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后，伴随着文艺界、文学界、哲学界、经济学界对诸如《早春二月》、“中间人物论”、“让步政策”、“非阶级观点”批判的同时，教育学界展开对“母爱教育”①及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之后，教育科学研究渐渐失去了所需要的学术环境，与此同时，教育史研究的主题也发生了转向。在社会各界以对孔子教育思想的批判为重心，认为一部中国思想史实为一部儒法斗争史的同时，儒法之间的斗争遂成为教育史发展的主要线索。

1974年，《教育革命通讯》从第六期起开辟“教育史上的儒法斗争”专栏，发表评价教育史上儒法斗争的文章。7月，该刊编辑部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研究法家教育思想的座谈会。当时，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大学等七院校教育史、教育学教师和工农兵代表共二十余人参会。会议指出：要抓住儒法两种教育思想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对立，批判儒家的反动教育思想，研究法家的进步教育主张，总结历史经验，为当前的斗争服务。12月，该刊第十二期发表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广东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河南南阳地区教育干部学习班编写的《教育史上的儒法斗争概括(初稿)》。197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教育史上的儒法斗争概括》,具体内容如下。

①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教育阵地的序幕；②在反儒斗争中法家教育路线的形成；③秦汉之际教育领域复辟与反复辟的严重较量；④东汉三国时期对“独尊儒术”的批判；⑤唐代儒法教育思想的两度大交锋；⑥北宋法家的教育改革与顽固派的反攻倒算；⑦南宋明清反理学教育的战斗；⑧封建教育的总崩溃；⑨太平天国在教育上的破旧立新；⑩学校和科举之争、新学和旧学之争、西学和中学之争；?辛亥革命前后反复古教育的斗争。

按照此说，儒法斗争是贯穿中国教育史发展的一条新主线，“从先秦到近现代，在几乎每一个时代里都‘发掘’出这种斗争，刻意说明儒法斗争是贯穿于中国教育史始终的一条‘红线’,说明‘教育历来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一道理”①。孟轲与荀况、董仲舒与王充、韩愈与柳宗元、朱熹与陈亮之间的儒法斗争，商鞅、韩非、秦始皇、武则天、王安石、李贽、王夫之、颜元、严复、章太炎等法家代表人物，就成为“评法批儒”斗争中被主要关注的对象。1974—1975年的“评法批儒”斗争，只是1966—1976年教育史发展歧路上的一个典型的表征，体现了中国教育史学发展的一段特殊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