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找出证据证明，在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至少有三个分析层次，它们在表面上看起来和宇野弘藏的政治经济学是相似的。这三个抽象层次是纯粹经济理论、社会经济学或经济社会学，以及经济史。[28]纯粹经济理论使用了非常抽象的经济概念，经济之外的所有杂质都被过滤掉了，由此可以孤立地、纯粹地思考经济。中间层次的经济社会学恢复了经济之外的因素，这个层次是用理想类型考察经济的政治维度和文化维度，但这种考察依旧处在很高的一般性层次上。经济史可以使用中间层次上的理想类型，但是现在必须在具体的文化语境和具体的历史事实中思考它们。

韦伯认识到了我称作“逻辑的—历史的方法”[29]的危险：

无论如何，没有比源于自然主义的偏见对理论和历史的迷惑更加危险的了。这种迷惑首先表现在这样的信念中，即理论描绘了“真的”内容和历史现实的本质；或者其次表现为：把这些理论建构当作一张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把历史强按在这张**；或者最后表现为：把这样的“观念”具体化为真实的“力量”和“真的”现实，它们在流逝的事件背后发挥作用，把自身在历史中实现出来。[30]

毫无疑问，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很多和第二国际有联系的并且也是韦伯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抽象的经济法则直接运用到历史之中，这或许就是尽管边际效用理论在原则上也可能被直接运用于历史之中，韦伯在抽象经济理论这个层次上依然拒绝使用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原因。相反，宇野弘藏的方法把资本的逻辑视为在资本主义历史中发挥作用的一个唯一强大的力量；而且在历史这个层次上，资本的逻辑只是被部分地打破了，和众多支持、反对它的力量混在一起了。因而，尽管把历史还原为资本逻辑的实现是一个错误，那个逻辑在历史中还是发挥作用的，尽管在运作时，它要反抗人设立的制度，并由此变成了一个更宽松的、不完整的逻辑。

按照韦伯的观点，他有时称为“纯粹经济理论”，有时称为“精密经济理论”或“抽象经济理论”的东西，“为我们提供了在商品—市场上正发生的事情的理想图画，这里说的商品—市场是按照交换经济、自由竞争和严格理性行为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条件中的商品—市场”[31]。由此可以得出，市场只是社会现实的一个方面，但是通过抽象和强调其主要特征，我们能够构建一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虽然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但是只要市场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它都能说明这些市场现象。纯粹市场经济这个理想—类型指引着我们理解经济行为。

韦伯为后来的经济学家留下了纯粹经济学理论。他从奥地利的边际主义那里自由地抽取出概念，但是他自己并没有试图建构一种纯粹经济学理论。对于韦伯而言，纯粹经济理论的那些理想—类型是最“不真实”的理想—类型，因为它离历史中的具体事件最远。[32]同时，由于假定了“严格的、无误的理性行为”，它们还是“理想—类型”的范例[33]。正如前面引用的，纯粹经济理论假定了“交换经济、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性行为”[34]，而这样的假设“和现实几乎是完全不一致的，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和它近似”[35]（强调为笔者所加）。举例来说，按照韦伯的说法：“对于经济理论的目的来说，正是边际消费者规定了生产的方向。事实上，考虑到权力的现实分配，在现时代，这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才是真的。”[36]纯粹经济学的理论家为了建构一种类似于乌托邦的“内在一致的体系”[37]，抽取出纯粹的经济变量，他们忽略了政治和权力。这种内在一致的抽象体系可以产生定量法则，如规定价格的理论，但是对于韦伯来说，这个理论只是说明“交换的一般方面和市场上的技术”的“第一步”[38]。这是因为他的主要兴趣是去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独特性，他发现在中层经济社会学这个层次上能最好地做到这一点。至关重要的问题与其说是价格在技术层面上是如何形成的，不如说是“今天交换大规模存在这个具体历史事实的文化意义”[39]。

在如何研究“纯粹经济学理论”这一点上，韦伯和宇野弘藏的政治经济学之间有深刻的差异。对于韦伯来说，边际主义者已经充分发展的抽象经济学理论只是第一步。抽象的经济学理论只是一个系统的理想—类型“乌托邦”，它假定了严格理性的经济行为，他能自由地利用这种行为来建构他的中层社会学。相反，宇野弘藏的政治经济学断定，是某些内在的机制和必然的内在联系让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有了独立性，我们能够用辩证法制定这些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至关重要的机制和联系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