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教育史学的重建阶段(1976—1980年)(1 / 1)

第一节 发展概括:教育科学研究的春天

新时期教育史学科的建设,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拉开序幕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的教育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中国教育科学研究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教育史学科建设就是在这属于自己的春天里拉开重建序幕的。

从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层面上来看,1976—1980年属于教育史学科建设的恢复重建阶段,属于教育史学科建设在经历低谷之后重新走上正确道路的重建阶段,属于教育史工作者逐步恢复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建阶段。首先,中国教育史学科以“重评孔子”、外国教育史学科以“重评杜威”为突破口,逐步恢复教育史学科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教育史学科对于孔子、杜威等教育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探讨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正确对待中外教育遗产的深层理论问题。在此之后,金锵、张惠芬、张瑞璠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集中探讨教育史研究中的批判与继承的理论问题。其次,高等师范院校恢复招生之后,为了满足教学工作的现实需要,我国出版了编写于20世纪60年代、体现了教育史学界老一辈学者心血结晶的中外教育史教材和专著。

这些中外教育史教材和专著从整体上代表了教育史学界五六十年代的最高理论水平,这次的恢复出版既体现了对老一辈教育史学工作者劳动成果的尊重,又体现了对既往教育史学研究成果的学术继承。80年代的教育史学研究,正是在此基础上不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同样,一批中外教育史工作者在这批教材和著作的影响下,逐渐成长为教育史领域的学术传承者和发展者。再次,1979年12月,中国教育学会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在杭州举行成立大会,从此教育史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有了全国性的交流学术思想的组织平台。教育史工作者正是借助于全国教育史研究会这个平台,组织了中外教育史“学科体系研讨会”,使得教育史学科体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接着,教育史学科从197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招收研究生。这一重大教育举措,使得教育史学科断档十几年的教学和研究队伍得以补充、后继有人,教育史研究生为教育史学科建设注入了动力,增添了鲜活的血液。更为重要的是,1978年7月14日,经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批示,国务院批准恢复重建中央教科所(2011年8月改名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恢复重建的中央教科所,伴随着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春天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并在规划引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恢复重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示范作用。1983年9月26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立,办公室设在中央教科所,中央教科所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六五”以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历任领导小组组长均由教育部部长兼任,统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工作。至此,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全面进入科学规划时代,由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制定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及评审的教育史立项课题,遂成为引领全国教育史学科建设及研究的重要学术指标。因此,恢复重建在教育史学科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其意义在于使教育史学科建设走向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为以后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史学科体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总而言之,从恢复本科招生到招收研究生,从继承出版旧教材到编写新教材,从建立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到展开学科体系研讨会,教育史学科逐渐走上了正确发展的快轨道,教育史工作者真正从学术意义上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育史学发展,正是在此基础上扬帆起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