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克尔凯郭尔、尼采、马克思
19世纪的欧洲提供的绝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的背景。这个计划就是为先进工业社会提供新的价值观念，为人类提供新的生存理性和与现代生活方式相适应的行为规范。简而言之，人们为建立新的道德规范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对其中的某些尝试很感兴趣。这恰恰雄辩地证明了，迄今为止，我们仍未发现在这种新的背景下能够指导我们的行动，或者给我们的生命以理性的模式，和在人类自己创造却又逃脱人类控制的世界建立和谐的可行的原则。由于没有或者未觉察到自己的“真理的传道者”(apostles of truth),20世纪不得不发掘先行者的精神遗产。
19世纪的三位天才思想家，即一系列有力的道德思想(message)的作者，在今天人们的道德意识深处仍留有不可磨灭的痕迹。生活于同一时代却又互不相识的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卡尔·马克思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可以说是他们那个时代严厉而无私的裁判者。他们期望那个时代能够完成定位于现代新目标的前无古人的任务。他们每个人在其学术生涯的一开始都遇到了同一个对象，即黑格尔“体系”。这显然对其思想的渐趋成熟至关重要。在每个人那里，这种遭遇都使黑格尔和他的弟子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产生了一种个人的世界观，一种对人类现实存在和未来命运的批判观点。抛弃这个令人失望的思想家，也就是他们以前的导师，有利于他们发现自己的智慧道路。为了认识到如何不去想、如何不生存，他们需要黑格尔。尽管他们关于人与社会、过去与未来的观点根本不同，尽管他们关于人类存在的现实的解释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但他们与黑格尔潜在的对立却基于同样的判断：在黑格尔所说的变成哲学(Philosophie des Werdens)那里，他们很容易地发现了一种僵化的和停滞的学说。这一学说谴责人们平静、自觉地服从历史命运的束缚，而这个历史命运的神谕就是黑格尔“体系”。命运指导有意识的人，驱使无意志的人。①这三位批判者被赋予了一种能力：消除阻碍他们认识丰富多彩、运动不息的世界的对黑格尔体系的膜拜，并不加掩饰地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华丽与它的可怜是并存的。根据各自的天赋和性格，他们三人都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领域，参与到正站在自己命运的十字路口的人类物质的和精神的斗争中来。
在克尔凯郭尔的著作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对黑格尔的批评。在主要著作《非科学的结语》(the Afsluttende uvidenskabelig Efter-skrift til de Philosophiske Smuler,1846)中，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思想丝毫没有道德的原罪做出了尖锐的批评。对这位杰出的丹麦神学家和学者而言，黑格尔总的过错存在于他的历史哲学中：“尽管黑格尔谈到过程，但是他并没有从‘变成’的观点出发理解历史。在与过去相联系的想象的帮助下，他从最终(finality)的观点出发来理解它，排除了所有‘变成’。”①真正的“变成”(werden)是对自己世界的未来发问的人们的现代行为；然而，这些渴望得到指导的、好问的人并不会从黑格尔那里找到答案。黑格尔只能教给他们“什么是过去的和完成的”。显然，这并不能让现实的人们感到满意，因为他们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是自身的现实存在问题，而不是对已经消逝了的过去的理解。“黑格尔哲学没有界定它与现实的个人的关系，忽视了道德，因此混淆了存在。”②
针对黑格尔把基督教的问题理解为一种抽象的话题，克尔凯郭尔做了严肃的批评。对于真正的基督教教徒来说，他自己的存在的信息是令人怀疑的。似乎有点奇怪的是，克尔凯郭尔明显同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这位“嘲笑者”攻击基督教，同时非常令人信服地阐述它。克尔凯郭尔认为，阅读他的作品甚至是一种快乐。③费尔巴哈把宗教徒的异化斥为一种贫困，克尔凯郭尔却把这看成基督教真正的美德，并劝诫基督徒仿效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DasWesen des Christentums,1841)中的陈述。那些自我标榜为基督徒的人应该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回归到其本身”(die to the self)。同费尔巴哈一样，克尔凯郭尔承认，官方基督教不同于《新约》的基督教，正如方的不同于圆的一样。尽管费尔巴哈谴责了冒牌的救世主，但克尔凯郭尔仍然坚持认为这是伦理道德的唯一假定。
以前任何试图摧毁基督教的针对教会和教徒的攻击，都远远没有克尔凯郭尔为了拯救基督教而对它展开的抨击更为激烈。他企图成为一个“真理的见证人”。也就是对他来说，真理完全是一件“可以用心来感觉到内部的事情”。他甚至成为一个在“现存秩序中”可能受到指责的人。①因此，直到今天，克尔凯郭尔在学术思辨圈里仍是一个能够引起争论的话题。这一点也不让人惊讶。既不想建立一个新的哲学学派，也不想建立新的伦理规范，他只是把对救世主的模仿假定为高贵生活的尺度。此外，由于对语言的天才的掌握，克尔凯郭尔还成功地给所有道德规范的基本原则注入了活力：理想和现实存在之间的缓冲带。②
黑格尔这颗耀眼的明星的光彩还没有完全从俾斯麦式德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消退，尼采就向西方世界发起了第一次进攻。他呼吁重建人类的价值体系，同时摒弃资产阶级文明的残余。尼采很早就受到了阿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影响。叔本华是第一个揭穿“黑格尔的滑稽表演”的哲学家，也是在欧洲倡导佛教克己和怜悯教义的第一人。然而，尼采从他最早的导师那里学到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对经院哲学的蔑视。正如他在写给欧文·罗德(ErwinRohde)的信中所说的：“完全激进的制度在这里对真理来说是不可能的。首先，从这里看，不可能出现真正革命的东西。”①当时，他正准备创造真理和承担哲学家立法者的角色。尼采在他最出色的论文集《历史之用途与滥用》(Vom Nutzen und Nachtheil der Geschichtefür das Leben,1874)中，抨击了“历史相对论”这一他那个时代的弊病，并对黑格尔做了尖刻的批评：
以黑格尔的方式来理解的历史，就是被轻蔑地称为上帝对地球的逗留——尽管上帝首先是由历史创造的。它在黑格尔的头脑里变得透明和触手可及，并且通过所有可能的辩证的途径上升为表现自己：对黑格尔来说，世界过程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在他自己的体系存在中交汇了。②
对历史的崇拜意味着对既定事实的逆来顺受，以及对存在的一切和现有权力的机械服从。尼采把这种崇拜斥责为一种新的神话，反对它的牧师们向“历史的力量”献上牺牲。他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与黑格尔的不同，并将为生命和生命的价值服务。对尼采而言，历史事实应该反映出对世界的评价；历史学家应该既是过去的裁判者，又是未来的铸就者。此后，历史将不再是对过去的追忆，也不再是冷静的思索，而是对未来的挑战，对行动的呼吁：人类必须立即停止对新世界的白日梦，并开始征服它!这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它将是奥林匹亚人(Olympian man)的世界，是特殊个人的世界。大众的历史行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个新纪元：人天生被赋予天才的启蒙思想和不屈的意志，最终走向被上帝的灵光护佑的恺撒们创造的历史。
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反对未能满足他们对创造性表达的渴望的黑格尔体系，并为达到他们所希望的人类的理想选择了不同的道路。①由于伦理道德的缺乏，作为一种自由哲学的黑格尔的变成(becoming)哲学显得如此单薄。克尔凯郭尔、尼采和马克思都发现了这一点。为了弥补黑格尔哲学的不足，克尔凯郭尔主张一种对救世主的模仿，尼采则为效法恺撒而呼喊。马克思的使命却是为产生于勇于向朱庇特②挑战的普罗米修斯之映像的人类建立一个新的道德体系。
马克思的人格和著作在今天所引起的政治上的和哲学上的争论，比其他任何人或同类著作都要多。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位马克思精神遗产的忠诚的护卫者逝世后不久，围绕马克思的争论就爆发了。随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理论和他建立的那些促成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政治原则越来越深地被卷入世界性的无产阶级经济和社会斗争中，这些理论和原则也引发了越来越大的争论。在“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持续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他的敬慕者对他的崇拜是多么虔诚，也不管他的诽谤者对他的攻击是多么残忍，马克思的人格和学说都没有得到确切的具有权威性的阐述。①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哲学，还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是一套经济理论，还是关于革命或改良的政治行为的学说?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如果存在，它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是平行的还是附带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元论者，还是多元论者?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的，还是非人道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效性是仅限于社会历史领域，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形式扩展到了所有的科学学科，包括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甚至伦理学?我们的难题是如何调和那些依据马克思原著的基本原理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许多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事实上，我们似乎有理由断定，朝这个方向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更有甚者，这还会导致一些新的解释，从而徒增“马克思主义”的数量并引发关于现存意识形态的混乱的争论。
对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统一的理解的唯一方法是，识别并揭示马克思许多政治行为和理论努力的基本灵感和定位。我们必须从他的学术框架及其运行背景中概括出核心推动力，即主旨。
马克思的天才、开创性和独特性，完全得自这样一个事实：他从自身人格的深处探寻并发现了自己学说的要素。这就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思想伟大意义的真正的钥匙。
2.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发表了一篇简短而感人的讲话。在讲话中，恩格斯勾勒了他一生的朋友的精神肖像，然而却没有意识到，他的讲话蕴含了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萌芽，也蕴含了一个思想缺陷。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这一思想的膨胀最终导致对马克思思想解释的混乱：人们都声称自己是马克思思想的正统代表。那么,恩格斯是如何评论马克思的呢?他首先概括了马克思作为《资本论》的作者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赞扬了他朋友的“两大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他接下来又对作为国际宣传者的马克思表达了敬意——与“甚至还不是半个人”的“科学人”相对的“革命者”①。恩格斯将其归因于马克思的“双重人格”。因此可以说，作为马克思长达四十年的亲密伙伴，恩格斯大概想称赞他最好的朋友天赋的全面和丰富，但没有看到把作为理论家的马克思同革命分离可能带来的危害。因为如果他的“两个心灵”(two souls)得以完美地协调，这里显然就不存在浮士德之谜了。
作为马克思遗嘱的执行人，恩格斯一直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奉献着自己的力量，直到他1895年去世。他是一位机敏的导师，不仅提供坚定的忠告和鼓励，一旦有必要，他总是给出自己的解释并对把马克思主义引向含混不清的倾向加以根本纠正。正是因为他的努力，马克思的人格和著作才能在敌人的诽谤和扭曲中得以维护，恩格斯的著作也往往被看作马克思学说的正统延续。
然而，恩格斯逝世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转变。经由恩格斯的直接继承者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的发动，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思想以“修正主义”的形式爆发了。伯恩施坦攻击的恰恰是马克思学说最易受攻击的一点：它的二元论。他试图“系统地”把他所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纯科学”同它的“应用方面”相分离①,主张对后者必须采取一种批判性的修正。伯恩施坦强调，马克思的政治错误源自他理论的根本缺陷，即从黑格尔那里引入的辩证法。②通过引用马克思的不同著作，或者必要时引用恩格斯的著作，伯恩施坦表面上很容易证明马克思自身的矛盾，从而证明他把革命的因素从马克思的学说中剔除的行为是合理的。
尽管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正式反驳，也受到了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和罗莎·卢森堡的严肃抨击，但事实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甚至更晚些，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还是产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影响。③罗莎·卢森堡运用足够隐晦的语言，指责伯恩施坦的观点，即理论化，应该是“学术精英”的事情。“现代劳工运动的整个力量源自理论知识的支持……”她写道，“只有当工人群众的大多数把锐利而可靠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武器紧紧握在自己手中，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机会主义的潮流，才会烟消云散……数量将会做到这一点!”④
对考茨基来说，他只是针对伯恩施坦宣称自己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总的二元论，做了很皮毛的批评。考茨基反驳说，这个二元论只是伯恩施坦纯粹的臆造，马克思的价值在于促使了空想社会主义和革命运动的“高度”结合。换句话说，马克思给了社会主义一个科学的基础。然而，罗莎·卢森堡深切地觉察到了马克思的“二元论”,仅仅是指“社会主义的未来和资本主义目前的二元论”“资本和劳动的二元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二元论",或者说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二元论(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宏伟的科学反映”①,
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挑起的这场争论也在其他国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中掀起了一股潮流。在法国，伯恩施坦的努力很快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天才的复归”②,受到乔治士·索列尔的欢迎。无独有偶，索列尔也试图阐明马克思理论“二元的”方面，引起人们对隐藏在“二元论”下的目的的关注：革命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能避免“社会的神话”。马克思对作为历史过程的必然产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阐述，不是以一位批判的历史学家的语气，而是以一个激进主义分子的语气论述的。③意大利的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rturo Labriola)虽然反对马克思这位经济学家创造的没有结果的经济形而上学，然而却强调马克思作为社会主义者和“考察人类社会基本特征的权威性的研究方法”④的创造者的重要性。同索列尔一样，拉布里奥拉也把革命的工团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真正延续。
20世纪早期，列宁把同修正主义论战的俄国版本用在首次反对孟什维克的理论斗争之中。除了俄国国内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广泛的斗争之外，列宁还不得不面对来自罗莎·卢森堡的尖锐的批评。①随着这些对马克思思想真正意义的讨论的加强和马克思思想的解释者数量的不断增加，这位名字被人们用来命名现代最普遍的意识形态之一的思想家的肖像周围又蒙上了一层新的雾团。马克思预言性的启示需要一种新的解释学去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被理解。由于敌人的回避和歪曲，马克思的思想激起了最有争议性的阐释。
这种情况也许恰好可以证明马克思思想的巨大生命力。事实上，如果我们从那些他的思想最初设定的人的态度判断，马克思绝不会比今天更缺乏生命力。只要关于他的思想遗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还在被大总管(pro domo)引导，也就是说，只要这场争论仅仅局限于跟受剥削群众的斗争没有任何关系的“专家”之间，受剥削群众对自己的“历史使命”仍浑然无知，其斗争也只是停留在为自己肉体的安全而斗争的层面上，对于马克思的基本的呼吁来说，世界无产阶级就是无关紧要的。
不管人们是反对马克思思想中存在二元论的观点，还是为了调和内在的矛盾而把二元论归纳为一种理论上的分歧，关于马克思的这场争论都源于对他的毕生事业的早先解释所导致的基本误读。恩格斯对他朋友的人格做这种尖锐而武断的剖析，显然是缺乏远见的。马克思是一个科学的人，并不是“半个人”;首先，他是一位革命者。那么,马克思不是一位革命理论家吗?他是否把革命的意义更多地归功于某个人技术上的发明，比如物理学家马赛尔·德普勒(MarcelDeprez),而不是他自己的科学“发现”?作为《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对现代无产阶级解放的贡献不如他作为《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的主编，或者作为《纽约论坛报》的撰稿人，或者甚至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促成者所做的贡献大吗?赋予在马克思逝世三天后，他最亲密的朋友在他的墓前发表的一篇讲话过多的价值，显然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它仅仅为我们窥见恩格斯的方式提供了可能。在这里，恩格斯通过对马克思各种荣誉头衔的模糊描述，基本概括了他朋友的人格。尽管恩格斯很有才华，但或许也正是因为他伟大的才华，恩格斯缺少了那种可能使他发现曾经点亮了马克思革命生涯的那份天赋的特殊的直觉。①
解决马克思学说明显的二元论这个难题的关键，在于对把真正的创造性看作他的天才的特征的理解。如果我们选择在对马克思理论传统的解释方法——一种不做任何分析却试图证明一切的方法——的老路上继续走下去，将永远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必须参考马克思的著作，并借此领会他人格的独特性。然而，我们绝不能让自己仅仅局限于理论命题的研究，从而形成一套推测性学说的人为论述，我们应该试着走近并理解这个非同寻常的人，一位诗人般的社会科学的天才。
较之其他著作，马克思更多是在他自传式的叙述中道出了自己工作的定位和灵感。例如，我们发现，在与别人的通信中，马克思曾多次提及激励他理论工作和政治活动的心理因素。下面的引文摘自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手稿准备工作结束后不久，写给一位朋友的信：
那么,我为什么不给您回信呢?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就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那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①
关于马克思的科学工作和他的使命，保罗·拉法格曾这样说道：“科学不是自私的，那些献身于对科学的孜孜追求的幸运者，也必定是第一个把他们的知识奉献于人类事业的人。”②
对“唯心主义”这个称号的妄用逐渐抽去了它积极的内涵，于是，我们在选择另一个同样体现了作者深刻的个人信念的相当有意思的术语时感到很困惑。③很明显，其灵感来自强有力的道德劝服推动马克思进行自我表白。然而，这将超越我们对马克思思想明确的道德定位的探寻，和对它与其他道德体系的关系的探究——这曾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目标——的局限性。④马克思关于他智力发展的本质影响因素的叙述，已经十分明确地说明，我们应该结束这种冒着公然破坏马克思思想的危险，试图把一切具体的道德哲学都贴上马克思思想标签的毫无意义的举动。
3.普罗米修斯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躲避黑格尔哲学欺骗性力量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精神路线。经过几年艰苦的斗争，他最终完全摆脱了黑格尔体系的控制。他曾把黑格尔体系“委婉的音调”比作妖妇引诱人的歌。甚至在大学期间，在关于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和伊壁鸠鲁(Epicurus)的博士论文中，黑格尔的“神秘化”就已成为马克思的思想前提了。在论文中，马克思把重点放在了伊壁鸠鲁学说的道德方面：他对一切意识形态和神话的反抗和他对偶然作为一种可能性的提升，教人们摆脱神秘的命运而获得自由。马克思从不隐瞒他对伊壁鸠鲁关于自然的观念的偏爱。这一自然观拒绝客观的因果关系，主张重建对人类经验的积极原则的个人意识。德谟克利特因致力于对一种新病源论的探究而与尊贵的皇室断绝关系，并终因对自己目标的绝望而自杀。相反，伊壁鸠鲁只是对宇宙决定论表示了轻蔑，认为意识是真理的前奏：他在本性的意识中寻找灵魂的“安宁”。①
在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想通过普罗米修斯巨人神的傲慢来使伊壁鸠鲁的自由主义哲学更有生气。而后，他把普罗米修斯的“我痛恨所有的神”作为自己的信条，进而把这句格言看作哲学向“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②的挑战，以此来为自己辩护。在序言的结尾，马克思把普罗米修斯说成哲学历史上最崇高的圣者和殉道者。这标志着他对生命的看法做出了抉择：人类的存在是对野蛮力量的一次大规模的斗争，负有构建“兄弟之邦”(City of Brotherhood)的尘世使命。
这样，马克思从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开始，就认为思想是现实生活的一种运行(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他立志与腐朽的旧世界斗争到底，成为新世界的先驱。这个志向使他很快抛弃了黑格尔这个现行秩序的崇拜者。在为论文准备笔记的过程中，马克思开始与“体系”做斗争，无声地离开了那位他不久后就公开批评其危险的“神秘化”的无名哲学家。在这些笔记中，他把哲学同现象世界做了对照，并对受自我实现的欲望的支配和迫使他转向受“外部世界”的“火焰”的驱使的人的无知做出评论。马克思主张消除现象世界与哲学之间的缺陷。在这里，马克思首次使用了后来一直保留在他最成熟的作品里的独特的语言风格：哲学的实现同时也是它的丧失。随着马克思思想的成熟，这种文风一旦远离黑格尔派学究沉闷的语言，就会具有深远的道德意义。
1843年晚期从德国流亡后，马克思放弃了他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身份地位，开始了一种下层人的生活。①这时，为了把黑格尔现象学的基本要素放入自己的历史观，马克思做了旨在脱离黑格尔现象学基本要素的精神自省。在这段精神寻觅的时期，他首次对政治经济学做了批判性的研究，并在一系列未出版的笔记中详细阐述了他的结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巴黎笔记”。针对这些研究，他总结道：
因此，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①
由于黑格尔把自我意识本身——人的宾词——变成了主词，他的“人”就不是拥有一切能力的真正的人类，而是这个存在的部分的表象。因此，他并没有把人的劳动看作具体的、感性的活动，而仅仅是看作抽象的思维。对黑格尔而言，人的生命和活动只是思辨思想的产物，因此，人同世界的冲突也只不过是不同的思想范畴之间的冲突，胜败也仅仅是思想辩证变化的表现而已。黑格尔认为，人的自我的产生是思想纯粹形式的和抽象的活动。因此，异化(Entfrem-dung)是一个可以被受相同规律——否定之否定——支配的其他活动超越的思维活动。黑格尔把人的整体的现实和现实的整体归结为人类精神的活动。这个精神，就是黑格尔自己的最卓越的、非凡的、百科全书式的精神。
后来，马克思又浏览了黑格尔的“逻辑”,并被黑格尔的“方法”深深吸引。他愿意“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②。当他把这些写给恩格斯时，马克思不会忘记在他开始支持共产主义时，他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1845年)和《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中对黑格尔进行的“清算”。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揭露了披着革命外衣的黑格尔体系的极端保守主义。然而，他仍然认为：“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的关系的要素。”①另一方面，由于用“批判”和“范畴”取代了“绝对知识”和“理念”,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和他的同伴——对自己导师思想的模仿显得空洞而拙劣。贯穿《神圣家族》全篇的是对道德问题的高度关注。这个关注点既否定地又肯定地被展现在我们面前。否定的方面既表现在黑格尔追随者中的精英“批判性地”崇拜所代表的大师道德上，又表现在基督教的顺从所神圣化的奴役道德上；肯定的方面则表现为坚信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关于人类实践环境对于人性发展的重要性的理论。同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同意保尔·昂利·霍尔巴赫(Paul Henri dHolbach)“对人来说，人类最重要的本质就是人本身”的观点，并以此作为他的社会观念的基本原则。此外，马克思在解释爱尔维修(C.A.Helvetius)时写道：“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人不是由于具有避免某种事物发生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具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产生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温床，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的生命表现。”②
为了弥补黑格尔哲学中的缺陷，青年黑格尔派转而支持一种道德学说，而这种道德学说的理论前提正是“体系”自身的逻辑结论：因为现实是自我意识的一种运动，这种自我意识因而也就成了束缚个体的活动和思想的原因。为了改变世界，对意识做一个完全的转变是必须的。在坚信创造性的意识的巨大作用方面，最坚决的代表是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他那本古怪的书——《自我及所有》(Der Einxige und sein Eigentum,1845)——向一切哲学、宗教信仰及道德的和政治的学说提出了挑战，主张一种否认除了作者本身的自我之外的一切现实存在的虚无主义。在这本书的最后，施蒂纳狂妄地宣布：“我在虚无之中找到了我的原因。”①
施蒂纳的书受到了相当的欢迎，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有必要针对它写一本长篇幅的小册子。后来，这本小册子的手稿并入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成为它最大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没有出版商，这些被遗弃的手稿最终受到了“老鼠的牙齿的批判”。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发现了它的主要作者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最清晰、最系统的表述。②同时，我们发现，马克思想通过否定人的意识的自主性或创造性活动来实现与黑格尔和黑格尔派的彻底决裂。人的思想活动的各种表现被说成“从物质行为直接发出的”。马克思把这一观点归纳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③1859年，当回顾自己1844～1845年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研究成果时，马克思再次使用了措辞与之稍微不同的话。④
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说，马克思——正如他1873年在《资本论》第二版第一卷的跋里所宣称的那样——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他是否只乐于把在黑格尔那里“用头立地”的辩证法倒转过来，使其“用脚立地”?除了拆除黑格尔和他的弟子建立的作为人的自我意识(也是伊壁鸠鲁反对宗教迷信的自我意识)的支柱的基座之外，马克思是否取得了更多的成就?除了用一种唯物主义的哲学取代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之外，马克思还做了什么?
1873年的跋似乎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确切的答案，然而，提供答案的不是马克思，而是一位俄国评论家。马克思引用了这位俄国评论家对其《资本论》中运用的辩证法的解释，并表示了认可。对眼下的问题，这段有些长的引文里的一句话得出了一个宿命论般的结论。对这位评论家而言，也因此可以推出对马克思而言，人类的意识和意志是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支配的：“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做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①马克思在这段引文后面又加了下面一段话，似乎表示他的目的就在于用一种唯物主义的哲学取代黑格尔的泛理主义：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也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②
4.历史的偶然——道德的必然
由此看来，马克思的学说似乎由于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受到破坏：一方面，他指出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体系最终崩溃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他又把促进人类状况发生根本转变的社会革命看作承担着特殊历史使命的高度自觉的个体的成就。例如，马克思曾这样写道：“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①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②。资本主义引起了对它自身的否定(也就是社会主义),“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③。然而，我们同样在马克思的著作里看到：“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④换句话说，“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⑤。
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历史的必然性，或许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经常引发分歧的问题中最有争议的一个。如前所述，第一个触及这一问题的是伯恩施坦。他认为自己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理论中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陷阱”(snare)。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不啻为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支持者争论的焦点。
在上面的引文中，一种对历史发展的强烈的宿命论观点，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对被赋予(被谁?)一种“历史使命”的受压迫阶级的“历史主动性”的绝对信心结合了起来。如果不违背马克思天才的
基本一致性，不以他所说的隐微教诲(esotericism)为基础，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能否统一起来?之前，人们从来没有从这一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相反，马克思的教诲永远受制于最为牵强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模仿，相应的文本肯定也被用来支持关于他的著作的充满分歧的这种或那种判断。
那么,我们该如何协调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的观点(马克思确信他已经证明了，这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与另一种观念，即认为政治革命是以道德要求的形式向无产阶级意识提出的无比英勇的任务，也就是“绝对命令”①?摆脱这种困境最容易因而也最方便的方法，莫过于放弃其中一方：或者把马克思的学说看作一个单纯的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或者把它看作一种政治运动的学说。这正是伯恩施坦在阐述自己修正的社会主义观点时的做法：由于资本主义没有最终崩溃，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也逐步得到改善，伯恩施坦有必要把革命斗争——马克思曾把它同无产阶级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联系起来——转变为对政治的和经济的状况进行改良的政治活动。这些改良使资本主义社会逐步进入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伯恩施坦之后，马克思“危机理论”(Zusammenbruchstheorie)的合法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形成了一座无形的山。在所有试图维护马克思思想一致性的努力中，罗莎·卢森堡最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她的理论性著作——《资本的积累》——既有重建马克思主义道德的唯物主义基础的艰苦努力，又有对早于或晚于马克思的教条规定的界限之前。①
尽管她的著作中不乏天才的思想，但罗莎·卢森堡未能得出马克思的道德的一致的观点。不过，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相比，她为寻求经济决定论和无产阶级自发性之间存在的明显矛盾的统一所做的努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些理论家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似乎只是对她的一个微弱的回音而已。正是因为这些理论家虽可作为价值的标准却不具有丝毫真正的效力，罗莎·卢森堡的生命和著作才象征了迄今为止反对对马克思思想的宿命论解释的唯一的、有目的的尝试。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击者和受害人，罗莎·卢森堡获得了一个“启示”:她不仅意识到社会主义不是必然的，而且意识到“历史必然性”可能造成一种恰好威胁人类生存的混乱。无产阶级应该在决定性的时刻成为“历史主动性”的创立者。她第一个加入了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论战，并领会了行为方式和抽象目标之间的本质联系。这一次，她显得比列宁更具洞察力。列宁意识到马克思的学说不是教条时已经太晚了。②从马克思思想的字面意义上讲，尽管不如乔治士·索列尔虔诚，但罗莎·卢森堡提出了一个革命工团主义的思想，这对解决工人运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做出了很大贡献。③
1926年，亨利·德曼(Henri de Man)借着“清算”马克思主义的幌子，攻击的恰恰是马克思学说的基础。然而，他强调自己批评的目标不是马克思的人格，而是他的著作中的一个明显的缺陷：缺少社会主义的道德诱因。①德曼认为，马克思故意放弃了他对经济学原因的继续研究，即对工人运动的客观原因的考察，而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其实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德曼看来，马克思有意地抑制了对社会主义道德动机的论述，甚至在“压抑”自己的道德情绪方面走得更远。简而言之，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对道德驱动进行“抑制”的结果，而非其直接表现。②
悉尼·胡克(Sidney Hook)考察的是马克思思想的道德方面，但没有从现代心理学理论的角度事先假定它的“退化”。由于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假定与将其冠之的实用主义原则协调起来，胡克的著作显得与众不同。在谈及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观点时，胡克说：
共产主义不是在事物的本性中注定要实现的某个东西；但是，如果社会继续存在下去，共产主义会提供走出资本主义造成的困境的唯一道路，尽管资本主义拥有丰富的财富，并能为工人提供丰裕的社会生活。马克思真正要说的是：或者这样(共产主义),或者什么也不是(野蛮状态)……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性源自分离(disjunction)的事实，而主观性则源自这样的事实，即它是被选择的，而不是等于零。通常，对分离的事实的认识伴随着对共产主义的约束。但是这种联系并非必要，它甚至还不如牛奶是一种有益健康的饮料这样的知识更能促使一个人去喝牛奶。一个人也许同意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意识到阶级斗争的存在，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对过去历史的分析，但这并不会使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资产阶级思想家从马克思的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有的甚至更早些。只有当一个人接受了分离的第一个条件——这是心理活动和(如果你愿意)道德活动，他才配得上这个称号……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在革命行动中实现了自身。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科学也不是神话，而是一种社会运动的现实的方法。①
马克思的伦理学被否定地说成超道德主义，也被肯定地说成本质上的实际论证方法。经由费尔巴哈，马克思的伦理思想与斯宾诺莎(Spinoza)——一切时代最伟大的超道德主义者——的伦理学表现出共同之处。这两位思想家的伦理学都是存在主义的思想，而不是思辨的体系；他们都把人放在了一个无限本性的永恒的周期里面，要求他通过自身的全面发展去实现理想中的完美。然而，我们的推论不得不就此打住，因为再走下去只会导向谬误。但是，我们可以假定性地将尼采曾经做出的一个惊人声明归于马克思，即发现了自己同斯宾诺莎的相似性：
我万分惊讶、彻底痴狂了!我有一位前辈，他当真是一位前辈!以前我对斯宾诺莎一无所知，今天我对他的发现是一种“本能的活动”。我们不仅有共同的基本倾向——使知识变成威力无比的热情，而且我也在他的学说的五个本质之处发现了我自己的影子。这位另类而孤独的思想家在这些方面与我最为相似：
他拒绝意志的自由，终极性，普遍的道德秩序，无私，罪恶。毋庸置疑，我们的差异也是如此之大。但从根本上讲，这是我们的时代、科学和文化的差异的结果。①
马克思很厌恶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说教式的表达方式，坚决避免在自己的著作中纯抽象地、神秘地谈论“公正”“义务”“道德”等经常被其他社会主义者(特别是蒲鲁东)滥用的措辞。②然而，马克思思想的最大目标却依赖于某种价值判断。他之所以谴责这一“现代神话”,是因为它为伪公平和伪道德提供了遮羞布。③
马克思思想中或许可以被称为“矛盾情绪”的例子，是他为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序言。在序言中，马克思对后来他的著作中出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做了最简练的说明。在首次勾勒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思想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之后，马克思写道，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被看作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最后，他自信地总结道：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①
把上面谈到的矛盾同这段话或者同许多从这里引用的其他引文联系起来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的来临既看作一种经济上的偶然性，也看作一种道德上的必然性。当他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时，马克思理性而有根据的预言仅仅建立在他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科学分析以及对现实冲突的直接观察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和导师，亲自参加了这场使社会的两大阶级陷入相互对立的冲突。他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预言，不比一个基于一种道德的信念和倾向，并以特定的物质、经济和历史等客观条件(这些条件使完全颠覆现存社会和铸就“社会的人性”成为可能)为现实基础的理性推论更具科学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十”)。换句话说，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述属于某种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为了变得“客观”而要求积极的参与和道德的承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二”)。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如果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的现代无产阶级——它的历史地位加速了社会主义的来临——有通过努力掌握人性之尊严的勇气，采取行动并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将会变成现实。如果无产阶级没有意识到那个既实现了它自身的转变同时也改变了世界，并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消灭了它自身的革命任务，社会主义运动将会是什么样的?
客观的偶然性和道德的必然性(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思想中的这个“二元论”)的二元论体现在，马克思对批判的顽固坚持，而他缺乏洞察力的弟子们却更喜欢抛弃而不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①这份马克思思想的袖珍指南中寻找答案的钥匙和辩护的理由。由于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献，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马克思曾敏锐地预见到他的学说肯定会进一步刺激他更多的不友好的读者。这篇文献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不久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马克思对自己的书做了一个“客观的”批评。这段话是作者为恩格斯准备的给一位密友，即前些年马克思称之为“路易·波拿巴”的“文字上的马屁精”卡尔·福格特(Karl Vogt)编辑的刊物写的关于《资本论》的评论。马克思想戏弄一下这个小报，所以他的评论有点自我模仿，并为他虚构的评论家(事实上是恩格斯)预设了关于他的书的表面上的缺点的基调。正如它的作者所承认的，《资本论》既是科学的，同时也是“主观的”。
马克思从反对普鲁士对“科学的主动性”的扼杀开始了他的自我评论，正是这种扼杀使得“德国精神”只有在流亡中才得以实现。他继续说道：
至于这本书本身，那末应该区别其中的两个部分：作者所作的正面的叙述……和他所作的倾向性的结论。前者直接丰富了科学，因为实际的经济关系是以一种完全新的方式，即用唯物主义……方法进行考察的。例如：(1)货币的发展；(2)协作、分工、机器制度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是怎样“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
至于作者的倾向，也同样需要加以区别。当他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上来考察孕育着一个新的更高的形态时，他只是在社会关系方面揭示出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确立的同一个逐步变革的过程。自由主义的关于“进步”的学说……是包括了这一点的，而作者的功绩是：他指出，甚至在现代经济关系伴随着直接的恐怖的后果的地方，也存在着潜在的进步。由于他的这种批评的观点，作者同时也就——也许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消灭了所有专门家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所有的乌托邦主义，
与此相反，作者主观的倾向——他也许由于自己所处的党的地位和自己过去的历史而不得不如此——也就是说，他自己怎样设想或怎样向别人表述现代运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最后结果，是同他对实际的发展的叙述没有共同之处的。如果篇幅许可比较详细论述这个问题，那也许可以指出，他的“客观的”叙述把他自己的“主观的”奇怪想法驳斥掉了。①
通过更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发现，关于马克思毕生事业的这段明显的讽刺性判断其实是真正的“自我批评”。作为一位天生的斗士，马克思感觉到了同一切人类的一致。在他之前，这种感觉只有很少的思想家体验过。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理性重建的可能性的远见，绝没有模糊他对不容乐观的现实的直接观察。这种让人沮丧的现实预示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野蛮状态，即我们终极选择的第二个条件。因此，马克思支持这项事业：它的胜利不具有必然性，而只是一种可能性；它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是残酷的命运所能给予无产阶级的唯一机会。
马克思学说的两个明显的矛盾方面——“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事实上是他唯一的、铁板一块的天才的双重表现，也是他的人格(其最微不足道的行动都导向了一个明确的目标)的双重表现。
我们在马克思关于战斗性的认识方法中，发现了证明马克思思想一致性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①
没有任何一处表述能够比这段文字更清楚地表达马克思的思想了。因此，我们只能这样理解唯物史观的真正意义：它既是探究历史发展的一切领域的方法，也是关于社会运动的学说；既是理解历史的工具，也是指导革命行动的手段。②
作为一种客观的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使我们对复杂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做出非常科学的分析。作为一种人类行为的道德价值观，它寻求的是建立无产阶级的行为原则，指导无产阶级实现自我解放，建立一个和谐的人类共同体。尽管过去的历史现象是由因果关系决定的，但在道德领域，为了达到未来目标所直接
使用的手段是可以选择的：从心理学上讲，目标和手段必须统一于革命实践之中。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世界和人类必须同时改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①
5.革命实践
革命实践的心理方面大体上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活动的那些方面是一样的。在这两种情况下，行为都是由一个特定目标决定的。那么,目标的实现就伴随着一个活跃精神运动机制的过程，它将逐渐暴露新的事实的各个要素。因此，目标的具体实施是与之有机相连的手段选择的临界因子。“真正聪明的行为是对目标的追求先于对手段的发现”②,让·皮亚杰(Jean Piaget)写道(他的心理学研究大大巩固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地位)。在(智力的)初级阶段，手段和目的之间几乎没有差别。手段的选择带有很大偶然性，行动也没有丝毫的目的性。“(至于)感情通过赋予目标以价值而支配行动……为行动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动力，虽然这一行动也具有了知识的形式。”③
革命实践通过不断完善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关系来表现自己的道德特征。我们把这种相关的机制引入社会行为的领域是合理的，因为它就存在于最基本的真实的人类实践活动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对劳动过程的一个一般描述中讨论了它的本性。劳动是同自然交换的活动。当人类为了改变自然而按自然规律办事时，他也通过发展自身与生俱来的潜能和使自身本能的互动受制于有意识的自律而改变了自己的天性。马克思明确指出，他所关心的是人的劳动，即“人类生活的永恒的条件”,因此也是“一切社会形态普遍存在的”,而不是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他把人类的劳动比喻成蜘蛛或蜜蜂的活动，指出在对蜂房的建造上，蜜蜂使许多人类的建筑师感到羞愧：
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①
人的劳动“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②。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说过，人是根据自己的目标行动的。“他的行为是由他是什么以及他的期望的心理映像所决定的。”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人能够自主的根源，也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动物“缺乏呈现出理想与现实的这些表现方式”③。黑格尔还写道：“人要想成为人，就必须创造出他自己。”当然，他马上又补充道：“他必须自己战胜一切，因为他是精神。”④黑格尔通过对目标的自主选择，把关于人的自主性的命题变成了一个历史的学说。在这个迷惑性的幻象中，个体和人类只不过是一个无形的实体，即绝对精神的体现。
黑格尔的思想对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产生了某些影响，马克思也公开承认过这一点。这位老师留给他的是一条已经清除了一切道德的历史道路，使他树立了对历史结果的合理性的信念。然而，马克思再三强调，这只是他辩证法中最不重要的方面。在反对黑格尔的先验论中，我们会意识到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造性，意识到它作为理解历史发展的工具的价值和作为“自觉地参加……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①的价值。
革命行为、手段和目标之间的有机联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人类实践的主要特征——可以被说成理想的目标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手段之间的基本关系。为了指明为实现新的人类共同体而奋斗的社会运动和目标本身，即社会的人类②,马克思用了“社会主义”一词。该词也阐明了在特定手段的选择和应用中扮演着整体的角色的目标。
马克思采用革命手段的坚决态度同他所反对的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的"现实政治"看起来没什么区别。③拉萨尔把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当作死敌，并与俾斯麦组成了一个策略性的同盟来反对自由主义者。此外，作为德国第一个工人组织的创建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革命行动内在的辩证矛盾”④了。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拉萨尔就革命的目标和手段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立场。直到今天，这甚至都是对这一问题最清楚的、最有影响的分析。他写道，革命运动的动力来自“**”,来自对某种思想的无限威力的信仰。这就意味着革命群众忽视了实现他们的理想的手段和困难，他们对可资利用的实际手段从何而来完全无知。然而，任何革命，如果只用自己无限的**去换取现实的理智，都注定失败。只有协调好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关系，才能克服这一困难：
正如晚年黑格尔所深刻揭示的，一个目标只有通过已经浸透了它自身的本性的途径才能实现。因此，这个目标必须在手段本身中得以发展和实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个手段又必须共有目标的本性。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目标并不是在手段的帮助下实现的，而是在手段自身中实现的。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除非通过与它自身的内在本性相符的某种手段，否则任何目标都无法实现。这也是革命的目标不能通过外交途径得以实现的原因。①
“历史唯物主义”——与他的这一历史观的叫法相比，马克思更多地被认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创者——是一种对历史经验进行因果分析的方法，也是对人类主动性的呼吁，即对这场“自编自演的戏剧的主体”②的呼吁。过去事物的“历史必然性”似乎带有些许宿命论的色彩，揭示这些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的规律需要对历史做出唯物主义的解释。根据历史的道德唯物主义学说的原理，这种关于现在或未来的“必然性”必然导向目标的最终实现。法国社会主义者查理·安德勒(Charles Andler)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个方面，认为人类终止相互之间的对抗状态“不是某种必然性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人类不想走向毁灭；历史唯物主义对他们想继续活下去的愿望很有吸引力。它使得思想趋向于现实生活，现实生活趋向于被理性构建起来的社会组织”①。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方面一点也不矛盾：它们为革命实践提供了一个理性的基础，证明了人类的解放依赖于特殊的物质条件，特别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过去社会的物质条件曾凌驾于人类之上，而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时代，这种物统治人的至上地位将被人对物质条件的支配取代。然而，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包含在物质条件里的客观可能性，同一个将由人类的创造性活动来完成的道德任务联系了起来。这一任务“需要的条件”,在于“按共产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②,
费尔巴哈和18世纪法国主要的唯物主义者为马克思实用的伦理学提供了灵感。因此，当与他同时代的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Wesen des Christentums,1841)、《未来哲学原理》(Grundsatze derPhilosophie der Zukunft,1843)或者《宗教的本质》(Das Wesen derReligion,1845)的读者情不自禁地对其进行注解时，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对费尔巴哈的评价之苛刻令人异常惊讶。对于费尔巴哈而言，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人是人、文化和历史的产物。”③费尔巴哈的伦理学像马克思的那样，是行动的而不是沉思的学说：
对彼岸世界的否定意味着对此岸世界的接受；对来生的更美好的生活的否定意味着对今世的美好生活的要求；因此，这种更美好的生活就变成了一种义务和人类有意识的活动，而绝不是一个没有结果和毫无价值的目标。这里无疑存在一些人拥有一切而其他人一无所有的明显不公……能够从眼下人类生活中的这些不公和苦难中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改变这些罪恶的意志和努力，而不是对一个毫无意义的彼岸世界的信仰—个允许这些罪恶在此岸世界继续存在下去的信仰。①
费尔巴哈意识到，人类不是静止不前的，历史就是人类的未来。存在着一个人类文明史：哪怕是动植物，在我们尚无法折回历史去寻找它们的始祖时，也受这些变化和培养的影响。②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从不批评费尔巴哈从共存关系的角度对社会关系的研究，而是强调他著作的积极方面：费尔巴哈向我们展示了动机、倾向以及未满足的要求是如何变成阻碍个人的力量的。形成马克思的方法的唯一关键点是，费尔巴哈已经“理想地”将人类奴役现象与历史自然过程区别开来，而不是“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③。马克思发现，费尔巴哈过高估计了人的情感冲动，并把它理想化了，这使他忽视了人积极的才能和创造力，以及改变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环境的能力。不过，马克思还是把费尔巴哈1843年复兴的未来哲学的一个原则并入了自己的世界观：“‘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Homosum,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这个短语，从最普遍和最显著的意义上理解，是(那位)现代哲学家的座右铭。”④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里提出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法国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精神传统得到了最清楚的表达。
马克思赞同关于原初的美好的唯物主义观点，以及人类智力水平、人类环境、教育的重要性和人类合理平等地要求快乐的权利。更有甚者，马克思从这些前提出发，推出了下面的道德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