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约瑟夫·雷文对卢卡奇著作的评论，载《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Archiv f.d.Gesch.des Sozialismus u.d.Arbeiterbewegung）第11卷，227页，1925。

[45] 《青年黑格尔——论辩证法与经济学的关系》，苏黎世—维也纳，1948（Der Junge Hegel.über die Beziehung von Dialektik und ?konomie，Zürich-Wien，1948）。

[46] 参见本文第三部分给出的内容阐述以及前面提到的弗里茨·贝伦斯的文章。

[47] 卢卡奇对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评论，载《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第11卷，220页，1925。

[48] 卢卡奇对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评论，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第11卷，224页，1925。

[49] 也可参见卡尔·马克思：“意识的这种外化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也有肯定的意义。它不仅对我们有这种肯定的意义或者说自在地有这种肯定的意义（所以，这对马克思来说也是一样的——作者注），而且对它即（这里所论述的——作者注）意识本身也有这种肯定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0]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tsein，S.145f.

[51]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2] Georg Lukács，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tsein，Malik-Verlag，Berlin，1923，S.146f.

[53] a.a.O.，S.221.

[54] Georg Lukács，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tsein，Malik-Verlag，Berlin，1923，S.221.

[55] a.a.O.，S.220.

[56] Georg Lukács，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tsein，Malik-Verlag，Berlin，1923，S.223f.

[57] 毛里斯·瓦特尼克（Morris Watnick）在《苏联调查》（Soviet Survey，London，Jan.-March 1959，No.27）中批评了我对卢卡奇的阐述。他认为，我的阐述忽略了卢卡奇学说的精华部分。在我看来，似乎由于这个关系，他把我划归到了那些认为卢卡奇从《历史与阶级意识》一直到1956年参加匈牙利知识分子反抗只是直线性发展、没有任何转折改变的作家行列。与此相反，瓦特尼克以格言的形式概括了他的观点：“卢卡奇最初是作为‘离经叛道者’而获得声誉的，因为他是比列宁本人更彻底、更复杂的列宁主义者。”（同上书，81页）瓦特尼克的批评促使我更加准确地表达我的观点。虽然在我看来，《历史与阶级意识》仍然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哲学成就，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赞成，该书所阐释的理论（特别是阶级意识理论以及直接为列宁所继承的、唯心主义地合法化的组织理论）必定会导致更少的极权主义的政治后果，如果它成为党的实际政策的基础的话。我也能够接受前面引用的瓦特尼克的表述，但它却依赖于我本人所断定的、苏联理论家在现实中运用黑格尔主义属于禁忌这样一条路线。然而，我不赞同瓦特尼克把列宁主义的党的正统学说与卢卡奇的敌对性归结为纯粹的“偶然”，正是这种偶然促使列宁接受了一种原始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因而导致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教条化。面对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卢卡奇显然会陷入到明显的矛盾中。这种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它历史地、特别是在心理学上这样阐明了自身：半机械论的唯物主义不仅接近于工人的技术经验世界［这是《唯物主义与革命》（Materialismus und Revolution）一书中让-保罗·萨特（J.-P.Sartre）的观点］，而且更接近于内战策略的主导思想。对列宁及其历史环境来说，它比阐释性的、理解性的辩证法思想更加适合。

[58] Georg Lukács，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tsein，Malik-Verlag，Berlin，1923，S.136.

[59] a.a.O.，S.146.

[60] Georg Lukács，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tsein，Malik-Verlag，Berlin，1923，S.161.

[61] a.a.O.，S.215.

[62] Georg Lukács，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tsein，Malik-Verlag，Berlin，1923，S.195.

[63] Ebenda.

[64] Georg Lukács，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tsein，Malik-Verlag，Berlin，1923，S.235f.

[65] 虽然科尔施在其著作的第2版中声称，他并不“十分清楚——除了许多共性之外——介于卢卡奇与我之间的、我们的理论倾向的实际影响力，而不只是那些‘个别’存在的意见分歧（1923）”，但是“尽管如此”，他却“坚持了主题，坚持了对旧的和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马克思正统学说的批判立场，客观地讲，即便现在也依然与卢卡奇处于同一阵营中”（4—5页）。

[66] 西格弗里德·马克（Siegfried Marck）从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批判了卢卡奇。参见a.《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新批判观与新黑格尔观》，载《社会》第1卷，第6期，573—578页（“Neukritizistische und Neuhegelsche Auffassung der Marxistischen Dialektik，”in Die Gesellschaft，Jg.1，Nr.6，S.573-578）和《现代思想中的辩证法》第1卷，图宾根，1929，第3章第3节（Die Dialektik im Denken der Gegenwart，Bd.1，Tübingen，1929，3.Kap.3）；b.《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历史辩证法》（“Georg Lukács’ Historische Dialektik”）122—129页和《与卢卡奇的论争》（“Auseinandersetzung mit Lukács”）130—135页。在他的《作为政治哲学的新人道主义》（苏黎世，1938）（Der Neuhumanismus als Politische Philosophie，Zürich，1938）中，马克思再次批判地提到了卢卡奇。

[67] Internationale Pressekorrespondenz，Jg.5，Nr.34，1925，S.501.

[68] 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季诺维也夫（Sinowjew）于1924年6月19日在《论共产国际的行动与策略的报告》（Bericht über die T?tigkeit und Taktik der Komintern）中所做的批判。譬如，他在报告中指出，“如果匈牙利的卢卡奇同志在哲学与社会学领域做了（与以前所谓的‘修正主义者’——作者注）同样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决不姑息……在德国共产党中也有同样一股思潮。格拉齐亚德（Graziadei）同志（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被归咎于他——作者注）是教授，科尔施也是教授（插入的呼喊：卢卡奇同样是教授）。如果还出现这样一些教授，并且兜售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情况将会大为糟糕。在我们的共产国际中，我们不能不加惩罚地容忍这种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国际新闻通讯》第4卷，1924，第79期，1924年7月2日，968页（Internationale Pressekorrespondenz，4.Jg.，1924，Nr.79，2.7.1924，S.968）］。不久前已经发表了一篇有关季诺维也夫讲话的报道（1924年6月28日的第76期，931页）。

德波林的“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同卢卡奇与科尔施的马克思阐释毫无共同之处，这是由于，德波林早在《工人文学》杂志中就对卢卡奇进行过激烈的批判，这显然不能从策略上的考虑出发来予以解释［《工人文学》，第10期，1924年10月，615—640页（Arbeiter-Literatur，No.10，Oktober 1924，S.615-640）］。德波林及其团伙（就我对此所能评判的而言）只是在由恩格斯和列宁所预先确定的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题目范围之内更为强调辩证的因素，而没有从原则上把包含意识要素的社会历史整体与外在的（为人所抽象地思考的）自然区分开来。因此倒不如说，他们在事实上更接近于体系化者黑格尔，而面对着官方的批判，卢卡奇与科尔施的“罪责”事实上更是在于，他们复兴了青年马克思。

[69] 参见［苏］米丁：《论哲学讨论的成果》，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5卷，171—213页，1931（Mitin，über die Ergebnisse der Philosophischen Diskussion，in Unter dem Banner der Marxismus，5.Jg.，1931，S.171-213），特别是第三部分《德波林集团带有孟什维克烙印的唯心主义》（Der Menschewistisch Gepr?gte Idealismus der Deborinschen Gruppe）193—207页，以及第四部分《哲学中两大阵营斗争的任务》（Die Aufgaben des Zweifrontenkampfes in der Philosophie）207—213页。

[70] 从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出发来阐释马克思主义，这尤其通过巴黎手稿《国民经济学与哲学》的出版而得到了推动。它的一部分初次发表于1931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年刊的256—275页（“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年后，这部未完成的手稿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 1第一部分第3卷）和克勒纳出版社（朗兹胡特与迈耶尔（Landshut-Meyer））的《马克思著作选》中同时发表。在1923年，卢卡奇与科尔施只能依靠（不够充分的）梅林的《遗著选》，不过其中也包含着大量早期付印的著作。人们不能忘记，马克思早期的大量著作都是可以获致的［例如《德法年鉴》中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独立成册的《哲学的贫困》（1847年），《神圣家族》（1845年）］。然而，尽管这些早期著作在西方世界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但它们却被苏联党的正统学说轻视为马克思在前科学的青年时期犯下的罪过。因此，实现对马克思后期著作的更深刻理解的道路被隔断了。在我后面会提到的、列斐伏尔发表于《现代》杂志的文章提到，在刚刚发现了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之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讨论就连在党的范围内（1945年后）都是何等的成果卓著，而在斯大林、日丹诺夫为代表的苏联意识形态和“苏联科学”的影响下，这一情况又是如何发生剧烈改变的。

[71]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72]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73]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我的演讲《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要求》，载《基督徒抑或布尔什维主义者》，斯图加特，1957，克勒纳出版社（“Der Wissenschaftsanspruch des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in Christen oder Bolschewisten，Stuttgart，1957，Kr?nerverlag）。但那里所采取的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的立场，如今我是不会再坚持了。

[74] 《德国哲学杂志》第4卷，第5期（该期遭到查禁），561页。

[75] Gro?e Sowjetenzyklop?die，Reihe L?nder der Erde I，Deutschland，Berlin，1953，S.277.

[76] A.Schdanow，über Kunst und Wissenschaft，Berlin，1951，S.84 （俄文版初次发表于Voprosi Filosofii，Jg.1947，Heft 1）。

[7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9—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8]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2.Aufl.1931，S.34f.

[79] 摘引自《现代》，1957年7—8月，126—127页。

[80] Neue Zeit，XX，1，S.68ff.

[81] 《青年黑格尔——论辩证法与经济学的关系》，第一版：苏黎世—维也纳，1948；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特许版：柏林，1954。我所援引的是第一版。也可参见关于该书的两篇书评，我本人的书评载于《哲学文献辑录》第2卷，第2期（1950）［Philos.Literaturanzeiger，2.Jg.，Heft 2（1950）］；赫尔曼·吕伯（Hermann Lübbe）的书评《论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的阐释》（“Zur Marxistischen Auslegung Hegels”，同时还有恩斯特·布洛赫的评论《主体—客体》，载《哲学瞭望》第2卷，第1/2期，1954/1955，38—60页（Philosophische Rundschau，2.Jg.，Heft 1/2，1954/1955，S.38-60）。

[82] Jenenser Realphilosophie，Bd.2，S.232.

[83] 正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如何极不恰当地阐释“哲学的实现”，清楚地体现在D.贝尔格纳（D.Bergner）与W.雅恩（W.Jahn）的表述中：“当马克思谈到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时，这意味着，无产阶级通过其革命行动消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因为它认识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是历史的必然。换句话说，哲学理论在适当地认识到历史规律性的意义上‘实现了自身’，变成了革命实践。”［《新教学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运动》，100页，柏林，1960（Der Kreuzzug der ev.Akademien gegen den Marxismus，Berlin，1960，S.100）］事实上，马克思在引文处对哲学的理解，他本人已经阐释得再清楚不过了：一种“阐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理论”，因而也就是他的人道主义。哲学的实现并不意味着实际运用历史规律性知识，而是世界的人化。只有“消灭无产阶级”才是实现这种人化的前提。

[84] 《主体—客体——评黑格尔》，柏林，1955（Subjekt-Objekt，Erl?uterungen zu Hegel，Berlin，1955）。参见H.H.霍尔兹（H.H.Holz）的书评，载《德国文学报》（Dt.Literaturzeitung）第73卷，518—521页，以及赫尔曼·吕伯的载于同期《德国文学报》上的书评。我的书评载于《哲学文献辑录》第7卷，1954/1955，214—225页。

[85] 参见合著《恩斯特·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Ernst Blochs Revision des Marxismus）（柏林，1957）及舒尔兹、霍恩、古尔斯特、汉德尔、洛赫豪森、瓦尔（Schulz-Horn-Gurst-Handel-Rochhausen-Wahl）等人组成的集体编写组为反对恩斯特·布洛赫的学术论文《进步概念辨析》（Differenzierungen im Begriff Fortschritt）（柏林，1956，载《德国哲学杂志》第5卷，1957，82—90页）所进行的论战［该文现在也收于：《图宾根哲学导论》（Tübinger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第1卷，美因兹畔的法兰克福，1963）］。

[86] G.W.F.Hegel，Jenenser Logik，in S?mtliche Werke，Band 18，Leipzig，1923，S.196.

[87] 参见上面所提到的论战，载《德国哲学杂志》第5卷，82—90页，1957。

[88] 参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除永恒变化着的、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了。……我们还是确信：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的，它的任何一个属性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因此，它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自己在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某个地方和另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3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就在几页之前，恩格斯有意识地联系了古代（特别是赫拉克利特）的循环理论（856页）。当然，这一循环理论又使得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尊崇的对无限过程的信念失去了效力。他在那里认为，“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9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由于人类生活的延续是有限的，而未来人类必定像我们最初的祖先那样重新开始，所以，人类的认识也永远处于这一过程中，恩格斯应该可以与他所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在关于认识界限的知识中真正达成一致。

[89] Vgl.Eric Weil，Hegel et l’Etat，Paris，1950.

[90] Enzyklop?die，3.Aufl.，§545.中文可参考［德］黑格尔：《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三部分》，杨祖陶译，3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1] Eric Weil，Hegel et l'Etat，Paris，1950，S.77.

[92] Bloch，a.a.O.，S.219.

[93] 也可参见前面所援引的D.F.施特劳斯的表述，S.77，Anm.1.

[94] In Dt.Ztschr.f.Philosophie，Berlin 2.Jg.，1954，Heft 1，SS.69-112，und Heft 2，S.344-383.

[95]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在格洛普的观点中所表达的历史哲学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一致的，只不过伟大思想家的思辨唯心主义被政治家斯大林所谓的唯物主义所取代。哲学的全部过去正是从这种终结出发才获得了它的意义。

[96]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卡尔·马克思与现代思想的发展》（Karl Marx und die Entwicklung des Modernen Denkens），柏林，1950；在此期间，这本书被作者——更加谨慎、更加正统——关于经典作家的伟大传记《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与著作/第一卷（1818—1844）》（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Leben und Werk，1.Bd.1818-1844）（柏林，1954）所超越。但是，这部著作也在东方出版界部分地遭到了尖锐的批判。但是，M.弗里兹汉特（M.Fritzhand）在其312页被引用的文章中提到，这是在对青年马克思普遍低估的风潮中唯一值得称道的例外。

[97] 在《论哲学史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Zu Fragen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und des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柏林，1958年）一书中，格洛普更为谨慎地指出，“唯心主义通常是由反动阶级所代表的，这一阶级为阶级统治……进行辩护以反对进步的或者革命的运动……”“与之相反，唯物主义通常是那些关心生产力发展、反对阻碍发展的统治形式的阶级或阶级派别的哲学……”格洛普还明确地补充了这样的警告：“因此，并不能简单地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被剥削阶级的哲学，相反，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剥削阶级的哲学——这种模式并不符合事实……”（49页）所以，虽然唯物主义者总是代表社会的进步，但却并不总是代表被剥削阶级，因为这些阶级并不必然直接代表进步。通过这样一种区分，格洛普试图使他的二元世界观模式更好地适应于历史现实。

[98] 据我所知，麦克斯·阿德勒是第一位反对这样一种黑格尔阐释并指出黑格尔的伟大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现实中来描述观念——这恰恰是黑格尔本人的勇敢行动。当然，它并不在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庸俗观念所借以流传下来的笨拙方式——现实仿佛应该蒸发到观念中，而是在于那种新颖的、成熟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直接的现实及其全部内容以及极富力量的当下性被看作是自我发展的观念的生动鲜活性。现实不再是纯粹散发霉味的、被动的对象，不再是思想的沉淀，而是精神、世界精神在其合乎规律的行动中的持续有效性……”（《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Marx als Denker），柏林，1925，1908年第1版，38—39页）在下一段中，阿德勒直截了当地把黑格尔称为“老师”，正是黑格尔引导马克思“把现实视为有其自身规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万物都是通过其内在动力而自我组织，从而把自己推向前方……”（《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Marx als Denker），柏林，1925，1908年第1版，39页）阿德勒在那里清楚地看到了黑格尔的实在论与在青年黑格尔派——他们用一种理性的应有来对抗非理性的现实——那里再现的主观唯心主义之间的区别；他确定，当马克思坚决地进一步发展黑格尔的立场，从而超越黑格尔本人时，他就充分发挥了黑格尔的优越立场而反驳了青年黑格尔派。

[99] R.O.Gropp，“Die marxistische dialektische Methode und Ihr Gegensatz zu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Hegel，”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2.Jg.，Heft 1，1954，S.74.

[100] Ebenda.

[101] R.O.Gropp，“Die marxistische dialektische Methode und Ihr Gegensatz zu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Hegel，”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2.Jg.，Heft 1，1954，S.75.

[102] Ebenda.

[103] 《德国哲学杂志》第2卷，1954年，第3期；编辑部的一篇文章揭开了讨论的序幕；第2卷，第 4期，奥古斯特·科尔纽（柏林），弗里茨·贝伦斯（莱比锡）；第3卷，第1期，沃尔夫冈·舒巴特（柏林）；第3卷，第2期，艾尔哈特·阿尔布莱希特 （格赖夫斯瓦尔德），沃尔夫冈·孟克（柏林）；第3卷，第3期，法国共产党人哲学家工作组批判委员会；第3卷，第6期，约瑟夫·施莱夫施泰因（莱比锡）；第 4卷，第2期，赫尔姆特·赛德尔与克劳斯·盖伯勒（莫斯科）；第4卷，第3期，约阿希姆·霍普纳（莱比锡），伊林·费彻尔（图宾根），尤根·库斯金斯基（柏林）；第4卷，第5期 （被取消），沃尔夫冈·哈里希（一篇长文的第一部分）。由此，讨论结束，而编辑部并没有像它所主办的另外两场讨论那样明确宣布这一点。

[104] R.O.Gropp，“Die marxistische dialektische Methode und Ihr Gegensatz zu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Hegel，”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2.Jg.，Heft 1，1954，S.349.

[105] 2.Jg.，Heft 4，S.995.

[106] Dea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3.Jg.，Heft 2，S.225.

[107] a.a.O.，S.226.

[108] 譬如，在讨论结束后，阿尔布莱希特在一场激烈的论战中也研究了我的论文。他在那里阐释的论据体现出的对基本路线的忠诚，绝对可以被视为对这里所探讨的争鸣文章中的“背离”错误所做的补偿 （《德国哲学杂志》第5卷，1957，第4期，424页及以下）。

[109]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5卷，235页。

[110] 在《论从黑格尔向马克思过渡的几个错误观点》（“Zu Einigen Irrigen Auffassungen des übergangs von Hegel auf Marx”）这篇同样是在讨论结束之后发表的文章中，约阿西姆·霍普纳把我对卢卡奇所做的辩护驳斥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达。接下来，他显然必须在那里承认，类似的观点也可以在库斯金斯基甚至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那里找到（《德国哲学杂志》第4卷，1956，第 5/6期，627—641页，它起初也打算作为围绕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讨论文章，在同年“消失了的”第5期中，它紧接着哈里希的文章发表于“争鸣”一栏中）。霍普纳在文中向我表达了这样的敬意，他认为我是除了G.A.威特（G.A.Wetter）之外的“反教皇主义的微型耶稣会士”（《德国哲学杂志》第5卷，第3期，327页及以下）。

[111] R.O.Gropp，“Die Marxistische Dialektische Methode und Ihr Gegensatz zu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Hegel，”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2.Jg.，Heft 1，1954，3.Jg.，Heft 3，S.357.

[112] a.a.O.，S.355.

[113] R.O.Gropp，“Die marxistische Dialektische Methode und Ihr Gegensatz zu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Hegel，”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2.Jg.，Heft 1，1954，3.Jg.，Heft 6，S.717.

[114] 参见［法］让·希波利特：《〈资本论〉结构研究与马克思作品的几个哲学先决条件》，载《马克思与黑格尔研究》，巴黎，1955（Jean Hyppolite，“De la structure du Capitalet de quelques présuppositions philosophiques de l'oeuvre de Marx，”in Etudes sur Marx et Hegel，Paris，1955）。它是这位法国最为知名的黑格尔专家的一部文集，非常值得译为德文。

[115] Georg Lukács，Der Junge Hegel，Berlin，1954，S.459.

[116] 主要参见I.基拉毕齐的文章《对黑格尔哲学遗产的评价》，载《共产党人》，1956年第17期 （I.Chljabitsch，“Zur Einsch?tzung des Philosophischen Erbes Hegels，”in Kommunist，Jg.1956，Heft 17）。哈里希可能已经在俄文原文或者译文手稿中读到过它。德文本于1957年5月首次发表于《苏联科学—社会科学文集》（Sowjetwissenschaft，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liche Beitr?ge）的430—448页。基拉毕齐把对黑格尔的片面谴责回归到了更为适中的程度，他反对“对黑格尔及其辩证方法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441页）。按照第二十届党代会的指示和消除个人崇拜影响的举措，基拉毕齐明确要求纠正把黑格尔哲学视为贵族对法国唯物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理想的反动表达这一公式，该公式不仅可以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找到，而且可以在《简明哲学辞典》（Kurzes Philosophisches W?rterbuch）中找到。但是，从原则上讲，基拉毕齐并没有超越传统的列宁主义。他把黑格尔体系看作是一个采石场，人们可以在其中选取适用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体系的范畴。

这也适用于在此期间存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官方教科书，即由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Grundlageń der Marxistischen Philosophie）（德文版，柏林，1959）以及由克劳斯（Klaus）、康星（Kosing）和雷德洛夫（Redlow）撰写的、以单独分册形式出版的《科学的世界观》（Wissenschaftliche Weltanschauung），它的第一分册同样在1959年出版。尽管在这两部著作中可以看到对黑格尔成就的“认可”，但是，折衷主义的态度以及关于反动体系与革命方法的传统公式依然保留着。黑格尔的《逻辑学》被高度评价为“包含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自然发展理论的缺失，以及——作为新的指控内容——历史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学说（84页）都遭到了批判。最后又批判了新黑格尔主义，它“再次……复兴了一切表明黑格尔体系消极性的东西”。在德文版的教科书中，黑格尔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受到了特别的颂扬，另外，对黑格尔的“尊崇”并没有压过对体系内容的贫乏陈述以及对其唯心主义性质的说明。从政治上讲，黑格尔哲学由于断言了历史发展的终结从而在现实中为“反动的普鲁士现状作了辩护”（32页）。所以，即使在这里也根本不可能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做出恰当的评价。

[117] R.O.Gropp，“Die marxistische Dialektische Methode und Ihr Gegensatz zu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Hegel，”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2.Jg.，Heft 1，1954，S.349.

[118] 然而，也可参见关于黑格尔与法国大革命关系的彻底而全面的论述，［德］约阿西姆·雷特：《黑格尔与法国大革命》，北莱茵—威斯特伐伦州研究工作组，《人文科学》63卷，科隆与奥普拉登，1957（现在也可参见法兰克福1965年版）（Joachim Ritter，Hegel und die Franz?sische Revolution，Arbeitsgem.f.Forschung des Landes Nordrhein-Westfalen，Geisteswiss.Bd.63，K?ln und Opladen，1957）。

[119] 到目前为止，反对布洛赫与卢卡奇的论战仍然呈愈演愈烈之势。例如，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33届全体大会上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库特·哈格（Kurt Hager）试图在会上洗刷自己没有采取足够彻底的反对布洛赫立场的嫌疑。例如，中央委员会全德劳动部领导人保尔·威尔纳（Paul Verner）阐述道：“他（布洛赫）说：‘自由与真理是亲缘概念。自由的实践是自由的社会主义。’所以，右倾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就宣布了自由的社会主义。布洛赫进一步写道：‘自由的理论就是真理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无限友善性必须得到实现［在此，“友善性”这个术语是从贝尔特·布莱希特（Bert Brecht）的语汇中借用的——作者注］。’同志们，这是哈里希（Harich）与扬卡（Janka）反革命集团的理论平台，他们的目的在于，破坏民主德国中工人与农民的力量，从而最终消除工人与农民……”［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33届全体大会，载于《议会》周报副刊，1957年12月18日（Das 33.Plenum des ZK der SED，in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18.12.1957）］。

在大量题献给布洛赫的文章中，我只列举如下文章：［苏］R.O.格洛普：《反教条主义幌子下的唯心主义的误导》，载《新德意志报》，1956年12月19日（R.O.Gropp，“Idealistische Verirrungen unter Antidogmatischem Vorzeichen，”in Neues Deutschland，19.12.1956）；［苏］R.O.格洛普：《神秘的希望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载《论坛》副刊，1957年3月2日版（R.O.Gropp，“Mystische Hoffnungsphilosophie ist Unvereinbar mit Marxismus，”in Wiss.Beilage des Forum，2.M?rz-Ausgabe 1957）；［德］库特·哈格：《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载《论坛》，第3/4期，1957年2月（Kurt Hager，“Der Kampf Gegen Bürgerliche Ideologie und Revisionismus，”in Forum，No.3/4，Feb.1957）；［德］ 海尔曼·莱：《恩斯特·布洛赫与黑格尔体系》，载《统一》，第3期，1957，327—335页（Herrmann Ley，“Ernst Bloch und das Hegelsche System，”in Einheit，Heft 3/1957，S.327-335）。

[12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认为，理论家对党组织的这种体制依赖性越少越好。在不久前才首次于东柏林出版的他与奥古斯特·倍倍尔的通信中，有几处表达了这一思想。例如，恩格斯在1891年5月1—2日的信中写道：“你们曾企图强行阻止这篇文章发表，并向《新时代》提出警告：如再发生类似情况，可能就得把《新时代》移交给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管理并进行检查，从那时起，由党掌握你们的全部刊物的措施，不由地使我感到离奇。既然你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那你们和普特卡默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这对我个人来说，倒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要讲话，任何国家的任何党都不能迫使我沉默。不过，我还是要你们想一想，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点普鲁士作风，岂不更好？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这样，对种种不愉快的事，只好采取容忍态度，而且最好泰然处之，不要急躁。……执行委员会和你本人对《新时代》以及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应该保持着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们也应该而且可以以此为满足。《前进报》总是夸耀不可侵犯的辩论自由，但是很少使人感觉到这一点。你们根本想象不到，那种热衷于强制手段的做法，在国外这里给人造成何等奇怪的印象，在这里，毫不客气地向党的最老的领导人追究党内责任（例如伦道夫·邱吉尔勋爵向托利党政府追究责任），已是司空见惯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8卷，88页）一年半后，恩格斯说得更加清晰，“依赖他人，即使是依赖一个工人政党，也是一种痛苦的抉择”，他在1892年11月19日写道：“而且，即使抛开金钱问题不谈，做隶属于一个党的报纸的编辑，对任何一个有首倡精神的人来说，都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马克思和我向来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我们永远不担任这种职务，而只能办一种在金钱方面也不依赖于党的报纸。如果你们的报刊‘国有化’走得太远，会产生很大缺点。你们在党内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8卷，517—518页）引文的详细性是必需的，因为它清楚地表明，恩格斯所关心的并不是专门对“修正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进行批评——正如苏联的理论家可能马上断言的那样，而是对工人运动范围内真正独立刊物的必要性进行原则性的思考与认识。列宁恰好相反，众所周知，他并不把经济上对党的依赖视为过错，而是相反，他把它视为党的统一与“职业革命家”的服从的有益前提。

[121] 严格地说，人们根本没有对马克思与黑格尔进行比较，而是对恩格斯、列宁等人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与黑格尔进行了比较。

[122] ［法］亨利·列斐伏尔：《马克思主义与法国思潮》，载《现代》第13卷，1957年7—8月，104—137页，特别是134—135页。

[123] 马里克·弗里兹汉特最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中央机关刊物Nowe Drogi （《新道路》）上发表了题为《关于青年马克思哲学遗产的争论》（“Der Streit um das Philosophische Erbe des Jungen Marx”）的文章。它要求，不能听任修正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研究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而是要通过对青年马克思的研究，“在哲学上丰富”理论，“在政治上强化”理论。弗里兹汉特强调，早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立场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对立；在《德法年鉴》的文章中以及在《国民经济学和哲学》中，马克思也没有追随“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非历史理论。就连《资本论》中也贯穿着伦理范畴，并且包含着一种“关于生活与品德的构想”。一方面，他用人们害怕被怀疑为修正主义而解释了党的正统观念阵营对青年马克思的忽略；另一方面，“在这种忽略背后还隐藏着一定的、在我看来是错误的实证主义构想（作者的强调），这种构想反对伦理学马克思主义……”（93页）因此，弗里兹汉特准确地指出了我所强调的自第二国际时代以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之特征的那一要点。如果说，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纯粹的伦理学是修正主义最危险的种类之一，这是真的话，那么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自己所特有的伦理内容的隔绝只能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破坏，这也同样是真的（101页）。尽管对民主德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青年马克思仅仅遗留下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文献”［D.贝尔格纳、W.雅恩：《新教学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柏林，1960（D.Bergner u.W.Jahn，in Der Kreuzzug der ev.Akademien Gegen den Marxismus，Berlin，1960）］，但弗里兹汉特却把这些早期的哲学著作——为了它们自身的缘故，也为了在内容上充实马克思主义的缘故——看作是值得研究的论著。在这里，他试图抵制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实证主义的科学信仰以及伪科学的世界观这样的做法［《新道路》14卷，1960年1月，91—103页（Nowe Drogi，14.Jg.，Jan.1960，S.91-103）］。我要感谢哈罗尔德·拉奥恩（汉诺威）（Harald Laeuen）向我提及这篇文章。

[124] Ernest Mandel，“Althusser Corrige Marx，”in Contre Althusser，Collection Rouge，Union Générale d’Editions，Paris，1974，S.261-284.

[125]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我对分别作为黑格尔历史哲学与马克思批判理论关键概念的“精神与资本”所做的论述，我在那里详细地论述了这种区别。

[126] 参见［法］雷蒙德·阿隆：《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家族》（Die heiligen Familien des Marxismus，Hamburg，1970）：“如果允许根据文章来进行判断的话，萨特和阿尔都塞都没有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他们既不对计划经济感兴趣，也不对市场机制感兴趣……对这二人来说，马克思的论述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反倒是这样一个问题——‘师范学校’的学生会称之为康德主义的问题，而恩格斯会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何以可能的？或者换句话说：如何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由这个问题引出：如何能够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24页）“一位对经济学这门科学一窍不通的哲学家，如何能够通过概念揭示出《资本论》——不论是马克思的追随者还是反对者都同样对它存在错误的认识——这一著作的科学性？”（125页）

[127] 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所阐述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是什么辩证法家或黑格尔派。罗莎·卢森堡本人对黑格尔知之甚少，伯恩施坦谈到了“黑格尔主义的圈套”，而卡尔·考茨基受到的达尔文与恩斯特·海克尔的影响，远远大于黑格尔的影响。

[128] 譬如，参见列宁的《卡尔·马克思》：“现在，发展观念，进化观念，几乎完全深入社会的意识，但不是通过黑格尔哲学，而是通过另外的途径。不过，这个观念，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依据黑格尔哲学而做的表述，要比一般流行的进化观念全面得多，丰富得多。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发展的内因来自……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列宁选集》，第2卷，422—4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9] Jean Marie Brohm，“Louis Althusser et la dialectique matérialiste，”in Coutre Althusser，S.18-19.

[130] Louis Althusser，Pour Marx，Paris，1968，S.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