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高涨，其核心议题之一就是，虽然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成功，但始终面临文化与理论话语上的挑战和困境，建立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任务凸显。中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着如何实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问题，这些理论任务都直接关乎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建构。当下，试图超越西方社会科学内在困境，形成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论述，构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要求愈加强烈。作为“舶来品”来到中国的教育学科，对“中国道路”的渴求更甚于其他学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发展一直背负着中外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对外国教育学的引进几经波折，如何处理中外关系问题，至今仍是教育学学科发展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之一。

叶澜教授曾提出，政治尤其是意识形态与学科发展的关系问题、教育学发展的“中外”关系问题、教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等，是影响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国教育学的引进及其影响与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前两个世纪问题密切相关。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教育学的“中外”关系问题通常与政治形态结合在一起。20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期，是意识形态对教育学强化的时期。1949—1956年，新中国归属社会主义阵营，学术上亦“一边倒”。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教育学学科自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研究教育现象，对待教育问题，反对客观主义地叙说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①。即便是20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中的“再评价”,仍难以完全摆脱政治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为中国的科学与学术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21世纪以来，是引进外国教育学的高峰期，同时也是中国教育学发展最繁荣的时期。外国教育学的引进扩展了中国教育学研究的视野，同时促进了二级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70年来，我们每一次引进外国教育学，皆有其特殊的时代情境，皆有其历史必然性。引进本身并不一定导致“言必称希腊”的学术心态。只有正确地处理引进外国教育学与建设中国教育学的关系，我们才能在全球教育学视野的基础上，真正开展基于中国立场、反映中国问题、凸显中国风格、汇聚中国经验的中国教育学建设。由此，盘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引进外国教育学的历史，正可温故而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