何把自己写入每一个文本？建构纯粹资本主义的辩证逻辑之所以是可能的，这恰恰是因为，资本在一定意义上能够并且确实把“自身”写进了社会的文本。

吉布森-格雷汉姆为下面这个事实惋惜，即在以资本为中心的理论中，“社会发展的复杂过程，如商品化、工业化、无产阶级性、国际化，是作为资本主义的鲜明特征，而不是作为唯一的、去中心的规定，才变得更加容易辨认”[98]。但是当在历史分析的层次上看待它们的时候，这些复杂的过程作为一个事实，并不只是资本逻辑的一个函项，也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相反，它们的发展并不是不平衡的，而是彼此相关的，而且还和资本主义这个整体相关。要想真正理解这些发展，我们必然会需要资本的逻辑理论，并彻底分析这个逻辑部分地反映于其中的那个独特的语境。

吉布森-格雷汉姆非常强调，“多重决定”是一个摆脱了一切“本质主义”的概念，他们认为所有的本质主义都是应该被拒绝的。吉布森-格雷汉姆追随雷斯尼克（Resnick）和沃尔夫（Wolff），提出了如下论断：“多重决定”的基本前提“涉及对统一体的理解，即统一体的构成是逐步的、有差异的，而不是先于它们的语境而存在的，它并没有一个不变的核心”[99]。但这些是仅有的选择吗？在历史分析这个层次上，统一体是“逐渐地、有区分地构成的”，同时资本复杂机制的内核部分地反映在那个过程和这些统一体的谈判、妥协的过程中。在纯粹资本主义的语境中，内核是不变的，它是动力机制，其他统一体都和它相关。在历史分析这个层次上，内核只是部分地规定了统一体，但是它却指引着我们理解：在发展进程中，部分受损的逻辑与统一体有着怎样的关系。

缺少一个确定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理论，吉布森-格雷汉姆往往把差异视为自在的终结。多种资本主义比一种资本主义更美好，非资本主义经济差异的扩张被视为“重写资本主义”的关键。在大街上的行乞、大量的小混混、强迫的劳动都是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差异，但是它们对重写资本主义有什么贡献呢？“创造一个阶级差异能够在其中繁荣起来的备选经济未来”是他们表现主义策略的重要目标吗？我们想要的只是具有更大的差异性的资本主义和更多样的剥削形式吗？真像吉布森-格雷汉姆说的，因为全球化有助于在第三世界产生更多的小资本家阶级，因此全球化就是好的吗？[100]

吉布森-格雷汉姆断定，他们认识资本主义的表现主义视角是由女性主义者把性别身份重新视为一个理论问题引发的，他们甚至没有考虑到性别身份和资本主义的身份之间会有差异，而且这些差异会让相似性非常成问题。性别身份受到了成规的限制，这些成规尤其容易受拙劣模仿和其他表现性攻击的干扰。更有甚者，性别身份是一个强有力的例子，可以用它来支持，差异是一个自在的终结。如果资本主义确实有一个内在逻辑，这个逻辑是自我主动物化的力量，那么这就造就了资本主义的“身份”和性别身份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异，因为在性别身份中，意识形态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拙劣的模仿在某些情景下或许会移除、削弱性别上的成规，而拙劣地模仿资本主义往往只会加强它，如果要把各种各样的笑声都变成娱乐的标志，这种失策反而会让愤怒四散开来。就像我怀疑的，如果性或性别本体和资本本体是不同的，那么不加批判地借用和模仿就只会混淆事实，而不能澄明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