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唐诗宋词占有特殊地位，而在唐诗宋词中，李白杜甫的诗最为耀眼夺目。李白杜甫的诗中，写三峡的诗又是所创作的诗歌中最为经典的。杜甫写巴渝的诗歌有470余首，占他一生创作诗歌的三分之一，足见这位诗圣对巴渝文化的厚爱。人称诗仙的李白诗歌中，最为流传的当数早发白帝城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诗仙的这首白帝城歌，将三峡的江山之美、之险，写得熠熠生辉，惊心动魄！

从重庆成为直辖市的那一天起，可以说既是机遇，更是挑战。重庆直辖市的发展是国家和民族所赋予这个大城市大乡村的共和国第四直辖市的一项历史性任务，那便是要努力

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尤其按照西部大开发以线串点、以点带面、重点推进的要求，重庆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有条件也应该走在前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争取更大的作为江泽民语！

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给予重庆如此重托。

然而重庆的作为在哪里？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如汹涌的长江之水，大有千里江陵一日还之势。作为共和国的第四直辖市，此时的重庆经济发展比其他3个直辖市晚了许多年。与沿海的一些中等城市相比，少说也有10年的差距。在重庆成为直辖市前的1996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才1179亿元。而这个时候的深圳已达万亿元，就连青岛、大连、苏州、宁波等非直辖市的小弟弟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均接近或超过了重庆水平。

共和国的第四直辖市惭愧啊！

而让直辖市领导者感到汗颜和紧张的是，此刻的重庆在刚刚欢度建市的喜庆后，主城区约有100多万下岗大军正在酝酿一场向政府讨工作、要饭吃的大动作……

这就是直辖后的重庆所面临的极端困境！

自古中外的城市，皆是以工业发展和实力来作为衡量它是否进步的标准。假如一个城市没有了工业的支撑，这个城市就不能成其为城市；假如没有一个巨大的工业经济支撑着这个城市，那这样的城市无论如何也完不成从一般城市过渡到现代化大都市的过程。

重庆曾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过辉煌的岁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过强大的工业实力。开埠之初，重庆的经济实力是以它的航行和商业著称，那时的重庆挟富饶的西南之门户和长江上游运输之要道，成为中国当时屈指可数的强盛之都。尤其是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此地后，重庆工业更是一度达到举国之首的水平。新中国成立后，重庆的工业同样有过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三线建设时期，重庆作为国家六大重工业基地之一的荣耀岁月至今让老重庆人沾沾自喜。

那时候，我们重庆的工业真是龟儿子的硬气呵！造枪造炮还造大轮船！那时代的军丁企业带给老子重庆人的只有一个字：牛！当时的重庆真的很牛。

可是，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的大潮在全国各地汹涌奔腾，電庆似乎成为一个渐渐被人遗忘的角落，昔日进门都要登记、查问冉三的那些军工企业不是转行，就是关并停产……

亏损、下滑、倒闭、破产……正当像深圳和沿海众多城市争相比雄称天下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庆市领导和市民们整天听到最多的就是这8个关键词。

我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重庆工作，后来调到四川省政府当领导，前二三十年并不感到重庆多么落后，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像成都市这样的小弟弟也是一天一个样，远远地把重庆甩在了后面，更不用说广州上海那些现代化城市了。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我再从省里回到这儿任职，有机会仔细地看看这个曾经与之相伴了二十几年的城市时，我才猛然发现重庆被飞速发展的时代甩得太远了！直辖市第一任市长蒲海清谈起10年前的重庆光景时，感慨万下：白天你走在大街上感觉还是五六十年代时的样子，晚上再看看这个城市，简直就是一个小县城，连片像样的灯光都见不着。有一次我到一个企业检査工作，卜岗：人把我围住了。工人们情绪非常激动地要跟我这个市长对话，

他们举着牌子呼着口号，要比我这个市长给他们饭吃，给他们工作做。重庆是个老工业城市，文革以后的一二十年里，它落后了，新的产业又没上来，原来一些名噪一时的企业纷纷倒闭或者缩小规模，下岗职工成批成批的。那天我到一个地方，工人们反映说他们现在连基本生活都非常困难，我当时听了特别的冲动，拳头捶在桌子卜.咚咚响。围在我身边的很多丁人愣了，继而反问我你这个市长发啥子脾气？你不给我们饭吃你还恼怒？我说我不是冲着你们来的，我是恨不得打天呀！可我的拳头够不上天嘛！如果够得上，我说我真想把天打个窟窿！我是一市之长，我心疼我的百姓过着这种生活！自己也没长三头六臂啊……

一市之长的蒲海清当时的内心如此悲怆，市民们心头的感觉更不用说了。

昔0辉煌的重庆落后了，荣耀了数十年的重庆工业更是一片萧条加凄凉的景象。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经名噪一时的著名企业变成了关门和职工闹事、要饭吃最多的重灾户，占全市工业产值总量比例过半的300多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中严重资不抵债、产品缺乏竞争力的近三分之一，整个重庆的工业企业亏损面超过50！1996年，全重庆的工业总效益是亏损！严重的亏损！一个没有工业的城市算什么城市，一个工业巨大亏损的城市算什么现代化城市，一个不能靠强大工业效益支撑的城市又怎么可能叫得上直辖市！

電庆呵重庆，你的落后的工业效益让3000多万新直辖市人汗颜！

新诞生的直辖市面临如此困境，中央不相信，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不相信，沉浸在建立直辖市热情中的重庆人民更不相信，原来自己一向感到骄傲的江山竟然如此破落了，破落得男人们连干活的地方都找不到。

眼泪与悲愤的火焰绞动着痛苦的心。

于是，山城颤抖了，川江呜泣了……新直辖市的领导们心如泰山压着，沉重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改革！

改革国有企业的旧体制，开拓工业发展的新思路！

怎么改？中国的农村改革，邓小平一句包产到户和承包责任田，让中国农民陈积了多年的粮食问题和生存问题很快得到妥善解决，有田种就有饭吃，有饭吃就不会天下大乱。可工厂企业就不那么容易了。

蒲海清在重庆与四川没有分家之前是省里的常务副省长，主抓工业。他在宜宾搞国企试点，做得很成功，受到中央的关注。这是因为这里有个肖大胆，从1988年就开始在宜宾县搞国企改革，肖大胆真名叫肖健康，是宜宾县常务副县长，后任县长，又当县委书记。这位年轻县官凭着手中的实权，在宜宾县掀起了一股消灭国有企业之风。他认为那些规模小、效益低、产品又没有市场的国有企业的存在，就会对国家和百姓有极大害处，所以应当统统关门，或者干脆全部私有化。他敢说敢干，几年间把县里的那些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基本上全都给消灭了。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事，香港大公报上用显赫的标题报道，说宜宾是中国第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县。光明日报也发表文章称宜宾从此要消灭国有企业。这事惊动了中央，有高层领导责问四川省。四川省领导就把这事交给了蒲海清，蒲海清一个电话把肖健康叫到成都问罪。肖健康便如此这般地跟蒲海清说：宜宾是个100多万人的农业大县，所谓的国有企业都是些五六十年代合作社和工商资本家改造过来的作坊式企业，如今几十年过来了，除了能生产一些简单的生活、生产资料产品外，基本上是以养人为主，完全不符合新形势需要，所以他肖健康就来了一个狠招或关门砍掉，或转制卖掉总之县上不再背这块负担，一心一意带领100多万人民轻装上阵奔四个现代化。

资本主义为什么发展那么快，其所有的奥秘，就是因为四个字：产权负债。产权，就是企业经营人、生产者得清楚自己与工厂与生产出的产品在产权上是什么关系。产权不明确，企业管理者、经营者和生产者，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主人翁意识和自觉行动。负债则是资本主义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定律，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发展史，都是一部负债史。中国的儒家思想不求，也不讲欠债经营，遏制了社会经济与资本的发展。但你可以去査一查，无论是美国还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等欧洲国家，有哪一个、哪一家企业不是靠负债来发展自己的？邓小平讲了，一切人类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思想都可以为我所用。我们中国搞现代化建设，为什么不能在经济工作中把资本主义的产权和负债的先进理念为我所用呢？肖健康一番充满**和新颖的理论，让一向对新鲜事物格外敏感的蒲海清顿时茅塞顿开，于是两人眉飞色舞了整整一个下午。

好，你在那儿好好试验，如果确实对我们搞经济建设和四个现代化有利，我本人第一个支持你。蒲海清告诉肖健康，他将向省委建议：宜宾的国企改革试点，将继续搞。搞好了全省推广，搞坏了，我们省里负责。至于你个人，我同样要向省里建议：把你这个县长保护起来，不管什么情况，你的职务不能随便动，必须由省里点头。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讲了三个有利于，我当时听了简直高兴得跳起来。之后，我搞的宜宾那一套，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江泽民同志有次在四川听取我的汇报后，甚至题词走宜宾之路。肖健康现在是重庆市安全生产监督局局长。他是重庆丁一部中少有的一个经济理论专家和实践探索者。回忆当年从宜宾到重庆工作的经历，肖健康依然难抑心头的那份激动从那时起，我的宜宾改革经验在全国很多地方传开，经常到外面去作报告。我到重庆作的第一场报告是1996年11月23口，当时重庆人都知道重庆马上要改直辖市了，海清同志已经过来当代市长。重庆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在新的重庆市领导班子中开始酝酿。我来重庆作报告就娃这种背景。我当时讲的就是要把国有企业全部变掉，这对重庆这样的老工业基地的干部们来说，简直有点晴天霹雳的味道。报告会上，张德邻书记很赞赏我，对蒲海清代市长说：这小子可以，调他过来。我就是这样从此与重庆直辖市的命运捆在了一起……

既然两位主要领导如此欣赏肖健康的理论和他在宜宾的实践，因此，肖健康的命运后来多少与重庆国企改革的命运相关联。重庆企业改革经历的10年风雨尤其是前几年，用悲壮来形容并不为过。

重庆直辖市一成立，市委、市政府做的几件大事中，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国企改革问题。那时，重庆特钢厂已经面临最后时刻了。这个曾经为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钢铁厂已经无法过日子了，职工闹事已经闹到连中央都知道的地步。而像特钢厂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重庆国有企业中，其情形都差不多。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重庆工业和重庆经济，如果不把国有这一块搞好和稳定了，重庆直辖市将面临翻盘的可能，这巳经不是简单的企业亏损或不亏损的问题，而是一个严亟的政治问题，一个严重的地区社会问题，一个影响中共髙层威信的政党问题一一成立重庆直辖市在一个时期内不是没有争议，这争议是在中央从开发西部大战略思路和中国未来发展的全局髙度做了大量工作后才得以顺畅的。重庆新直辖市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不能让国有企业获得新生，这将意味着影响中央成立重庆直辖市的决策威信和伟大战略部署。

重庆人是深感这种责任的。

然而，国企到底如何改？亏损面那么大，又没有沿海地区有那么多民营经济、合资与外资企业支撑着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发展，山城重庆虽然从躯壳上因直辖市的成立而变得光彩，其实当时的山城重庆仍然是一个非常封闭、非常落后、非常没发展门道的地方，与沿海地区和其他3个直辖市相比，不是一般的落后，至少有10年甚至更长的距离。即使在西部，重庆是从四川省分出来的，当时的四川省会成都市，远比重庆城市要漂亮和时尚得多。

不是没有人在一旁准备看重庆人的笑话。这一点重庆人心里是清楚的，而也许正因为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格外慎重并严峻地对待着他们的国有企业改革这件事。让党中央少操心，让广大国有企业的职工能安稳下来，并有个好盼头，这是重庆直辖市历届领导时刻挂在心上的一个工作准则和行动指南。

但有些话好说，实际操作起来问题却非常复杂。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国有企业的问题是个亏损问题，既然是亏损就用关门和破产来解决不就完事了吗？可重庆在成立直辖市之前就进行过5家国有企业的破产试点，结果并不理想，其实施的破产过程之长、障碍之多、成本之大，实属罕见。说6了，当时的国有企业，在观念上、方法上都还不成熟。无论从领导者到普通职工们所想所思的，仍然是计划经济时长期形成的生是国家人，死是国家鬼的观念。直辖市成立后，重庆需要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国人和世人面前，没有经济的大发展，大县城的旧貌就改变不了，经济上不去，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只能成为一种笑话。但几乎超过609以匕的亏损面，又怎能让年轻的直辖市承受呢？

改革必须进行！改革是唯一出路！即使要杀出一条血路，我们重庆的国企改革也不能拖全国的后腿。中央曾在1998年提出国企要在3年内实现扭亏为盈的目标，重庆一度向中央反映过希望多给他们一年时间。最后得到的答复是：不！这就是说给重庆堵住了国企改革时间上的后路。所以不论是第一仟的市长蒲海清，还是第二任的市长包叙定，他们在位的大部分精力必须放在国企改革上，而第一任书记张德邻、第二任书记贺国强也不得不为国企改革保驾护航。

重庆在中国足球比赛场上，曾经有一个词风靡一时，那就是雄起两字。这个词是重庆人发明的。重庆直辖市成立之初，没有哪一样东两是吋以在国人曲前耍威风的。于是重庆人看准了足球，并且将自己家门口的足球比赛演绎得风风火火、雷霆万钧，雄起就是他们叫出来并叫响全国的。当时我们重庆各行各业需要提高士气，足球场上大家喊的雄起，正是这种士气的表达！蒲海清向我阐述当时的情况。

重庆的国企中有一大部分是中小企业，这一部分企业有相当一部分又在三峡库区。朱镕基任总理时告诉重庆同志：要紧紧抓住库区移民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着力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加大搬迁企业改革调整力度，不搬污染源、不搬亏损源、不搞重复建设。下决心关闭和淘汰不适合库区生态环境的落后企业。重庆同志根据中央的峡移民政策和中央领导的指示，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机遇，将一大批亏损的、无产业前景的、污染的库区中小企业采取了就地关闭的做法，收到既安置了人员，又为当地经济甩掉了包揪的效果。如万州区是三峡移民的大区，全区有淹没的丁矿企业370多户，然而这些企业的经济效益十分低下，亏损面达659。按照原来的思路，即使是搬迁和改制了，仍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万州区政府在市委、市政府指导下，抓住有利的政策支持，及时调整了搬迁企业的思路，实行了以关闭和破产为主要形式的措施，使得库区搬迁企业有了质的变化和新生的可能。最终实现关闭和破产企业面达607。以上，基本解决了国企的亏损面。像万县化学工业公司，以前是万县地区有名的亏损大户，资产1.11亿元，负债却有2.5亿元，资产负债率达2309搬迁前全面停产已有5年。万州区借中央政策的东风，大胆对该企业实施破产工作，效果非常理想。而像这样的做法，重庆在整个库区先沿关闭破产的国有中小塑企业达1000多家，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

在非库区，重庆的国有改革则要艰巨得多，所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昂贵。即便如此，市委、市政府依然从来没有动摇过改革国企的决心。他们采取抓大放小等战术，将国有大企业统抓在市里统一部署改革，把那呰中小企业放权到区县处理。这一招，同样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剩下的市属市管大企业的改革，则是一场场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的战役。在这些战役中，重庆人和重庆企业经历了生

生死死、死而复生的一次次历练与涅槃。

还是让我们选择几个闪耀光芒的改革浪花来叙述吧。

浴火重生，病人背死人的奇迹。

1999年的国庆，对年届56岁的唐民伟来说，过得太异常、太仓促了——3天前，即9月28日，也就是北京刚刚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发表第六天，身为四川省冶金工业厅副厅长的唐民伟，被一纸任命书，调回到曾经战斗工作了28年的重庆钢铁集团公司任萤亊长、党委书记和总经理一职。

8年了，离开#钢8年的老唐没有想到自己的重钢命运竟然会在这时候又落到了自己头上……唉，老天就是这样，人生初始从何处走出，其归宿常常也在那里结束。唐民伟临离开成都时，对省长张中伟和省委副书记秦玉琴说了实话：厅里待了8年，真要离幵，很是舍不得。56岁重返企业，实在心中无底啊！

焙祸是福我不敢断言，但祸兮福所依。调你这位大员去重钢扭亏脱闲，也算是我们四1省委、街政府对兄弟的重庆市人民的一份情谊，相信你一定不负众望！张中伟省艮紧握唐民伟的手，眼里充满了寄托。

庙民伟回重钢的消息在当时的重庆钢铁集团乃至整个重庆都可谓是一条特大新闻。因为对重钢而言，唐民伟的此次冋家意义很不一般，这一点重钢人都知道：老唐1964年在重庆大学冶金系毕业后，就来到重钢，从轧钢厂的小技术员一直干到重钢集团的第二把手集团第一副总经理兼总丁程师，因工作需要或有人私下传说的一山不容二虎的原因，在1992年，这位风华正茂、前途无址又无限眷恋6钢的唐民伟被调到四川省冶金工业厅，那年他才48岁，是仕途上最佳的年龄。况且那时全国的钢材市场行情看涨，重钢的日子也比较好过。而8年后的现今，重钢不仅日子难过，而且可以说是极度的闲难。他老唐回家后粗粗从财务报表上了解了一下，从1999年这一年的年初开始，全重钢月月亏损。更让他心惊肉跳的是：按订单可安排的生产只能维持到当月的17日，也就是说全重钢几万职丁将立马没有活干！没有订单，没有活干，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几万人就要回家，意味着热火朝天了几十年的電钢要关门了！可重钢是国有企业，关门也得每月支付一亿元以上的职工工资，还有设备折旧，其他各种必须支付的开支每月也在一亿元以上……这样的老板怎么当啊！

重钢人把唐民伟当做救星期盼，可他们知道这年头又没有救世主！

重庆人对唐民伟回重钢也特别关注，因为重钢是重庆市管的第一大国有企业，且不说它的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十分之一比例的重要，问题是现在它是一个亏损大企业。如此~只大船不仅不能为新直辖市的工业发展使上前劲，相反拉倒劲，这让重庆领导们苦不堪言。更为严重的还不在这儿，重钢在职职工5万余人，还有2万多集体了……合同工、临时了……另加1万多离退休人员，就是近10万人，如果再加上职工家属，这个数目还得增加一倍。重钢地处重庆市主城区的大渡口，过去就有一句话叫做大渡口歇一口气，整个山城就要抖二抖。意思是重钢要出点什么事，这整个重庆就会地动山摇这不，这些年，重钢的小兄弟―重庆特钢就是一个让重庆领导们头疼万分的企业。重特规模比重钢要小，一万来职丁，可就这一万来人的企业因为牛.产越来越接近死亡状态，企业濒临倒闭，职丁不停地上街、到政府门口要饭吃，让重庆的领导们既难受又难堪。想管又无能为力，几个亿的负债、上万人的安置，年轻而贫穷的直辖市哪来这么大力量？而且重特的事不仅在重庆本地闹出名了，在中央领导那儿也是挂上名的。一个重特已经让重庆直辖市不堪重负，如果重钢再出现风雨飘摇，那年轻的直辖市真的要摇摇欲坠了……

其实，此时的重钢已经风雨飘摇了！只是还没有像重特的职工们那样开始高唱国际歌而已。然而，接过重钢第一把交椅的唐民伟清楚：重钢时下的景况只是多数职工还不是十分清楚，一旦知道底细，那重庆街头的国际歌歌声肯定会将山城震得心惊肉跳！

重钢的生死，与年轻直辖市的前途息息相关！

事实上，把唐民伟从四川省冶金工业厅的要职上弄回来，也是重庆市领导的一个蓄谋已久的动议。早在这年的6月初，重庆市领导委派丁交工委副书记边其善与唐民伟取得联系，约请老唐回重庆看看。这回看看可就看出名堂了，唐民伟后来的重钢涅槃生涯由此开始，同志们，我先给大家谈点心里话：我是服从组织的分配才回来的，没有多少思想顾虑，也没有多少个人打算。当中共重庆市委和四川省委交换意见，点名要我回来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突然。主要原因是：第一，情况不明，离开公司快8年了，时过境迁，事态变化太大，怕不适应了。第二，年龄大了，人老了，干不成气候。

第二，举家都在成都，家里人都不愿过来。怛是最后下调令时，我并没有多的话讲，我服从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是起码的组织原则。不瞒大家说，我回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己过去在重钢生活丁罾作了28年，是重钢养育了我。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重钢现在处在闲难境地，我身为一名老重钢人，显然有个义不容辞、知难而进的问题……问到重钢，我与班子的成员见面，大家当下有什么紧迫的情况需要研究，有什么紧迫的问题需要处理，大家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两粧事：一是国庆之后尤钱发工资，怎么办？二是部分集体职丁正在酝酿聚众上街闹事，又该怎么办？是啊，怎么办？这两桩事一件都不能小看啊！可我想，这两件事都围绕着一件事，那就是我们重钢得找到饭呀！有了饭吃，发工资就不成问题了，职工也不会聚众上街闹事去嘛！重钢要吃饭，到哪儿要饭吃呢？你们说这是唐民伟上任重钢一把手后在第一次召集的各分厂和分公司及机关各部门、各系统党委书记会议上的开场白，这开场白没有半点客套一一严峻的重钢现实，已经容不得半点客套来对干部群众说了。

唐民伟的话在会议室内外久久回**。

我看当务之急是要解决5件事……这5件事中，抓订单，回货款，维持生产正常运转是最重要的事。没有订单，就会全线停产，这对重钢集团公司而言，无异于是一场灾难！收不回货款，就是无效生产，长此以往，可能出现崩溃的局面。还有，重钢为什么多年来持续亏损？就是在于采购这个源头漏洞太大。矿石、煤炭的采购成本异乎寻常的高，与国内一般水平相比，我们的炼焦、炼铁、炼钢、轧钢等牛产环节费用没有一样不是比别人高，这怎么可能有市场竞争力呢？

当前重钢最重要的是凝聚力量，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我们的厂情，向大家讲清楚，如果再而三地。这样，损下去，重钢倒闭和破产的可能性完全存在。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进行企业改竿重组，国有企业同样并非一定是国家养得起来的！只有大家提高对企业的向心力、凝聚力，从上到下一起努力，我们才能找到救世主！救世主是谁？是我们重钢人自己！

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其实已经客观存在的严峻事实：重钢现在的亏损不是几千万，而是2.37亿元!这是我前些天让财务处的同志认真仔细审计后决算出来的准确的数字。今年——1999年，还有两个多月时间，我们要实现一个最基本的目标，那就是让亏损的下坡状态停下来！争取哪怕是一分钱的贏利也是我们重钢人的伟大胜利！

一分钱的贏利也是重钢人的伟大胜利！这对曾经有过一年创造几亿利润的重钢来说，简直听起来有些可笑。然而在此时此刻，它胜过其他任何一句豪言壮语。因为生死关头的重钢，此时能实现一分钱的贏利，就意味着向死亡告别，开始出现生的希望！

重钢要实现一分钱的赢利，此刻显得多么悲壮！多么意义非凡！

此时，关心重钢一分钱贏利的不仅仅是重钢人，而几乎是年轻直辖市的所有人。来渝4个月的市委书记贺国强来了。这位平时不易悚慨激昂的书记，在唐民伟上任的第七天，便与市委副书记刘志忠，还有市委办公厅、市经委、市工交委及市劳动、财政、工商、税务、金融等部门的领导来到重钢。

同志们，我今天和志忠等来重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为了落实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即将召开的市委全委会作调查。第二是看望.重钢的同志们。重钢对我们重庆非常重要，道钢资格老、规模大，有三个第一：资产总额第一，销售收人第一，职丁―人数在市属企业中第一。贺国强在列举重钢的几大第一之后，转而0光严峻地扫向在场的重钢十部，说，重钢在我印象中，1998年是个赢利企业，但后来财务报表证实，是亏损的，亏得不算多，2000多万。可今年1至9月就亏了9000多万元，这个局势就非常严峻了！我希望重钢在落实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当前生产抓上去。生产上不去，别的就无从谈起。民伟同志提出重钢在今年最后两个月当期止亏。市委对重钢的要求是：明年不能鉞亏损帽子，要把亏损帽子甩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