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哥俩办起来的厂子。目前他们厂的能达利产品已成系列，国家服装公司认定他们在中国衬衫行业的市场销售量和品牌优势在前五六名。能达利在义乌是当然的衬衫老大，哥叫陈溪见，胖乎乎的，一副大老板的样；弟陈溪东，清清秀秀，一表人才。哥俩从开始干衬衫业到现在成为全国衬衫行业的龙头企业并没有多少年头。1992年前，哥俩还是拎着皮包扛着麻袋满世界跑推销的小货郎。说起来陈氏哥俩的发展并不复杂，他们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共有兄弟姐妹四个。老大陈溪见高中毕业时极想上大学，可几次拼搏都没考上，于是只好回家当农民。这小伙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当他在别人已经开始做起服装生意时，他心里尽管仍做着大学梦，但毕竟离生活的现实远了些。这时弟弟陈溪东也初中毕业，哥俩一商量，说咱们也做生意吧。那时并不像现在正儿八经地办厂，他们先买了一台缝纫机，等种地天黑回家后在小煤油灯下试着做上几件，再到街上卖卖看。如果能卖掉，就再做几件。如果卖不掉便上地里种一段田再试着来。做着做着，便有人来接货，就是把货低价卖给中间人，这些中间人负责帮你推销。一件衣服最多赚上一两块甚至几毛钱。可这也比种地好啊！在与命运苦苦挣扎中的陈氏兄弟，决定把积存起来的钱全部买缝纫机，然后又雇了二三十个小工。这样他们在乡下又干了足足两年，等到第三年时便在小镇上租房办起了一个有点像样的厂。

从1989年到1996年的那八年里，真的像八年抗战，那段时间是我们哥俩最辛苦的年份。在气派非凡的会客厅里，已是总经理的弟弟陈溪东颇有感慨道：当时我们的年产在二三十万件左右。这个规模是属于既不能形成自己的独立产品，又缺乏市场价格竞争优势的阶段，惟一能跟人家拼的就是靠销售上的灵活性。可这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时我哥俩分工，他跑西安我跑沈阳，这一西一北大半个中国，你只要能说得出的地名，没有我们哥俩没去过的。有些当地人都不是特别清楚的，我哥俩都涉足过。那几年你知道我们的生产是咋做的？嘿，现在想起来真觉得蛮有点意思。那其实不叫做生意，是认门响！因为我们是小厂，没人认识我们，更不认我们的货，所以每次只能去认人家的门。但就是这几年，我们认门认出了门道。觉得在中国做生意太有潜力了，那就是我们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这儿的特点便是代表了中国百姓的基本水平，而生产销售适合这些地方的对路产品，也正是摸正了中国市场的门道。1996年，经过八年抗战的锻炼后，我们哥俩决定像模像样的办个衬衫大企业，于是一投资便出手3000多万元。当时仅买地皮一项就花了一千多万，因此有人猜测我们是不是炒房地产，等到我们的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全套从日本进口的设备开始飞旋时，大陈镇的父老乡亲们惊诧不已，说这才像做大生意嘛！陈溪东一边领我参观他的现代化成衣流水线，一边不无神采飞扬地讲述他与哥哥两人当年决策的英明：你都看到了吧，这么大摊子，开始不少人说这哥俩，抽的洋烟穿的名牌，全都是贷的款，有他们哭的日子。可仅仅三年时间，我们依靠自己的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一下占据了中国衬衫业的制髙点。同时又由于能达利的名牌优势，使得企业像乘了火箭一样的发展速度。如今年产值已达1个多亿，利润超千万元，光能达利名牌的无形资产就值1.6亿元……

陈氏兄弟是自己亲口告诉我有多少财产的亿万富翁。按照目前能达利在中国衬衫行业中所占的市场份额以及名牌效应，他陈氏哥俩就是躺着也有挡不住滚滚而来的钞票。只有初中文化的陈溪东听了我的话，露出了一副只有农民儿子才有的憨厚的微笑，他说：多少钱对我哥俩好像现在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你可能不相信，我们的父母亲还都住在乡下，我们还种些地，虽然他们可以从儿子这儿拿走用不完的钱，但他们依旧愿意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哥俩则有另一种人生追求，我们更多想的是如何进一步开拓市场，占领市场，让中国的男士们都能穿上我们的能达利，有早一日也要让老外们都穿一穿中国的能达利而不是皮尔，卡丹。

我完全相信陈溪东的话，因为义乌人用了十多年时间建立起一个亚洲最大的小商品市场，能达利在中国衬衫行业称雄一方的时间用了更短，仅五六年。皮尔，卡丹老了，而陈氏兄弟才三四十岁，你认为谁贏呢？当然是我们的义乌人，我们的能达利！在走出厂区时，陈溪东特别邀我到他工厂前的公园坐一坐。我举目四眺，在观赏花丛锦簇、小桥流水、青岭飞鹤之后，不免有些自卑起来：什么时候我在京都的家门前也能看到如此一方仙境，那该是何种人生？

光这儿的地皮我们就花了500万元。但为了让大陈镇的父老乡亲也能像城里人样在公园里享享福，我们非常乐意这做件事……陈溪东的话，让我感到大陈农民的胸膛里有股岩浆般的滚烫！

我以为不接触孙荣福这样的人，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义乌市场的起源与变化的深刻性，也当然就说不上真正了解义乌人的精神世界了。

他把他的家安在义乌市郊的一个山头上。从义乌繁华的市区来到孙荣福的领地，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那篱笆还在，那菜地还在，那足前脚后的鸡鸭狗猫更是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欢势着……孙荣福的领地是整个山头加上一直往下延展的山坡，总共有100多亩面积。这儿有他一新一旧的两个家址。旧的是典型的江浙农舍，新的则是我所见到的个人住宅中最豪华和气派的一栋西洋式楼房一即使是京城的高级领导或者高级别墅也远不如孙府新宅。孙荣福让我领略了什么叫富，然而这不是主要的，孙荣福让我领略更多的是义乌人所具有的崇高追求和品质。

老孙到底有多少钱？我没有问他，这是个很不礼貌的问题。但我知道，义乌市区内目前惟一的一个稠州公园是他孙荣福个人捐献的。这事发生在十年前，当时义乌的市场还处在一般水平，义乌人还仅在脱贫过程和刚向小康迈进时，孙荣福一下投资几百万元，用了两年心血，将义乌历史上惟一的一个公园建了起来。1988年，开张一年的公园就有了几十万元的收人，不用说，从投资回报的角度看，好多人都说老孙这家伙又瞅得比别人准，是着实的冷门生意。但就在这时，人们正准备看着孙荣福在第二年抱金娃娃时，他老孙竟一纸上书给市府，说要无偿将公园献给市里。当时，几十万义乌人全都籐住了：他孙荣福简直太了不起了！

孙荣福确实了不起，这并不在于他有钱，而重要的他是个会经啻且骨气很硬的汉子。在常人眼里，老孙是个不苟言语的人，然而只有走进他的心灵，你才会明白这位硬汉的脸上为什么很少有笑脸。也许在今天众多的那些义乌富翁身上每个人都有一部不平凡的传奇故事，可似乎谁也难比孙荣福，因为他曾经饱受的辛酸与折磨已经浸人了他的骨气之中。我了解孙荣福的一些情况最先还是从老书记谢高华那儿得到的。老孙在文革期间曾担任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后来就是因为带领农民外出打工，结果被定为黑包工头而开除了党籍。谢高华说，我于1982年到任不久，有一天孙荣福给我写了个条子，提出要承包凤凰山一那是个集体所有的果木场，连年亏损。凤凰山名字好听，其实只是个荒山头而已，共有120亩地。孙荣福提出承包的条件有三：一个承包期为5年；二是每年上缴大队2万元；三是原果木场的十个人的工资由他负责。此事在当时尚没有先例，问题的根结是因为他是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可我觉得老孙自己拍胸脯承包一个连年亏损的集体企业，并能给十个人开工资，这事利国利民，给一个犯错误的人也算是个出路吧。我就在他的条子上批了同意两字，又写道：5年承包期太短，可以承包30年。这件事我是顶着风险办的，后来果真传来很多风言风语。我没有管这些，一边让有关单位跟孙荣福办承包手续，一边派人重新调查孙荣福受处分的事。根据多方核实，当年孙荣福被开除党籍确是组织上一个错误决定。为此我立即责令有关单位马上给孙荣福平反……

孙荣福在接受采访时，他本人并没有给我讲述自己落难的那段历史和带着全家上山前的故事。他只说当时他舍去刚刚建好并开始隐隐盈利的公园，领着老婆孩子向离县城好一阵路的荒山走去时，身后一大帮人在嘲讽他，说他孙荣福被人整怕了，就是想干点事也避到野狗都不敢去的荒山野岭。已经被人损惯了的孙荣福早已想不得别人怎么说、说什么了。他心里想的是再不能失去大好时光了，他要抓住市场和发财的机会！老孙干的都是绝门，从不愿跟着别人屁股后面瞎起哄。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红红火火时，他选择了养甲鱼的路。哈哈，你们看看孙荣福的能耐，躲在荒山野岭里干起养王八来了，新鲜！有人一听老孙要在山头上养殖甲鱼，差点把牙笑歪了。可不，常人都知道，养甲鱼先得有水才行，而孙荣福承包的凤凰山上哪有甲鱼想喝的一滴水呢！老孙才不管别人说什么，他心里清楚，中国是个饮食文化大国，甲鱼历来被视为餐桌上的佳肴，而国内市场上的甲鱼价格目前又偏贵，原因就是货少。义乌小商品巿场发展了，肯定会随即促进其他市场滚雪球般地带动起来。而经商头脑超人的孙荣福想得更远，那就是他认为义乌人既然可以把小商品市场做得称王称霸于全中国、全亚洲，那么义乌人也能在其他生意上做得叫人心服口服。农民出身的孙荣福选择自己养甲鱼之路，又专门挑了一块谁也不起眼的荒山，为的便是静下心来干番大事业。

孙荣福干起事来从不张扬，他上山后的头三个年头就没有下过山。这时的义乌市场上有多少人都在瞅准机会发财致富，许多人便是在那个时期一跃成了西万富翁、千万富翁。孙荣福则像个被市场忘却的落伍人。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孙荣福正在埋头研究人工孵化甲鱼的技术。老孙告诉我，自然界的甲鱼五年长一斤，而人工的甲鱼则一年长一斤。为了攻破人工孵化的难关，那时又没有温控设备的他，就在自己家的房上用塑料布搭起一间人工孵化实验室。为了确保32度水温下的孵化工作，他孙荣福与天斗与地斗，最后终于斗出了千万只活泼可爱的小甲鱼……1993年，孙荣福的人工孵化技术过关，这时他同家人商议决定：出资1100万元，买下当年所承包的120亩地面的凤凰山头，成立了义乌永强养殖有限公司和义乌甲鱼综合开发研究所。这回再没人嘲笑他了，因为他孙荣福每养一只甲鱼所获得的利润是别人几件甚至是十几件衣服的利润，而不得了的是他孙荣福的无数只水塘里总共有甲鱼多达几十万只，每斤甲鱼在中国市场上的价格一直不低于100多元，几十万个100元是多少？就是近一个亿吧！天啊，他孙荣福不是又要大发了吗？当别人反应过来时只得拍腿呼晚矣！

孙荣福确实干大了，今年他又投资1300万元，在另一个地方开发养殖娃娃鱼的工程。他对新的产业充满希望，他说目前全国只有广州有一家投人大规模资金办娃娃鱼养殖场。他说他是国内第二家。人工养殖的娃娃鱼国家允许作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孙荣福说，有朝一日中国人也能像日本人那样把吃娃娃鱼与现在对吃甲鱼一样热衷。据说在香港、台湾餐桌上的娃娃鱼市场价为1000多港元一斤。孙荣福的下一个目标是：在稳居中国甲鱼王基础上，再做一个中国娃娃鱼王。

没有远大胸怀的人成不了大器，不懂市场的人永远嫌不了大钱。孙荣福的大手笔，使我从另一个侧面更认识了义乌人。然而孙荣福人格力量的另一面，又让我体味到了义乌人骨子里的精神财富的源泉。

孙荣福家共五口人，除孙与老伴两人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大儿子结婚了，但作为家庭公司的义乌永强养殖有限公司，只有本家五个人的股份。孙荣福一家过得非常和睦，老孙现在是这个亿万家产的公司董事长；大儿子是总经理；老二是女儿，当会计；老三小儿子跑外勤；孙夫人是出纳。很有趣，五个人看起来职务有别，但较起真来谁都不比谁权力小，不信你老孙头不是董事长吗？你不职务最大吗？可你决策要有错，在家做饭炒菜的孙夫人就有治你的办法——她不给你支付一分钱，看你谁事长到哪儿牛去！

我们家实行民主议政，集体决策，分工明确，各负其责。老孙对家族企业的内幕进行了首次公开透露：他说前年我就想投资养殖娃娃鱼，但方案拿到股东会议上就没有通过，只有我一票是赞成的，他们四票反对。我没辙，大家认为养殖娃娃鱼投资大，风险更大，特别是中国市场到底能不能使娃娃鱼成为气候，这还有待考察。我虽然个人认为中国的娃娃鱼市场必定前景可观，但既然股东会议不同意，我只能服从。又过了两年后的今年，当我再一次把开发养殖娃娃鱼的事提出来后，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各方调查论证，最后全体举手，于是我们才决定拿出1300万元的投资来……

孙荣福的家庭公司，让我看到了中国现代私营经济趋向成熟的喜人景象。

像孙荣福那样成功的家庭与私营企业在义乌不是少数。从孙荣福那居高临下的凤凰山下来，我看到了义乌市的另一个令人拍手叫绝的地方，那就是义乌农民们自己建设起来的一个个现代化的大型农庄。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是个平原与丘陵兼有之的地区，还有一部分山区。它具有中国农业县市十分典型的自然条件。在看到已经具备都市风采的义乌城区和如大陈镇、廿三里那样初具现代化规模的乡镇，我曾设想了一种对未来中国农忖发展的担忧：以后农村都成了城市，那么那些自然条件差的山区或丘陵地区的农民怎样实现现代化呢？或者说，义乌市这样一个城市建设随着市场的超乎想象的发育，会不会本地自身之间出现严重的贫富差异？假若我们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许多过去是种地的农民，后来因为办企业或经商而走进了城市，或者有的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城镇发展而一夜之间由农民变成了市民。那时土地谁来种？种田的人能不能生存？怎样使我们的土地上依然有生生不息的儿女？

与义乌市现任领导见面时，已经不是我所想获得的那种表面文章了。然而题目出给这些年轻的市领导时，想不到他们竟然胸有成竹地解答了我的疑虑与担忧。他们告诉我，在他们这一任目前集中最多精力的就是在今后的五年内，更好地解放思想，理清思路，并切合本地实际，坚定不移地实施兴商建市的发展战略，依托已经形成的专业市场优势，把义乌市建成一个具有相当现代化水准的中等都市。具体而言，便是要在进一步加快义乌市区建设进程的同时，重点加快苏溪、廿三里、佛堂和上溪四个卫星镇的建设。那时，我们的义乌城区由于四个卫星镇的介人与并合，将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中等城市。全市乡村行政区将向卫星镇集拢，而卫星镇与卫星镇之间，卫星镇与中尤、城区之间实行轻捷快道相连接，整个义乌乡乡村村，围绕中心城区组成一个相互映辉、相互作用的网状构筑，从而形成合力互动的巨大发展态势。那样我们传统意义上所担心的城乡差别便将真正消除，农民与市民之间不分彼此……赵金勇书记跟我说这番话，是在他办公室一边挥毫时未加思索的坦言。我当时听后内心有种强烈的震动一这来自我想象之外的那种震动。我觉得在一个地方能看到某种繁荣的景象并不太费劲，费劲的是我们常常听不到当地的决策者们高屋建瓴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