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早期的语境中谈论“社会主义”颇有几分时间错位，因为这一指涉到特定的、自我觉知的意识形态的专用名词，是在30年代中期开始使用的①,这一情况需要说明。但我们可以梳理出(在更早的时段内)由一些法国社会理论家——他们曾一度试图解决由法国和英国新的工业社会之形成所带来的问题——开引的重要思想支流，其中就包含有傅立叶对商业社会的尖锐批判以及通过爱与群体团结来改造社会的详尽的思想计划。②不过，傅立叶的名著《四种运动论》在出版之后的25年内，在法国并没有很多追随者，而相反，19世纪20年代晚期的社会探索领域由圣西门的门徒所掌控，这让傅立叶十分懊恼。③圣西门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从美国独立战争的一名士兵到法国战争的投机商，从贵族伯爵到穷苦的社会预言家；从自杀的绝望到目空一切的自负，从精神失常到温和的疯狂。他在法国革命政治下提出的经济设计耗费了他将近一生的时间，而最终又让他穷困潦倒。他放弃这一设计之后，于1800年开始去思考道德和社会问题。在接下来的25年内，他完成了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著述，在其中他以关于未来社会之乌托邦的视野来深度地审视社会和经济问题。④圣西门1825年去世之前，已经吸引了一小帮虔诚的追随者，其中有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学生和新毕业生，也有巴黎复辟活动的共谋者。⑤他去世后不久，包括奥林德·罗德里格、阿曼德·伯赞德、菲利普·布歇等在内的第一批门徒，以及成为空想社会主义富有感召力的领导者的普罗斯珀·巴斯林米·昂方坦，共同组建了“圣西门社”,并主办了短期刊物《生产者》(1825—1826)。在《生产者》与接踵而至的《组织者》(1829—1831)和《地球》(1831—1832)上，以及在1828—1830年于巴黎举办的人数众多的公共演讲中，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套引人注目的社会和伦理学说。圣西门的门徒澄清说，他们并不是在简单地重复老师的话语，而是在圣西门卷帙浩繁和兼收并蓄的著述之启发下发展一套有活力的学说。①

空想社会主义，和早期其他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一样，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关于经济的一系列命题。它关于商业社会的分析，也并没有假定物质利益在历史中的先决地位。尽管圣西门和他的追随者相信他们发现了社会生理学的科学理论，他们的理论实际上还是一种推测的社会心理学，因为他们认为信仰和价值从根本上塑造着人类历史。②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观充分体现了它本质上的空想性。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看来，欧洲历史就是“和谐、统一的‘有机’时期和竞争、抗议、展望、过渡的‘关键’时期的交替”③。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在目前这个关键的年代，敌对普遍存在于各种关系之中、国家之间、性别之间；对于社会主义历史而言，它十分不容乐观地体现在工薪阶级和雇佣者之间。④他们声称现代工资关系是一种奴隶制的存续，它寻求通过用生产和消费的理性组织代替目前效率低下、无政府、竞争的社会，以缓解“最穷的极少数阶层”的痛苦。空想社会主义的将来意味着真正的平等，但这并不是就实现社会财富均等这个意义上而言的。相反，空想社会主义者希望通过允许真正的能者担任产业和社会的领袖，从而充分实现精英社会。正如他们那句有名的口号：不同的才干将获得不同的回报。①所以，空想社会主义者采纳了精英社会的基本原则，但是他们将这一法国自由主义者的信条扩展到远超任何自由主义者可以接受的程度。为了实现这种新的社会秩序，空想社会主义者坚持废除遗产权。当努力强调这一点的时候，他们的目标并非在于私有财产本身，而是在于继承财产的权力，因为财产继承妨碍了分配财富时不要考虑继承人这一价值原则。而且，他们还指控它(财产继承)非理性的和非生产性的财富分配有碍于社会改革。因此，政府必须将这种家庭财富占为己有并作为社会资金分配给真正有能力的人，他们的出色和勤劳将丰富整个人类的社会福利。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张远远没有达到要求废除家庭财产的地步，但是他们对于继承权的发难深深地震撼了现有的社会价值。罗伯特·卡莱尔写道：“对于财产之讨论的关键点是……如果带来了(用于继承的)财产服务于全人类这种转换的话，它将使另一种关于家庭、婚姻、性别以及男女关系的观点成为必然。在这里，转换是关键词。不对现有的各种价值进行重新评估的话，任何(新的)观点都是不合适的。”②卡莱尔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寻求导致现代自我中心主义的原因并不是物质生活上的改变，而是为了这个时代的主流精神价值，这一如圣西门在《新基督教》中所说，他们从新教改革的结果中追寻这个关键时代的直接源头。从前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受较早时期天主教作家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者极度批判他们之前所认定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关系与现代宗教个人主义之间的深刻联系。这种对新教的评判在空想社会主义者同时代的其他人身上并没有流失。正如法国运动中的一位德国学生在1834年所报道的，在圣西门看来，“卢瑟暴乱”使“人类精神从(中世纪基督教的)一般性的观点发展到了对特定性的分析……对普遍性的忽视产生了统治社会各个阶层的自我中心主义”①。在费尔巴哈看来，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基督教的攻击，大部分都应该被视为他们的确反对他们认为新教中存在的“反社会价值”②。

然而，又和费尔巴哈一样，他们也认为宗教改革强调了甚至在较早时期天主教中就已经呈现的一些东西。那就是，尽管他们赞扬有机整体论和中世纪天主教秩序，并且开放地从像博纳德和迈斯特尔这样的天主教保守分子的著作中吸取思想养分，他们还是认为天主教与早期基督教的原始教义渐行渐远。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最起码要实现一次能够满足人类本质的根本转换，他们的这一野心使得他们直接对抗两千年的基督教历史，他们认为那是构成他们对人类本质进行综合理解的唯一对手。取消社会敌对和实现经济正义，是他们在完成取代基督教这个更大任务中的两个方面，他们希望在反对现代社会之状况的斗争中，通过鼓吹他们所认为的基督教的本质而完成对基督教的取代。③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从圣西门的《新基督教》中发现了新时代的征兆。在这本书中，圣西门将基督教的发展追溯为从一种兄弟姐妹之爱的普遍宗教到崇尚天堂而贬低人间的二元信仰的衰落。为了给“仁爱的上帝”这个泛神论理念做辩护，他坚持“真正的基督教必须使人在人间和天堂一样快乐”①。他写道，“所有人都应该表现得像兄弟那样”,将基督教的整个内容浓缩成这个“庄严的原则”②。圣西门设想的这个原则实质上属于早期的基督教，而友爱的社会联系将在未来作为宗教信仰而“重生”,这种新的宗教“引导社会走向迅速改善最穷苦阶级之状况的总体目标”③。

在这个愿景的激励下，圣西门的追随者们在1829年自己组建了一个“教会”,并将昂方坦和伯赞德加冕为两个“教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罗马教皇的统治集团一样，空想社会主义者调整了天主教仪式的很多方面，使其适应于从各种超自然的服饰上剪下的一角新信仰，并且唯一的目标就是指向社会关系的神圣化。有一种十分普遍的观点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创造一种宗教的做法违背了圣西门的意图；果若如此，这种违背即在于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一开始就抵制圣西门源于对乌托邦之出现的恐惧的宗教

理念。④的确，第一份空想社会主义刊物《生产者》只是关注社会组织和社会改革的技术和器物层面。仅仅在该刊物停办后的两年内，空想社会主义运动的内部决策圈就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他们开始相信人类物质生活的转变必须在道德精神改变之后才能发生。在一个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关键时代里，人们必须学会互爱。于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开始寄希望于这样的社会转变：从“敌对”到“联合”,从“批判性”的当下到过去的高度“有机”的时代，从基督教到一个充满人性之爱的宗教。⑤空想社会主义者革新教义几个月后，这个“全新的基督教”就在他们一系列公开演讲中广受公众好评，这些演讲是在1829—1830年于塔拉纳大街租赁的大厅内进行的。

空想社会主义者视圣西门为新基督教的耶稣，但正如他们热心效仿的耶稣弟子们那样，他们远远没有止步于只是颂扬其老师的启示。在他们分析旧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与社会无序和不公正之关系，以及努力号召艺术家、学者和实业家为新的信仰服务的时候，他们明显地超出了圣西门。进一步，他们为新基督教设立了一个全面的哲学基础，以此集中分析正统基督教中“精神”和“实体”的基本二元论。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坚持认为，这个二元论就是基督教对于世间人们的幸福漠不关心的核心所在，因为它鼓励人们修行肉体以圣化精神，放弃人类社交而内转于自身灵魂的教化。克服基督教的肉体精神二分法的要求，鲜明地体现在空想社会主义著名的口号中。正如伯赞德第二次阐述他们的教义时所声称：“先生们，人类整体进步中最显著、最新奇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明示‘今天’在于‘实体的复兴’。”①从这个广泛传播的旨在实现肉体与精神之和解的泛神论信仰中，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不仅引出了支持神圣的社会关系的论据，还引出了支持上帝雌雄同体、自由**以及两性平等的理论。②

空想社会主义在巴黎人的思想生活中占据的统治地位，和它的短暂生命一样彻底。1831年年末，该运动的两位“教皇”之一伯赞德，在和皮尔·昂方坦就婚姻、自由**以及妇女解放等问题上发生严重的分歧后离开了教会。其他一些重要的成员，包括皮埃尔·李劳斯、朱尔斯·里彻瓦里尔以及亚伯·特里森等，都投向了竞争对手傅立叶的阵营。①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教会”在其公社中的滑稽、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对天主教僧侣秩序的模仿，引来的嘲弄如同公众对它的兴趣一样多。1832年夏天，当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因为触犯了公共道德而出庭受审的时候，公众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关注达到了顶点，然而随着他们神圣超凡的领袖被送去圣—派拉吉服刑一年的时候，这一切都黯然退去。尽管这个团体在1832年元气大伤，但是这出荒诞的闹剧不应该使我们忽视它在全盛时期以及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造成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的理念对那些在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最后几年里成年的年轻作家和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在法国王朝复辟中感觉被王权和教会的反动勾结压得喘不过气来。②这一代的许多人，对于保守浪漫主义最初的信仰也在复辟的波旁王朝积累的压迫、经济的停滞不前、意识形态的不谐之音，以及那场推翻了旧君主却又拥立新的资产阶级贵族统治的七月革命中瓦解了。七月革命后迅速吸引了大量法国最有智慧的年轻人的新“浪漫主义”,在空想社会主义之理性的批判、伤感的人文主义和救世主的乌托邦主义的结合中得到了最完满的体现。

我们可以从两个转投进步和社会解放理念的个人惊人的转变中追踪到法国浪漫主义发生的深刻变化。维克多·雨果，1830年未满30岁却已经是法国浪漫主义者中非常杰出的一位，在1827年便从保皇主义转向自由主义。③19世纪30年代初，他通过反对愚昧和穷困来支持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响应他那个时代“社会问题取代政治问题”的潮流，他宣称文学“肩负着民族使命、社会使命以及人类使命”④。雨果不是唯一主张社会责任感的诗人。事实上，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关于艺术应该具有“社会价值”的坚决主张，在七月王朝那些年的艺术家和美学家那里是司空见惯的。①在另一个类似雨果的转向中，老一点的诗人菲利赛特·拉梅内也赞成这个艺术使命的新理念。他放弃了在其四卷本《论麻木不仁》中主张的天主教集权主义和保皇主义，而在他1834年的《信徒的主题》中则致力于“在人类社会的中心发生的惊人革命”②。比雨果更有震撼力的一点是，拉梅内将深刻的宗教信仰、革新精神以及道德的渴望与对社会正义的向往结合起来。社会愤怒、急剧兴起的理想主义以及各种其他易于传播的信仰，决定了乔治·桑德、阿方斯·拉马丁、尤金·苏、阿尔弗雷德·维尼、圣佩韦、皮埃尔·李劳斯以及其他无数次要人物的观点。可以说，浪漫主义从反动到“运动的政党”的变迁，构成了19世纪30年代法国人思想生活的主要特质，而且这一变迁对法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848年。空想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只手开启这个转变，但是他们关于人性之爱的宗教的全面理解，却特别满足了法国浪漫主义这一代人的理智和情感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