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逐渐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比较教育学在许多方面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成熟的过程，即从重新确立学科地位到明确研究方向，从组建专业研究队伍到取得大批学术成果，最后走向世界大舞台。

一、学科发展特点

比较教育学在1977年至1992年间深受时代背景的影响，展现出改革开放初期所独具的学科发展特点，突出表现在研究导向上为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研究队伍逐渐专业化，及时介绍国外教育改革动态等方面。

(一)政策服务的研究导向

改革开放初期恢复比较教育研究的初衷便带着浓厚的政策服务导向，因为国家需要重建教育制度、出台教育政策，这便为比较教育的生长带来良好的土壤。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国，顾明远先生向国家领导人提出的第一条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条建议就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以培养未来20年国家所需要的劳动力。①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包括在基础教育阶段加强科学教育和外语教学，加强技术教育，扩充高等教育课程，以及强调让学生获得使之成为终身学习者所需的自学技能的重要性。

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教育学为中国建立现代学位制度提供了有分量的咨询报告；引进了国外的学分制度，澄清了国内在学分制上的混乱认识，促进了教学管理制度的改革。比较教育研究者还深入研究了国外教育督导制度，推动了我国督导制度和机构的建立。以顾明远先生为代表的比较教育学者还为制定多项教育政策、法令、制度等全国性文件提供咨询与参考服务，如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和学位条例等。比较教育研究者还为1985年5月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供了大量的国外材料，为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做出了重要贡献。②

中国比较教育学还推动着教育内部诸要素的改革。比较教育学者参与了几乎所有重大法令的制定，跟踪和评析了国外历次重大教育改革，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提出参照。例如，比较教育学者研究了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受到苏联卫星挑战以后所推行的激烈改革；研究了苏联70年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历史经验，跟踪研究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历次教育改革，为我国教育发展和改革提供了振聋发聩的参照与警示。③在课程与教学改革方面，比较教育学者及时向国内介绍了国外教育改革经验与趋势，对推动国内教育教学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④

(二)研究队伍愈渐壮大

新中国成立至1977年，比较教育学科几乎没有任何发展，全国高校的比较教育课程被取消，比较教育研究机构停止运转，比较教育学类的刊物时断时续，比较教育研究队伍也被分散。“**”结束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比较教育学一跃而起，成为教育学中最受瞩目的学科之一，比较教育学能搭上迅速发展的快车，一是因为知识分子获得解放，二是因为国家需要比较教育学。①

一方面，逐渐成熟的人才培养制度是比较教育研究队伍创生发展的有力支撑，稳定的研究队伍是一门学科可持续发展的保障。1977年之后，以王承绪、朱勃、顾明远等为代表的比较教育学者开始了队伍组建工作。先是受到时代的召唤承担起为国家教育政策出谋划策、严格把关的责任，在得到了国家政策支持后，比较教育学科走上了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首先设立硕士点，紧接着北京师范大学、杭州大学被授予博士点，比较教育专业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在“**”结束后的15年里，比较教育学由一门师范类高校的选修课程发展成为一门二级学科，不但建立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机制，还促使这套培养机制走向成熟；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也渐渐实行，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比较教育学的高水平人才。

另一方面，德高望重的比较教育学前辈是比较教育研究队伍创生发展的坚实基础。在邓小平“尊重人才，尊重知识”思想的指导下，历经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知识分子得到了解放，一批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学者开始了自由的研究和艰难的探索。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知识分子的学术发展一度遭遇挫折，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后学识渊博、眼界开阔、底蕴深厚的老一辈学者们还是回到了年轻时代的工作岗位上。他们身体力行，急迫且不知疲劳地开展学术研究，成为中国比较教育学学科发展的中流砥柱。如汇聚各方力量编写中国比较教育学第一部教材——《比较教育》,1979年至198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外国教育丛书”,滕大春先生主持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的外国教育分卷，历时五年出版“战后国际教育研究丛书”等。

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范式也逐渐成熟。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介绍描述到国别研究、专题研究，比较教育研究不再停留在描述介绍教育现象，而是深入分析各国教育系统，探寻深层次的原因，总结教育现象背后的教育规律，并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解释这些教育规律。因此，这个时期的中国比较教育学为教育学科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研究成果以译介为主

改革开放初期，比较教育研究总体呈现出着重描述介绍的特点，主要为国家制定教育方针政策提供参考，为实施教育改革提供咨询，使普通教育工作者开阔眼界，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外教育资料系统。

这一时期的比较教育学主要集中于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两个方面。一是介绍描述外国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或主要教学流派，比如以皮亚杰和布鲁纳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教育思想、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思想、赞可夫的发展性教育思想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思想。二是着重描述美、英、法、德、日、苏等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借鉴参考国外教育制度，再依据本国国情，构架出我国的学制体系和结构框架。①

即使前期局限性较大，比较教育学仍然能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是因为比较教育在中国实现了自身的价值。简单来说就是比较教育成果具有的咨询、预测功能切合当时社会需要，而刚好国家也鼓励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于是政策扶持加上资源倾斜，使得比较教育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国外教育发展的原始数据与资料，比较教育学科在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以国别研究为主，为国家领导人的出访和接待、留学生的出国学习以及广大一线教师学习与了解国外新的教育教学方法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很好地发挥了国外教育数据库和咨询中心的作用。①

(四)国际交流日益频繁

比较教育学因为研究者有外语和研究主题广泛等优势，与国外学者专家有更多的交流机会，更便于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亟须向世界介绍自己，通过学术交流在内部增强软实力，在外部积聚国家的影响力。同样地，我国也邀请国外的教育专家来中国高校巡回讲学，传播先进的教育思想。比较教育学就像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学术桥梁，既让中国教育研究者认识世界，也让世界教育研究者认识中国。中国老一辈的比较教育学者以开阔的胸襟和渊博的学识让中国比较教育学在世界比较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学术活动完成了从无到有，再到自由交流的蜕变，虽然其间有过一些波折，但是总体来说中国比较教育学已经走上了国际化发展的道路。

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中国自古以来就乐于进行对外文化交流，1977年之前囿于国内特殊情况，而改革开放以后比较教育研究刚好架起了友谊的桥梁，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开始参加国际会议并申请承办国际会议，频繁而丰富的国际学术活动带来了中国对外的学术交流，促进中国比较教育由被动输入的译介借鉴阶段走向主动输出的创生阶段。比较教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搭建了教育国际交流的平台，开始了中外教育研究工作者的平等对话。面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日益频繁的国际往来，中国比较教育如何能够合理借鉴，这是至今仍有待比较教育学者解答的问题。①

二、学科发展原因分析

1977年至1992年期间的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受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等因素的影响，国家进步、社会变革、教育改革的浪潮推动着中国比较教育学行走在健康发展的道路上。

(一)拨乱反正后的思想解放创造了学科发展外部环境

极左路线是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巨大障碍，对极左思想的彻底批判为比较教育学科重新营造了一个健康发展的学术环境，同时也为发展比较教育学提供了正确的方向。②1977年至1982年，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处于过渡时期，主要表现为纠正陈旧错误的思想观念，逐步恢复比较教育学在相关高等院校中课程开设、外国研究机构运转及学术期刊出版等。

一是对知识分子学术研究方向的解放。改革开放后，国家现代化加速，在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后，在重视国外教育的参考价值后，外国教育研究得以恢复，在研究方向上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为政策制定服务，集中表现为为国家教育改革以及教育体制重建服务。尽管忽视学科建设工作与比较教育学科本土化建设工作，但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总算是迈出了发展的第一步。①

二是对知识分子思想的解放。在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号召下，中国比较教育学界脱离了极左思想的桎梏，以译介为主要研究方法大量引进国外教育思想。“**”期间，由于国内秩序的混乱与消息的闭塞，对国外教育动态和教育思想缺乏了解，加上政治运动的影响，国内教育研究工作者将精华与糟粕一起摒弃。改革开放以后，比较教育学率先开始与国际接轨，介绍描述国外的教育情况、教育思潮，逐步打开教育研究视野，对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犹如打开了一扇世界之窗。②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国内外比较教育学术交流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为比较教育学创造了有利的学术交流条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工作的发展。

一是为国内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资源倾斜。这一时期的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处于介绍描述时期，外国语工作者利用语言的便利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国外教育概况，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知识储备量，为我国教育工作者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同时也解放了国内教育研究者的思想。国内各级各类比较教育学术会、研讨会为比较教育学科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那个时代背景下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者在国内获得的资源倾斜、期待和重视是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二是为比较教育学术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1986年至1992年，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处于国别研究和专题研究阶段。中国比较教育学界认识到，要借鉴外国教育的经验，必须对各个国家的教育发展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才能把握各国教育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脉络，于是开始了国别研究，对发达国家的教育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①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将目光集中于更加成熟、更加实用的发达国家培养人才的学制和教育政策上，国外考察、访问、讲学等学术交流活动为中国比较教育的国际交流提供了必需的生长土壤，包括出席世界比较教育大会等国际学术会议趋于常态化。

(三)经济发展推动教育变革

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市场不断提高对生产要素的要求，对劳动力的知识水平要求也水涨船高，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教育改革提出了挑战，集中表现在对高水平人才的急迫需求。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提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此次教育体制改革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国家将注意力重新聚焦在教育上，渴求在教育上寻求出路。这也是各国政府战后不谋而合的做法。比较教育研究始终密切关注和跟踪世界主要国家的教育改革，从而为自身发展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这一时期比较教育研究队伍渐渐壮大也得益于改革开放良好的经济势态。从地域维度来看，中国比较教育学在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发展，与这一地区经济上的较快发展不无关系。现代社会的生产因素已经发生了变化，对劳动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适应社会变革，人们对于教育的需求愈渐变大。为了更好地解决国内的教育问题，教育研究者将目光放到国外，在比较研究国外教育制度、教育理论、

实践之后，总结教育规律，用以指导本国改革，制定教育政策，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高水平人才，而培养的人才又有一部分从事比较教育工作，从而形成人力资本的良性循环。

总体来看，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在“**”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立足百废待兴的国情，在充实比较教育学科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将注意力集中在介绍描述国际教育政策和实践中的教育问题上，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深入分析解释背后的原因并做出批判性思考，由此形成一系列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服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学科在重建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