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在莱茵霍尔德的表象原则的意义上重新思考了康德的思想,对于这一工作,我们可以通过对哲学目的的探讨来对其加以引介。如果说观念论可以被视为致力于整体性的阐发与内在整合的双重任务,那么费希特是一个观念论者。①在费希特看来,哲学应该能够阐释所有经验,一个本真的、严谨的阐释只能建基于一个唯一的原则或者假定之上,并由此推演出一整套严谨的理论。通过一个概念来构造一个经验阐释体系,这是在费希特头脑中始终萦绕着的一个课题。我们掌握了这一点也就掌握了费希特思想构成的内在驱动力。
如同许多哲学家一样,费希特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与经验的阐释共延伸。费希特区分了两种态度:哲学的态度与生命的态度。在费希特看来,日常的经验已经足以构筑对经验的阐释,这一阐发一般都在一个元经验(meta-experiential)的或者哲学的层面上展开。哲学的目的以及它唯一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不过就是使日常生活更富理智。 “第一个立脚点是纯粹思辨,第二个立脚点则是生命或者科学知识(在与《知识学》相对立的意义上而言),第二个立脚点只有在第一个立脚点的基础上才可能是富有理智的。”(《知识学》,31页)
费希特在一种类现象学状态中(quasi-phenomenological)②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如果我们将注意力从外在世界转向我们自身,将会看到我们的经验就存在于意识或者表象(Vorstellungen)当中。我们的表象包含两个一般的类型,一些表象是伴随着某种自由感受的表象。运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对这一感受最为切近的类比可能是想象或者自由幻想。伴随着自由感受的表象依赖于个体的意识,尽管在后弗洛伊德以来,意识是否完全是主体的意识,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另一类表象则是伴随着必然性感受的表象。存在着某些意识,它们随着特殊情境而变,在外在世界当中拥有自己的缘起。正是后一种表象是哲学需要思考的对象。 “伴随着必然性感受的表象体系也可以叫作经验……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必须要为所有经验奠定基础。”(《知识学》,6页)但囿于这种伴随着必然性感受的表象,费希特严格地限制了他的任务,至少在最初,对经验的阐释就等同于对诸多意识内容的可能性之一的关注。
如果我们看到费希特在意识的理论当中思考经验的问题,那么他的方法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这正如一个婴儿对他周围世界的感知只有通过将他自身与世界区分开来才是可能的,因此从意识的角度来说,所有事物都只能立足于主体才被理解。结果必然导致在当下形成了一个所谓第一人称本体论(a first-person ontology),或者立足于经验的主体而生成的存在理论。
经验是如何被阐释的?在费希特看来,通过经验而被理解的现实,其最终的构成要素是自我(Ich),这一术语接近于作为经验的主体意识的人类个体。以主客的交互行动(interaction)作为经验模式,费希特进一步分析了四类“自我”。从主体的视角来看,费希特确认了有限的自我和绝对的自我。有限的自我是指受限的人类,由此它只能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交互行动而被界定。很遗憾的是费希特并没有给予这一术语一个一致的阐释,有时候他直接将其称为“自我”。但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在费希特的脑海中有限的人类个体被视为了意识经验的主体。
相反,绝对的自我是费希特的一个术语上的抽象,即在基于所有的人类经验得以产生的个体一世界交互活动的过程中所完成的一个理论抽象。既然绝对的自我并不伴随着必然性的感受,那么它永远也不是经验的客体。在某种意义上说,绝对自我是一个自由的表象。更进一步说,绝对自我的概念,或者绝对存在都不过是为了阐发经验的可能性而做出的一个理论建构。
因为绝对的自我常常会被错误地构造出来,因此我们需要留心关注费希特在其晚期著作中对这一概念的重写。谢林曾在《先验唯心论体系》当中将费希特的绝对概念重构为无差异之点(Indifferenz-punkt)。从1801年开始,为了回应那场著名的无神论之争,费希特重新界定了绝对,这时候的绝对与谢林的绝对概念十分相似,它们都意指活动的主体形式和客体形式之间的绝对和谐。①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知识学》的原初版本中,这一术语仅仅指向一个被掏空了宗教内涵之后的思辨概念,对此,费希特表达得很清晰。“知识学在绝对存在与现实存在之间做出了认真的区分,将绝对的存在视为基础,并意图在此基础之上阐发现实的存在。”(《知识学》,245页)②
从客体的角度来说,费希特还区分了“非我”和“绝对的非我”。通过术语“非我”,费希特意指了人所观察到的周围世界。同样费希特也应用“绝对的非我”,或者甚至“物自体”(thing-in-itself)——尽管康德对于这种运用并不赞同——来意指那些围绕在我们周围,但并不出现在经验当中的世界,这一世界却可以被构想为经验的基础。从这一视角来说 “绝对非我”可以被认为是一般经验的本体论基础。
很显然,费希特关于世界的理论,至少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很琐碎。因此,这一理论遭到了其同代人的冷遇。的确,正是因为费希特没有能够为自然世界提供一个更为抽象的理论才激发了谢林去发展他的《自然哲学》,这也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争议焦点,正是这一焦点将费希特与谢林和黑格尔区分开来。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