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教育哲学不是从1949年才开始的，而是从1919年开始的。1919—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30年是我国教育哲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中国教育哲学的第一个高峰，完成了教育哲学学科初建的使命，为新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一，完成了中国教育学科初建的使命。

我国虽然有悠长的教育思想史，但作为学科的教育哲学源于1919年杜威的来华演讲。1919—1949年，30年的教育哲学大致可以分为引进、初创、繁荣、低迷四个阶段。第一，1919—1922年为引进阶段。这个阶段主要伴随着杜威在华的讲学。根据杜威的演讲，金海观等整理了《杜威教育哲学》(商务印书馆，1921)、常道直编译了杜威的《平民主义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22)。这一阶段所引进和研究的多是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第二，1923—1926年为教育哲学的初创阶段。教育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初创，其标志是1923年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出版。尽管这本教育哲学著作还带有纳托普《哲学与教育学》的痕迹，但它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教育哲学著作。第三，1927—1937年为教育哲学的繁荣阶段。这一时期，学术环境宽松，教育哲学处在发展之中，出现了教育哲学难得的“黄金十年”①。这一时期出版的译作不仅包括杜威的著作，还有鲁斯克的《哲学与教育》(华严书局，1929),芬赖的《教育社会哲学》(中华书局，1933),亚丹士的《教育哲学史》(中华书局，1934)。国人自编的教育哲学著作不仅数量多，而且出现了一些力作。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35),先将哲学问题加以讨论，然后讨论教育哲学。北大校长蒋梦麟在序中称赞该书“思想的清晰，文字的畅达，传述的忠实，实为近年来出版界不可多得之书”。新中国教育哲学奠基人黄济评价该书体系完整、内容丰富，居所有“教育哲学”专著之冠。②第四，1937—1949年为教育哲学的低迷阶段。主要原因是抗日战争自1931年开始，到1937年升级，抗日救亡压倒一切。这一阶段的几本教育哲学多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出版的，内容偏向于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更接近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需要。

1919—1949年，我国教育哲学从引进、初建到繁荣，而且涌现出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这样的扛鼎之作，还出现了教育哲学的“黄金十年”,形成了教育哲学发展的第一个**，为我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开了好头，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二，与西方教育哲学几乎同步发展与接轨。

1894年，美国学者布莱克特把德国人罗森克兰茨的《教育学体系》译为《教育哲学》。1904年，霍恩的《教育哲学》出版。这本教育哲学只有一章论述教育的哲学基础，且重点不在哲学上。这本书无论分量，还是性质，都倾向于科学，而不是哲学。1912年出版麦克文纳尔的《教育哲学教程纲要》,其中一章是教育哲学。这本书把教育哲学与教育科学所处理的材料都视为教育事实，可见这本书的模糊程度。1916年，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出版，虽然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教育哲学导论”,但这本书里的“教育哲学”只有一章，范寿康因此评价说：“这册书的系统及内容都没有要求称为教育哲学的价值。”①可见，“美国号称教育哲学之书多矣，而内容有名无实，类不足观”②。范寿康认识到：“在今日的世界，无论何处，还没有真正的教育哲学，这也不单限于美国。”③这种认识，促成了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的诞生。

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是西方公认的教育哲学著作，于1916年出版。随着杜威1919年来华演讲，其内容很快在中国传播，为中国学者所接受。所以，在时间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教育哲学与西方教育哲学同步。

同步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思想。现代西方各派的教育哲学被介绍到中国，包括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文化教育学、现象学派教育学等。国人自己编著的教育哲学，也出现了新康德主义(范寿康)、实用主义(吴俊升)、三民主义(姜琦)、马克思主义(杨贤江、张栗原、林砺儒)、天主教教育哲学(张怀)等不同思想倾向的教育哲学，使教育哲学思想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这一时期，中国的教育哲学之所以能够与西方同步，还在于建设中国教育哲学的这批学者，大多数有两个背景比较明显：一是哲学的学科背景，他们是哲学学者从事教育哲学研究；二是国外留学的背景比较明显。这些学术背景使得这批教育哲学家可以与西方学者直接顺畅地对话，建设教育哲学。

第三，从引进、借鉴教育哲学思想发展到中国教育哲学的原创。中国的教育哲学直接引自美国。首先是杜威的教育哲学，尤其是其《民主主义与教育》,其次是霍恩的《教育哲学》、波特的《教育哲学大意》,最后从对美国教育哲学家著作的引进扩展到对德国、英国等教育哲学家的著作的引进。国人自己编写的教育哲学，从结构安排到思想倾向都有着西方教育哲学的印记。国人借鉴西方学者的思想建构了不同思想流派的教育哲学，比较突出的是新康德主义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也有学者对这个时期的教育哲学中提到的思想家进行了统计，发现西方思想家出现的次数远远多于中国思想家，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采用的都是西方的思想体系，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中国思想家。①由此可见，国人编写的教育哲学，还很难称得上是中国教育哲学。从教育哲学所反映的流派也可以看得出，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占主导地位，不过发展到后期，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出现之后，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和三民主义教育哲学逐渐成为主导思想，这也反映了教育哲学开始接触中国社会实际。

在当时，引进和移植西方的教育哲学思想到中国，就是进步之举。尽管国人的教育哲学中体现的是欧美的教育哲学思想，但都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体现着中国化的努力。围绕教育哲学的中国化，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吴俊升、姜琦、张君劢之间的那场争论，都不否定教育哲学的中国化，而是寻找一条教育哲学中国化之路。吴俊升批评当时的中国教育过于讲求“方法”和“制度”,缺少背后的“理想或目标”。因此，他呼吁中国需要教育哲学。中国需要哪一种教育哲学?姜琦提供的答案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教育就是中国教育哲学，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②。他的《教育哲学》反映着三民主义的教育思想。杨贤江、林砺儒、张栗原提供的答案是马克思主义，他们各自编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三民主义教育哲学反映了民国时期的社会需要，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反映了建设新中国的需要，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