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70年来西方教育哲学思想在中国的演进尽管出现过停滞，但仍然构成了重要的研究领域。改革开放前，西方教育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运动的整体性审视，进而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一些译介成果，随之又在“**”中停滞。在1976年后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确立的过程中得到重新发展，开启了理性评价西方教育哲学各流派、开放性吸收借鉴其中养分以缔造当代中国教育哲学的历史征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与改革开放的步伐相协调，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进行了反思与重构，从而构成了促使我国对西方教育哲学思潮研究冷静、沉淀的理论自觉。进入21世纪，面对时代更迭中世界格局的变化，不少学者对西方教育哲学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并进一步思考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问题。

一、总结成就

1949年前的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研究，更多的是一种错位的研究，即以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与西方近现代教育哲学思想对比，教育学者看到了中西教育的落差，于是把向西方学习作为研究的全方位目标，全面向西方学习一度占据上风。我们可以看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教育哲学学科体系建设，无论从学科分类、话语建设还是从范畴研究上，主要是按照西方教育哲学的框架进行设置的。20世纪70年代末教育哲学恢复研究后，比较的天平不再一边倒，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产生的教育现象和思想学说，构成了中国教育哲学的重要内容，参与到中国教育哲学体系的构建中。在引进、借鉴西方教育哲学思潮的同时，学者们开始注重融入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以及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经验。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

一是汲取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精华，为中国教育哲学思想增加新成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历经变革，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社会变革必然伴随着教育的变革。反映了西方社会精神文化的西方近现代教育哲学思想，是西方社会转型的产物，因此引进和借鉴西方教育哲学思想，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过程的必然选择。“比较教育研究以促进民族国家发展为根本价值旨归”①,我国教育哲学学科建设中的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研究和传播，为从古今中外的视野研究社会变迁中的教育问题，为建构新的教育方法论，以及为丰富和更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提供了充实的理论和实践资料。教育学者一方面使既有的教育哲学思想在时代的淘洗中得到弘扬、改造和更新，另一方面也使教育哲学思想体系获得了新的精神内容。比如，对人的异化和对人道主义的探讨发现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对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引发了人的主体性培养的问题，增强了人的主体意识，使教育“目中有人”;对权利和正义问题的讨论增强了公民意识。

二是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推进优秀传统的现代转化。一定的教育哲学思想总是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内，体现不同的民族文化样态和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教育实践，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和特有概念体系、表达方式的教育思想。”①学者们在对西方教育哲学流派和思想家的学说译介、学习和比较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进行重新辨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于是学者们逐渐产生了这样一种共识：要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进行创新性发展。如要重新看待“义与利”“理与欲”“德与力”等范畴的关系，张岱年在谈到义利关系时说道，“中国古代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力的传统应该改变了，应肯定义和利的统一，理和欲的统一，德和力的统一……以义兴利，以理导欲，兼重德力，才是正确的道路”②。同时，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更新和创造性提升，又成为铸就新的民族文化传统、推动新时代教育改革的力量。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意识到，要西方教育哲学思想“为我所用”,就需要以中国传统教育思想蕴含的哲学理念筑牢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根基。①

三是从学习走向对话，在互动中深化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大量译介西方著作及最新成果，到逐渐拓展研究的理论深度，自主研究西方教育哲学思想，学者们不再停留于表面的接受，而是开始基于自身的学术视野，自主思考、分析和评价西方教育哲学家的思想，研究“从译介走向编著,从移植走向创生，从草创走向发展”。更重要的是，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国内学者通过出国访学、讲座交流、国际会议等积极参与中西方教育哲学的对话，更迅速地跟踪西方教育哲学的最新成果，拓展研究的方式和平台。如首都师范大学分别以“多元世界的教育意义”“体验与实践""现象学与专业实践”“现象学教育学的时代际遇：自识与反思”为主题，连续组织召开四届现象学教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西方学者通过研讨会就现象学教育学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中国学者在与西方对话中发展了认识。此外，不少学者通过对比中西思想家教育学说的方式进行对话，试图在比较中为建构中国教育哲学理论和实践路径汲取营养。

四是对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力求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体系。对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研究，拓展了国人的视界，使中国的教育哲学研究和教育改革实践有了他者参照，推动了教育学者思路的拓展和教育哲学学科的发展。但1949年后的教育改革往往过多地依赖国外经验，这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反思。燕国材就曾指出，1949年后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唯外国教育马首是瞻，跟着西方教育亦步亦趋，这是我国教育改革的致命伤。②实际上，在中西文化激**的过程中，西方教育哲学思想必然在中国教育学说和实践之间产生某种张力。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推动，学界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有着不同的形态，开始思考中国教育的“自我”问题，提出要用中国思维提出中国教育问题，用中国语言说中国教育哲学学说。桑新民认为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教育哲学课题之一便是要“注重发展教育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个性特色”,“闭关锁国的封闭政策行不通，轻视以至否定自身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足取”①。还有学者提出，“‘自我’是西方教育思潮对中国教育的巨大的冲击波”。②尤其是迈入21世纪，随着研究的日趋繁荣和成熟，以及我国主动参与全球化的意识和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人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体系的意识和能力也不断增强，走出对西方教育哲学的依赖，立足中国实际挖掘中西教育哲学的结合点更是成为广泛共识。因此，如何使西方教育哲学思想契合中国实际，推动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成为许多学者的学术追求。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学者们已经能够以强烈的中国意识，立足实际和本土问题，探索以西方教育哲学学说和理论来发展中国学说，解决中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能够以强烈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创造性地书写中国教育哲学体系。不少学者还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为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积累着理论和实践经验。

二、展望未来

新中国成立70年对西方教育哲学思潮的研究，尽管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过程，但西方教育哲学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已成既定事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指导下的中学和西学互动、共同助推教育改革已成为基本态势，用中国眼光看世界思潮，用中国话语讲述教育哲学，用中国立场解决教育问题也已经成为普遍共识。新时代西方教育哲学思潮的研究仍需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教育问题，并积极参与到世界思想的对话中，为世界教育哲学思想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一是在“中西马”(中国教育哲学、西方教育哲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对话中发展中国教育哲学学说。从我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来看，西方教育哲学对新中国每个阶段的教育哲学发展和教育改革都曾产生过影响。尽管教育哲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一度中断研究，但无可否认的是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传播也以隐蔽的方式进行着。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西文化的激**和互动，西方教育哲学思潮的研究成为一门显学。西方教育哲学思潮从不同的传统和理论为教育研究和实践提供了众多新思路，值得我们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未来我们仍需要密切关注其新动态。但同时，我国教育哲学体系在哲学思潮建构方面做得还不够。大多数教育哲学，只是处在知识层面，缺少一以贯之的思想魂灵，更谈不上思想流派的建构。①未来的西学研究，需要以强烈的中国教育问题意识，在中国教育哲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和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对话中，来认识和诠释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也就是说，要融合国内外的理论精髓，建构基于中国文化的教育哲学研究方法论，解决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过程中的问题，从比较中发展中国教育哲学学说。中国教育哲学应当不断在会通中西、吸收创新中，在中西马教育哲学思想的互动互补中发展，从而形成新的教育哲学体系，既保留中国教育思想的特色和传统，融合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又吸收西方学说中的精华。

二是加强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研究方面的专门人才的培养。经过几十年的引介、传播和研究，我国对从古典到现代的诸多西方教育哲学思想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极大提升，学者群体也日益壮大。但教育哲学在我国是教育学原理专业的一个方向，“这使教育哲学和教育基本理论难以区分开来，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一种学科未分化的存在状态，也即未成为独立学术领域的状态”①。这一方面造成了学科知识体系的繁杂，另一方面影响学者的学科归属感，限制了教育哲学研究群体对学科知识体系的沟通，以及对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系统化研究的筹划。同时，当前我国教育哲学并未有专门的西方教育哲学研究方面的专门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的独特性并未体现。学者对西方哲学思潮和代表人物的经典著作研读不够，缺乏系统性的西方教育哲学知识体系，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研究的专业化和研究的视野。张斌贤在《呼唤专业化的杜威教育思想学者》中对杜威研究的论述可以折射出我国西方教育哲学研究的现状，“大多数曾发表杜威教育思想研究成果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将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作为临时甚至业余的兴趣，前期既缺乏系统积累，后期又无完整计划”②。因此，我国教育界仍需基于教育哲学学科自身的独特性建立稳定的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通过对西方教育和哲学经典的研习筑牢学科知识体系。这既能传承学术传统，使有关研究走向纵深发展的需要，也能避免教育研究走向西方的某种“主义”,从而提升教育哲学的学术品位。

三是走进世界，言说中国教育哲学思想。当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走向国际舞台，展示中国教育哲学研究的逻辑和教育哲学思想的成果，但目前“中国教育学者在世界教育学术界所发出的声音依旧显得有些微弱”③。因此，有学者呼吁要“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拓展教育哲学研究视野，提高中国教育思想的影响力”,因为“大国理应是一个教育思想丰富和深刻并对世界具有思想贡献的国家”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更是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模式"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这些成就也提醒我们，在吸收西方教育哲学思潮来发展中国学说的同时，也可以对西方教育哲学发展做出贡献。为此，我们要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教育哲学发展和教育改革中形成的理路，这种理路既与中国当代精神文化相关联，又延续了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同时也是中西教育哲学思想互动融合而成的。“只有基于中国文化特质的理论创新研究，才能使中国教育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得到世界学术界的认可。”②我们应该更深入地研究“自我”的民族文化特质，树立研究自信，把中国教育的成就和经验向世界展示，为世界教育哲学学说的发展贡献中国经验、中国理论和中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