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60年代教育史教材的正式出版

“60年代初，为了满足高等师范院校教育专业中国教育史教学的需要，根据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的规定，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办公室委托北京师大、华东师大等校的一些专家学者，编写了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近代教育史及资料书作为专用教材和参考资料。但编写工作刚刚完成未及出版，便因‘**’的爆发而长期搁置。现在，通过对教育遗产批判与继承的再认识，以及对关于中国教育史研究的重新讨论和对中国教育史地位的正确估价，伴随着中国教育史课程在高师教育系课堂地位的恢复并加强，我们对教材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另一方面，这时的拨乱反正与批判‘两个估计’相适应，就是对‘**’前十七年中正常的学术探索的肯定。在这种目标取向下，也就顺理成章地将追寻的目光放到了上述那一批60年代凝结了中国教育史学界老一辈专家学者心血但又未能出版的成果上。于是，1979年年中到年末，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一批中国教育史教材。”①其中，①《中国古代教育史》是1962—1964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教研室受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办公室委托编写的，由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执笔，在编写过程中，为提高质量，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曾邀请范文澜、翦伯赞等与作者座谈。②《中国近代教育史》是陈景磐于1962年受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办公室的委托，在《中国近代教育史讲义》和《中国近代教育史稿》的基础上进行编写的。初稿完成后，在征求意见并经过几度修改后，于1965年全部完成。③《中国现代教育史》为陈元晖在北京师范大学授课时的讲义，于1962年12月被整理成书稿，作为交流讲义在高等师范院校内使用。④《中国现代教育史》是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本科教材，由华东师范大学沈灌群等编写，1959年初稿完成，作为交流讲义在高等师范院校使用。⑤《中国古代教育文选》②由孟宪承执笔，是其1961年受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办公室的委托编写的，为师范院校教育系中国教育史教学所使用，1963年该书编纂完成。此外，同时期的教材还包括顾树森的《中国历代教育制度》等。在外国教育史教材方面，主要以曹孚等著的《外国古代教育史》的正式出版为标志。

20世纪60年代教育史教材的正式出版，其初衷是为了解决高等院校的教育史学科教学的迫切需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套教材中采用阶级分析的编撰思路，在分析批判古代教育遗产中部分存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论倾向。正如郭齐家在谈到这套教材时指出：20世纪60年代编写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在论述教育思想时，基本模式就是讲生平、政治立场、哲学思想，然后是教育思想。文科教材会议要讲这些东西，讲阶级斗争、讲政治立场，这也是周扬提出的编写要求，研究教育家的思想一定要分清是代表什么阶级的，还要讲清哲学上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就是说要有立场。“**”前是这样，一直到“**”中我们都坚持这个立场。因为以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的阵地是无产阶级阵地。其实我们在“**”后基本上还是这样，包括我们现在写东西，还有那样的痕迹。①

同样，当时我们不仅是在对待古代教育遗产时存在问题，而且在对待近代教育问题时也存在机械理解唯物主义、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问题，从而使教材呈现出明显的概念化倾向的学术弊端。田正平就曾指出，20世纪60年代初期编写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就是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套中国教育史的，就《中国近代教育史》来说，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观：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是帝国主义一步一步地同封建主义勾结，把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另一条主线就是中国人民一步一步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一个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起来的，一个是无产阶级的，属于两条路线的斗争。对于老一辈学者来讲，这也是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改造思想的结果。在当时来讲，这样的研究也非常不容易。①

虽然“唯物、唯心”的标准，“阶级斗争”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20世纪60年代教育史教材对待教育问题的学术态度，但是，“这些从整体上体现了教育史学界五六十年代最高水平的教材和著作，有的沿用到90年代初，有的则在较短时期后即被新编写的教材取代，它们虽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和时代痕迹，但大致而言，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10年，上述教材和著述在培养人才和提供学科体系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②。

二、20世纪80年代教育史教材的纂写规划

教育史教材的编写和出版是教育史学科实现思想解放、复归本位的重要学术实践。在遵照1978年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精神，跨年代出版20世纪60年代教育史教材的基础上，重新谋划新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和外国教育史教材，克服苏联教材模式的消极影响，并对过去教材的政治化、哲学化倾向和非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编写符合时代特点的新教材，就成为进一步推动教育史学科向前发展的重要保障。“1979年至1981年，滕大春教授和吴式颖、姜文闵教授在60年代曹孚教授外国教育史自主教材编写工作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完全由我国外国教育史专家自主编写的第一部教材《外国古代教育史》。”③

曹孚、滕大春、吴式颖、姜文闵编的《外国古代教育史》在“编者说明”①(1981年3月15日)中对编写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

1962年秋，中央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办公室建立《外国教育史》编写组，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曹孚同志任主编。历经余年，曾制定了全书编写提纲②,并进行分章撰写，已成稿者多属古代部分。其后，因故中断十数年之久。

本书是近两年来在原编写组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完成的。按照原定计划，外国教育史全书包括古代、近代、现代三部分。由于当前急切需要，现先将古代部分修改问世，供高等师范院校教学参考之用，也充教育史钻研者的读物。

本书的第三、四、九、十各章系曹孚同志遗稿；第一、二、七各章由河北大学教育系滕大春同志执笔；第六、八、十一各章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吴式颖同志执笔；第五章由河北大学教育系姜文闵同志执笔。曹孚同志是本书原主编人，在十年动乱期间不幸逝世。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与河北大学教育系征得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领导的同意，继续组织编写工作，由滕大春同志任主编，姜文闵同志协助做一些修改与文字整理工作。华东师范大学马骥雄同志，曾参加编写组的工作，虽未承担古代部分执笔任务，却在讨论提纲和各章内容时提出了宝贵意见。

《外国古代教育史》编写提纲，是以曹孚为代表的外国教育史工作者，在学习苏联教育史编写模式基础上制定和完成的，虽然从某些方面还能看到苏联教育史模式的影响，但却开启了外国教育史工作者尝试探索独立自主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理论先河。“优点是打破了以西欧为中心的旧传统，‘古代东方国家的教育’占有一定的分量，‘拜占庭的教育’也有一定的地位，还增设了‘日本的古代教育’”,“由于过去讲外国教育史以西欧为中心，‘古代东方国家的教育’讲得非常简略，也不讲‘拜占庭的教育’,在曹孚、滕大春等老前辈带领下完成的这本《外国古代教育史》克服了这一缺点。”①《外国古代教育史》在外国教育史学科乃至教育史学科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价值就在于此。我们再来重温体现中国学者自主学术探索的外国古代教育史体系。

之后，《外国近代教育史》(滕大春，1989年),《外国现代教育史》(赵祥麟，1987年)和《外国现代教育史》(吴式颖，1997年)的正式出版，标志着我国逐步形成了关于外国古代、近代、现代教育史研究的断代史方面的系列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