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研究历程,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17年对教育旧思想进行改造阶段,二是“**”期间批判传统教育思想阶段,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系统整理与广泛研究阶段,四是21世纪以来全面扩展和深入研究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17年对旧教育思想的改造(1949—1965年)从新中国成立到1965年的17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阶段,强调用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改造批判,中国教育哲学思想在很多时候都被当作批判的对象。
1949—1956年,文化教育界开展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不相适应的儒家思想的政治伦理、纲常观念、仁义道德成为批判的对象。①如韦悫在《教育是什么?》一文中批判了孔孟教育思想。②
与此同时,教育领域对中国教育哲学思想进行了初步讨论。1957年2月号《人民教育》开辟研究中国传统教育经验专栏,编者按指出:“对于孔子教育遗产的研究评价,是我们研究中国过去教育经验的重要工作之一。对于孔子不只要从他的点滴的教学经验来研究,更要从他整个的思想体系社会背景来研究。”同期刊登了许梦瀛的文章《略谈孔子的教学法思想》,客观总结了孔子学思并重、注重实践、因材施教、培养乐学的旨趣和由知到行、启发性原则的思想。③车树实的《简介》(《人民教育》,1962年第9期)一文对《学记》的教育目的、“教”与“学”的关系、教育教学原则进行了介绍。虽然说学者要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批判居多。之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下降。
二、“**”时期对传统教育哲学的全面批判(1966—1976年)
1966—1976年,在“**”的影响下,孔子等人的儒家教育思想受到批判。1975年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一书是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孔子教育和哲学思想的专著。他从孔子的生平和政治、哲学思想以及办教育的目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批判性的论述。
值得一提的是,梁漱溟于1974年撰写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文章,全文长约3万字,对当时的批孔运动持反对意见,提出应对孔子进行公正评价。该文后来发表在《群言》杂志上。①张斌贤等将“**”期间人们对孔子封建主义教育思想批判的主要冲突概括为,阶级教育与有教无类的问题、实践第一与知行并重的问题、思想改造与因材施教的问题、“闹而优则仕”与“学而优则仕”的问题。他认为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难以达到对孔子教育思想的正确理解和评价。②
三、改革开放后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整理与挖掘(1977—1999年)
1979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提出重新开设“教育哲学”,高等师范院校于1980年重开了“教育哲学”课程,教育哲学研究与教学步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挖掘和整理我国的教育哲学思想,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一科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③学者开始了对中国教育哲学思想的系统整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研究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著作不断增多
学者从哲学高度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发展演变进行理论总结,在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代表性成果有,黄济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1994),崔宜明等的《中国传统哲学与教育》(1995),于述胜、于建福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1996),何光荣的《中国古代教育哲学》(1997)等。于述胜1991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朱熹教育思想体系》④、于建福1996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孔子的中庸教育哲学思想探微》等也是这一时期研究教育哲学思想的专门成果。
学者的研究各成体系,各具特色,分别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发展历程、基本论题、核心范畴、重要人物、主要著作等的研究。
黄济主编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是新中国第一本评介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著作,它“由论而入于史”①,即出于建立学科知识体系的需要并从现代教育哲学问题出发,对传统教育哲学观点进行系统梳理。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包括教育哲学思想在内,大致经历了先秦的诸子百家、汉代的经学和神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和“三教”并举、宋明理学、明末清初的实学(或经世致用之学)、近代的西学东渐等不同发展阶段。①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同特点,并从社会观与教育、人性论与教育、伦理观与教育、知识论与教学、美学与美育等方面分专题深入研究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做了客观评价,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特点归纳为“天人合一”“政教统一”"文道结合""师严道尊”。
如果说黄济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只揭示了中国教育哲学论域,于述胜、于建福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则初步建构起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范畴和概念体系,包括性与习、知与行、道与文、教与政、天人合一与理想人格。刘复兴、刘长城的《传统教育哲学问题新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则提取了“天道与人道”“政与教”“学问与人格”"为己与为人""高明与中庸"等范畴,有重点地进行了分析探讨与评论。郭齐家提出了“道与德”“性与习”"知与行""理与欲"及"义与利"的基本范畴。②
何光荣的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研究别具一格。他在代表作《中国古代教育哲学》的“自序”中写道:“中华的教育思想本来就出自哲理,特别是人生哲理;哲学之于教育,不是从外部提供方法论,而是哲学本身就有教育之大义存焉;教育亦不限于徒具孤立之含义,而是在实践哲学,故哲学与教育混为一体。”③“中国之哲学深蕴着教育思想,中国之教育思想体现着完备的哲理;二者关系极为密切,几乎可以说一而一、二而二,二者统一于一体之中。”①他以本体论一人性论—认识论—教育论—道德修养论一人生意义论而自成逻辑体系,深入阐发了传统教育哲学之思想内涵。
(二)教育哲学教材不同程度地涉及中国教育哲学思想
1978年以来,一批教育哲学教材相继出版,其中很多包含了中国教育哲学思想的内容,或是范畴,或是人物,或是古代著作。如黄济的《教育哲学初稿》(1982)和《教育哲学》(1985)在教育的社会职能、人性论、美学与美育中论及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王为农、郑希晨的《教育哲学》(1990)回顾了中国教育哲学思想的变迁,概述了近代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孙中山、蔡元培、陶行知、杨贤江、毛泽东等人的教育哲学思想;钟祖荣的《基础教育哲学引论》(1996)提及了中国古代教育家的人性论思想和《学记》《中庸》《劝学》的教育哲学思想等。
(三)发表了诸多中国教育哲学思想研究论文
中国教育哲学思想研究论文,1978年前可谓是“寥若晨星”,1978年后则可谓是“灿若繁星”,教育学界、哲学界、史学界学者发表了诸多有关中国教育哲学思想的研究论文。一是从不同方面探析了学派、人物、范畴等的教育哲学思想学说。如于建福的《孔子的中庸教育哲学思想初探》②分析了孔子以“中庸”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哲学基础的内涵与具体表现。二是一些学者对教育哲学和教育哲学思想的研究做了阶段性反思,如黄济、陆有铨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撰文,阐述了发掘和整理我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教育哲学思想史,为教育哲学学科的建立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历史遗产,我们必须认真进行学习和总结,做到古为今用”①。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促进中国教育哲学思想研究形成崭新局面。
20世纪末期20年,中国教育哲学思想第一次克服了对西方教育哲学理论的严重依附,得到系统整理和阐释,为我国教育哲学研究“本土化”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所取得的大量理论成果,特别是出版的一批颇有影响的专著和教材,标志着教育哲学建设具有了中国元素,这在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四、21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研究的扩展和深入(2000—2019年)
21世纪以来,学者“对教育哲学的多元理解使得教育哲学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对教育问题的关注范围也越来越宽泛”②,中国教育哲学思想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一)研究内容系统全面
由中国教育史学者出版的传统教育哲学著作以张瑞璠主编的《中国教育哲学史》(四卷,2000)为代表。《中国教育哲学史》以史带论,总体上以历史为线,展现中国从古代到近代教育哲学发展的轨迹。作者在“前言”中指出,中国教育思想的历史发展和嬗变经历了两个高峰和一次转折。第一个高峰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儒家学派;第二个高峰出现在宋明时期,形成了宋明理学;中国近代教育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出现了一次转折,这就是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换。围绕着“两个高峰,一个转折”,《中国教育哲学史》分为四卷,第一卷由春秋到东汉,第二卷由魏晋到南宋,第三卷由元代到清初,第四卷是近代(1840—1949)。在每一个阶段中,以人物为点,围绕着三个相互联系的范畴“人性论”“义利观”和“理想人格”进行思想梳理。其中,人性论是其理论基础,义利观是其根本价值导向,“天人合一”“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是其终极追求。张瑞璠在写作《中国教育哲学史》时,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中国教育哲学史》理应写出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避免套用西方教育哲学的概念范畴”。现在看来,这个目标达到了。《中国教育哲学史》虽然也是中国教育思想史,但与一般的中国教育思想史不同,“其思辨深度明显加强,其整体把握能力也有明显提升,较好地体现了哲学研究的整体性和以价值论为中心的特点”①。它对不同时期教育思想的认识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这可归结为教育哲学的著作。
(二)研究主题聚焦深入
一是集中于对某一学派或几个学派的断代研究。如韩钟文的《先秦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研究》(2003),集中论述了在中国教育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先秦儒家学派论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与人的发展、教育目的、道德教育、教学思想、美育思想诸方面,其概述路径与黄济一脉相承。部分学术论文选取了具体学派,如张学强的《先秦儒、墨、道、法教育哲学三题》①。二是集中于对某一人物或几个人物的专门研究。研究人物的教育哲学思想成果颇丰,近年来的一些硕博论文也常常以某一人物的教育哲学思想研究为选题。三是集中于对某一范畴或几对范畴的具体研究。中国教育哲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有着自己的一套特殊概念、范畴和命题,如义与利、理与欲、性与习、学与思、知与行等,对思想家的教育观产生重要影响,成为思想家之间交锋的热点。学者通过指向范畴的研究,洞察其中的深刻认识和精辟见解。
(三)研究视角切近时代
有学者认为:“我们今天仍应吸取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它新的时代特色,在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中走向现代化。”①如何寻求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问题受到关注。刘复兴、刘长城的《传统教育哲学问题新释》(2000)择取历史上反复出现而在现代教育中又具重要意义的理论问题,包括“天道与人道”“政与教”“学问与人格”"为己与为人""高明与中庸"等有重点地进行评析。郭齐家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具有综合观、辩证观、内在观的特征,追求身与心、人与人、社会、宇宙自然的统一和谐。②吴亚林、王学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具有生机勃发的人文精神、内在超越的道德理想、具体实用的理性思维、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和追求美善相乐的审美意蕴,这些独特的精神气象,是传统中国人生命情怀、生存价值的精神依托与理论根据。③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柱。
一些概论性的教育哲学著作和教材包含中国教育哲学思想的章节或篇目,有黄济、郭齐家主编的《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陶志琼的《新旧之间:教育哲学的嬗变》(2003)、冯建军等的《教育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朱哲的《教育哲学思想片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刘良华的《教育哲学》(2017)和《教育哲学》编写组编写的《教育哲学》(2019)。总体来看,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中国教育哲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新的进展、新的突破,呈现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