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肯义乌为华厦第一市，既非是因为它在全国几万个专业市场中连续七年营业销售额领居首位，也非因为这个几乎在一夜之间崛起的已具现代化色彩的城市如何在浙中闪烁着夺目的光彩，而是从亲闻目睹的几件事中所感受到的——我第一次对义乌感受到激动的是，这里的主人亲自领着我来到那个无边无际的商品大世界里，无比自豪地用脚随意在原地划拉了一下，说：这儿的每平米土地出售价高达6.9万元！6.9万元1平米？那在此处盖楼设店的业主光买下这块地皮就得50多万元？在我倒抽一口凉气时，主人潇洒地笑笑，说业主虽出钱多些，但能获得如此一块风水宝地，赚得会更多！后来我查阅资料方知，深圳黄金地段的地价历来是中国最高的，曾经拍卖过1平米为7.2万元的天文数，可那是十年前的事，现今别说深圳，就是香港最繁华的商业用地能开出5万元1平米的价来，也是少有的超级新闻了。但义乌的6.9万元1平米是在1998年发生的事。有道是，贫市长街不留一分银，贵市寸土买得成吨金。可见义乌的市含金量之高。
第二件事是我今年初再赴义乌途中的一路感受。那夜我下飞机出杭州城已过10点多钟，从西子湖畔到义乌需要近3个来小时的夜路。我原本以为可以偷着一路眯吨儿，但后来始终没能，因为我的双眼完全被公路上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所感染，而这样的感受使我一下联想起一年前我访美时从纽约到华盛顿那一段夜路。虽然杭州到义乌的路远比纽约到华盛顿的高速公路差得多，然而如此川流不息的车辆使人怎不对义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市肃然起敬？由此我同样联想到在同样时间的一次行进在京津高速公路上的那种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不见一辆车的情形。于是那一夜虽说风尘仆仆，却异常加深了我对义乌市的真切了解和理会。
什么叫市？只有那种大道通衝、商客云集、永远红红火火地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
义乌就是这样一个叫人从心底称道的商市。义乌的市既在你所能看到的髙楼与大厦、马路与商坞的视觉中，又在你用同样的钱买到比其他地方更多种类、更高质童的实惠中。而更多的是你能从这儿的空间，从这儿的氛围，从这儿的每一个飞驰的车辆，从这儿每一张精明脸庞与每一句随口倾出的语言中感受到……
大梦谁先觉——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如果说20世纪后20年的中国是条真正醒来的巨龙，那么催醒这条巨龙的人便是邓小平。短暂的历史所发生的巨变的现实，证明了邓小平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是中华民族再度称雄世界的思想基石。
如果说当年安徽凤阳农民在一张土地承包书上重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而走出了中国农民实践小平理论的第一步，那么义乌人仅用十几年时间在一片贫瘠的黄土上建成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现代化大市场，则是中国农民真正运用小平理论，进行着一场祖先们几千年来一直梦想却始终得不到实现的伟大革命，这就是使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们得于扬眉吐气地成了城市的主人，和使每一块过去只种粮食的庄稼地也奇迹般地变成了生金收银的市场。
听起来似乎是很平淡的一段往事，然而作为同一时代的我们，又怎能不理解其瞬间的历史中曾有的那充满曲折与惊涛骇浪的漫长……
义乌在哪里？义乌人是谁？义乌？好怪的两个字，什么意思？兴许几年前像我这样常在各地奔跑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话。
是的，连义乌人自己都这样告诉我，换了十几年、二十来年前，他们自己都不愿张口让外人知道自己是啥义乌的人。那是义乌人没有自己敢显耀的地方名称，取代他们的是被人瞧不起或吐唾沫的鸡毛换糖的敲糖帮。在过去的江南，有句话这样说：苦，苦不过大年初一披风戴雪走千家的敲糖帮；烂，烂不过夜宿猪棚日讨饭的叫花子。据说，已有几百年靠敲糖换鸡毛历史的义乌人，在十二三年前的公元1986、1987年时，才彻底扔下那副靠赚一撮鸡毛一根猪骨来维持生计的换糖担子。
后来我才明白，今天的义乌人为什么一听说我要写一部义乌新史时就最先把冯爱倩抬了出来。
出现在我面前的冯爱倩，是个很典型的南方阿婆。她说今年她已经59岁了，生意做得不大不小，现在主要精力在参与管理中国小商品市场。忙哩，几万个摊拉，十几万个商家，天天都有你干不完的活，做不完的事……冯爱倩递过名片，我一看职务还真多；义乌市政协委员、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主席、市场治保副主任……
人家说我是华夏第一市里的一号臣民，这还真不是吹出来的。你们现在外人来看看我们义乌市场今天这么热闹，这么了不得，可你们是怎么也想不出我们现在这些百万富翁、亿万富婆，在当年是如何一步一磕头、一跪三作揖走过来的。冯爱倩眼里的闪着晶莹泪花。
过去义乌人穷得远近闻名。别说乡下种地的农民，就是我这样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户的日子也过得有了今朝没明朝。如今早已是百万富婆的冯爱倩一谈起往事，总会情不自禁，她说，她年轻时也是种地的乡下人，为了实现做城里人的梦，敢作敢为的她不顾别人在后面指指点点，大姑娘一人扎到爷们堆里参加了生产合作社。那时冯爱倩的生活根基虽说还在乡下，但那种吃商品粮的感觉使大姑娘的她内心充满着自豪感和优越感，成天小嘴里有唱不完的小曲。但穷地僻壤的义乌小城镇，在当年就像一艘漂泊不定的破船，没几年，冯爱倩就被上面一声令下，又把户口转到了乡下。为了养活五个儿女，仅靠在供销社工作的丈夫那几个死工资，连一家人的嘴都饿不了。冯爱倩十分辛酸地告诉我，有一次为了给孩子做一顿饱饭吃，她竟然连跨了六条门檻也没借到一粒米。她不得不携子拖女在丈夫单位下面当家厲临时工，并且一干就是七年。一晃到了1979年，孩子们也开始大了，上学、穿衣都得花钱，做妈的冯爱倩顾不了啥面子夹里的，她看到稠城镇的一块火灾烧毁的屋基地上有人提起篮子在卖各种小商品，一天也能赚回几块钱来。这对巧妇无米炊的冯爱倩来说，太有**了。当她兴冲冲地到街道申请做买卖时，街道一名负责人大眼瞪小眼地朝她嚷嚷道：我们正准备抓那些投机倒把分子呢，你可好，还想跟他们合帮呀！冯爱倩吓得再不敢进街道管委会那个门。
可日子还得过。1980年，做了近40年城里人梦的冯爱倩终于实现了。为了把农村的户口迁到城里，她卖掉了10担谷子，每担8元，总得80元。入夜，冯爱倩摸摸口袋里的钱，心里不停地想着小钱变大钱的事。
哎，你有没有钱借我？她推醒正酣睡的丈夫。
你……半夜了想什么事嘛？老实巴交的丈夫揉了揉眼，问：要钱干啥？你不是刚卖谷嘛？
我想做点生意，那点钱不够本。
啥？你要做生意？丈夫似乎一下被吓醒了：我们今天下亇还在开会说要狠狠打击投机倒把，你不是将鸡蛋往石头上砸啥砸不砸的？我全家人要吃饭，谁管？冯爱倩生气了：你到底有没有钱借我？
除了工资全交给你了，我哪还有钱嘛？
丈夫说的是实话。无奈，冯爱倩后来只好托人从信用社贷了300元。有了这380元的本钱，她40岁的冯爱倩便开始了艰辛的从商之路。
最初的生意很简单，先到百货公司那儿进点很便宜的纽扣、鞋带、别针什么的，这些都是义乌鸡毛换糖人的必需品。少进小出，第一天摆摊，除去成本、开支外，尽嫌了6元多。冯爱倩的心里别提有多髙兴！她过去当了十几年的临时工，一天工钱不过9毛钱，一个月下来也就是27元。如今一天就是6元，这笔账谁都会算。第二天摆摊比第一天还多赚了几元，第三天冯爱倩回家一点当天的生意，呀，整整嫌了22块！
做定了，这奸商我做定了！尝到甜头的冯爱倩从此一发而不止，她知道要嫌钱，一是必须进货便宜，二是必须出手快。当时义乌只有两个像样的集市，一是稠城镇集市，另一个便是鸡毛换糖的发源地廿三里集市。两个集市一逢农历双号，一逢农历单号。为了赶这两个集市，冯爱倩头天早晨在这个集市摆完摊后，下午就得立马乘车赶到外地进货，当天夜里必须赶完并配好货，这样才能赶上第二天的另一个集市。不说一个妇道人家在大街上摆摊做买卖会遇到什么样的事，单说上外地进货这一项，冯爱倩说她现在想起来都会感到是一场场噩梦——……头年夏天，我到金华百货公司进货，求人敬佛，好不容易进了2000把纸扇，当我担着担子往回赶火车时，因为天热担重，又空了两顿没进一口水和一粒粮，我沿铁路道走着走着，突然心头发闷，两眼直冒金星，连人带担子倒在了铁路道边……我怎么也起不来，心想这回惨了，别说赚钱，就是性命都捡不回了。就在这时一位好心的道口工瞧见了，是他把我扶进小屋，又是端水又是帮着揉腰，才算使我缓过劲来。说起到外地进货的苦处，真能讲几天几夜。那时各地的政策还没开放，我们这些个体户上国营单位进货，人家就像见瘟神似的害怕，生怕多收你一分钱也会沾上资本主义病菌。可毕竟有不少企业的积压产品太多，又见我们都是现钱交易，所以我们的货源还能解决。但回程的路常常比上门求货更难，铁路线上的打击投机倒把比抓小倫还严。为了躲避一道又一道的检査，我们都不敢走火车站的站台口，全得等火车出站或到站放慢车那段时间里扒窗上下车。你想都是几十岁的妇道人家，又带着筐子拖着货，那扒车的光景谁见了都说我是要钱不要命哪！可他们哪里知道，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孩子能上学吃饱饭，我这么做是既要钱来又不敢舍命啊！
有一次带着货跳车稍稍慢了一个眼神，结果差点摔断我的双腿。那时我们这些上街出门摆摊做生意的人，都被是看做投机倒把分子，你一不留神就可能被市管委那些戴红袖标的人抓进去，罚没钱物，上学习班。我印象中最可怕的情形要算外出进货回义乌的事。那时哪像现在条条大路通义乌，只有一条铁路连着外面，所以我们出去进货只能搭乘火车。每次回义乌时，眼看快到站时的那几分钟里，远远先把货从车窗口扔到铁路旁边的庄稼地或野草堆丛里，然后人再随着减速的车子一个跟头跳下去。转身猫着腰重新捡起货物拔腿便跑……你问为啥这么做？怕呀，每趟车到站时总有好几队戴红袖标的人，像宪兵似的在站口左右的几西米之间巡逻着，抓住还了得！说出来你可能觉得会好笑，有一次我跳车下来刚刚把扔下来的货物重新收拾到担子里，刚直起腰就见迎面有个戴红袖标的人朝我这边走来，吓得扔下担子扑通卧倒在地。你说戴红袖标的他检查就检查吧，可偏偏这冤家遛遛晃晃不走人，害得我整整趴在野草堆里好几个小时，苦啊，现在回想起来就要掉眼泪……
刚直的冯爱倩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掉泪，她把头往上一仰，嗓门一下高出两倍：你说我们这么玩命从外面运回些百姓生活日常用品到市场上摆摊换那么几个辛苦钱，可偏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硬要砍断不可。当时我们义乌城关的稠城镇没现在这么人口多、城市面积也没这么大，但也有几万人在这里生活着呀。我们这摆小摊的人天天就像游击队似的东摆一时辰西摊一时辰，好不容易后来在县委政府门前附近的一块空地上有了可以做卖买的气候。有关部门的人就一下出动了好多人把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和来买货的顾客赶得四处奔跑，当时百姓们敢怒又不敢言，因为上面也一直在喊不准这不准那。可我们是小老百姓一个，要吃饭要生活呀，卖个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针头针脑、牙裔笔头有什么不可以的嘛！我们一帮在北门街摆摊的小贩们扎堆在起议论，一议论就心里来火。大伙好不伤心地说，阿拉义乌人看来永远只能外出披风戴雪去当敲糖帮，过吃家饭的苦曰子了！我听后心里也好难过，寻思着难道自己的人民政府和并产党就这么不能体察民情？不行，我一定要弄弄明白，说啥也得让当官的明明堂堂地告诉我一声到底让不让我们百姓有口饭吃？
决心已定，我就一连几天守在当时的县委大门口，因为听说县里刚来了个新县委书记，我想要找就找最大的官。大伙都知道我要找县委书记论理，都又盼又怕地跟在我后面想看个究竟。一天，有人告诉我说那个个头不高、衣着很朴实的人就是新来的县委谢书记。我见他刚从理发店里走出来，便壮胆迎上去问道：你就是谢书记吗？他打量了我一下，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在市场上经商的，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可政府为啥不是赶着我们天天无处落脚，就是拿高得吓人的收费来逼我们干不下去呢？我说完这几句话，谢书记用不同寻常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番，见在我身后又站了一大群围观者，便把头一甩，说你到我办公室。一听县委书记这句话，我身后的那些伙计们真吓坏了，心想你冯爱倩这下完啦，不是被抓起来也要狠狠地被批一通。那时文革刚结束没几年，大家受阶级斗争的阴影太深了。我当时心里也紧张，人家是一县之官，我小小老百姓一个，他一句话说不定够我坐不完的牢呢！可又一想，事已到此，我即便是坐牢人狱，也要从共产党的书记嘴里弄个明白：到底做买卖错在哪里？就这样，我跟着进了谢书记他的办公室。
不想这个谢书记一进门嗓门就大了，说你在县委的大门口吵吵嚷嚷成何体统？我一听也来火了。看他在桌子上敲一下，我就在桌上拍两下。兴许谢书记还是第一次看到有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敢在他面前为了摆摊与不摆摊的问题如此动肝火，于是竟然慢慢平静下来，给我让座倒水，又坦诚相待地问我义乌百姓的生活。我呢，一看这么大的父母官能静下心来听百姓的话，顿时多少年憋在心头的话像开了闸的水，我对谢书记说，我们义乌人祖辈穷，穷就穷在人多地少又田薄。可为什么还能在此生计繁衍至今呢？就是义乌人会经商，你可别小看这鸡毛换糖，它作用可大呢，一方面解决了我们这儿人多地少劳动力充裕的矛盾，另一方面大伙通过点点滴滴的做些生意弥补了家家户户的生活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义乌人最敢闯，肯吃苦。如今其他地方節在搞开放我们义乌人没有双优势，也学不像人家，但我们这儿的人都会经商，都会鸡毛换糖奋！要紐把鸡毛换糖的精神和经商积极性发挥出来，我就不信义乌人不如别人。我说到这儿，谢书记眼睛也跟着亮了起来，问我，你真认为行呀？我说怎么不行？随后我把自己前阵子做小生意，有时一天赚的钱比过去一个月挣的工资还多的事一说，谢书记频频点头，又不停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起来。后来，他站在我面前，大声说道：好，你先回去，让我好好想想。我一听很高兴，刚出门又想起一件重要事，便转身问谢书记：那我们能不能在街上摆摊呀？他一挥手，说可以，你们先干干再说。
我又担心地说道：可市场管理人员天天赶我们呀！谢书记双手往腰里一叉，说，放心，我会打电话给他们的3跟县委书记见面会有这么好的结局，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难怪当我走出县委大门时，那些等候在外准备看热闹的那些经商朋友一下拥了过来，说你怎么没被抓起来呀？我笑笑，说谢书记还给我倒茶递烟，怎么会抓我呢！可大伙最关心的还是让不让摆摊经商的事。我说，只管摆，我有谢书记的话呢！大伙将信将疑，我呢心里有底，像以往一样挑起担子往马路边一放，便吆喝起来，而且这天的嗓门比平时更清脆响了许多。伙计们一看我真的毫无顾虑地重新做起生意，便纷纷跟着摆摊设店起来。这不，一连几天我们红红火火摆摊卖货，顺顺当当，再没有人来赶我们了。而且不几日，县委以整顿市场领导小组的名义，发出了在义乌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有名的第一号《通告》，这个《通告》是手抄的，在北门街上貼了有七八张。这对我们这些地下工作者般的经商户来说，是天大的喜讯。《通告》一贴出，市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着，那场面至今让我不忘。没几天，北门街头的小商小贩一下多了几倍，而且每日涨，直到后来整个一条街上摆满了摊位，到这儿来买货看热闹的就更多了，这就是我们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的最初形成。现在一说起当年的事，义乌人就半真半假地说我是义乌市场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夸我说要不是你冯爱倩敢冒坐牢房的险，跟县委书记较真，第一号《通告》就不会那么快出台，小商品市场就可能形不成今天这个样，咱义乌市的发展更谈不上了！哎哟，我区区一个小百姓哪敢吞天之功呀！要说义乌有今天，当家作主的谢书记才是最了不起的功勋！
对，正好这次博览会他也来了，你一定采访采访他才是。冯爱倩从那段难忘的回忆中恢复过来的第一句话对我这样说。
她说的谢书记，全名叫谢高华，是1982年7月调任到此的义乌县县委书记，任期至1984年底。谢高华在义乌只有两年多时间，但他是义乌历史上口碑最好的一位县领导。因为在60多万义乌人心目中，他们一致认为，是谢高华书记当时排除阻力，适应民心，果断地站出来砸碎了紧箍在人们手脚上的枷锁，之后才有了义乌飞速发展的商品市场和现代化建设，以及人民的富裕生活。
谢髙华是义乌人心中的丰碑。
我来义乌便听说，前两年就有人自发起来集资，要为他们的谢书记立一座大理石碑，后来因为远在衝州过着退休生活的谢高华本人极力不让才抹平了此事。1998年10月底，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访问团成员，在义乌市参加中国小商品博览会期间，有幸见到并采访了谢高华本人。
现今卸任养天年的谢高华，比我想象中的传奇人物显得瘦小得多，然而谈起当年他在义乌的政治生涯，却是滔滔不绝——我是浙江衝州人，刚调任义乌时情况不了解，但对这儿鸡毛换糖的传统却早有所闻。80多岁的老母亲听说我要到义乌工作，很心酸地说，儿啊，你干吗要到一个穷地方？就是老母亲的这句话，在我心头留下了阵阵隐痛。俗话说，为官一任，总得给百姓留点什么才是。义乌是个穷得出名的地方，我去后能有些什么作为呢？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在下面左的干扰还很严重，可是我到义乌后的感觉是，这儿的农民思想很活跃。外出经商，上街摆摊的不少。但由于当时的政策不太明朗，有关部门对这些现象一般都是采取批、打、管、刹，百姓为此怨言很多，那天冯爱倩上我办公室论理，说真的是给我上了一课。她走后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件事：既然义乌有善经商的传统，而且百姓能从中改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因势利导，网开一面呢？当我把自己的想法放到县委领导班子会议上讨论时，我没想到大多数人沉默不言，这是为什么呀？
后来我才知道，正是因为义乌自古以来有鸡毛换糖做些小买卖的传统，文革中的历任领导甚至包括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一直遭上级的批评，原因是即便批资本主义最激烈的岁月，义乌始终没断过有人摇着拨浪鼓偷偷外出鸡毛换糖搞经营的历史，而且一些大队、生产队甚至公社干部带队外出。这在文革年代当然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抓住一个这样的典型，肯定没好结果。但义乌的同志又告诉我，在咱义乌，鸡毛换糖的事，就像野火催春风，你怎么打、怎么禁、怎么赶，它就是断不了根。我问那到底是啥原因呢？他们只告诉我一句话：穷到头了自然就得想法求活命呗！冯爱倩和这些干部们的话，给我当时的心灵上触动巨大，我决心要把义乌一直受压制的鸡毛换糖经商风，作个彻底的调查，看到底是该刹还是该放。为此我发动县机关的一批干部，到下面进行全面的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本人亲自到了稠城、义东、苏溪、佛堂、义亭等许多村镇实地了解。因为我新来乍到，那时不像现在县里市里都有报纸、电视，我当县委书记的也没多少百姓认识，所以下去很容易获得第一手材料。但也有例外的，有一次工商局的一名干部坐在吉普车上跟我一起下乡，当地那些参与经商的人过去被工商局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打怕了，一见我们下车便纷纷出门躲避。我对那位工商局干部开玩笑说：不行，一两年之内，你不能跟我同行，否则连我都接近不了一个百姓！
通过调查摸底，大家汇总的结果是：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认为开放经商市场没问题，应当大力提倡，百分之四十的人认为问题不大，可以试着办，只有百分之四五的人反对。有了这个调查依据，我在县机关大会上就提出：义乌的小商品经营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义乌的大优势，应当大力提倡和鼓励……这话刚落音，会场上顿时议论纷纷，看得出大多数人是喜形于色，但也有人立即反问我：可上面要严厉打击各种投机倒把活动，像鸡毛换糖这样的经商活动，分明算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应当给予坚决的打击，应当毫不留情的割其尾巴！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又是不可回避的。当时我内心也很激动，但还是强压着自己的情绪，我用通俗的语言坦诚地对大家说，过去我在别的县也干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亊，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当地生产力发展，百姓怨声载道而今我们的党号召改革开放，干工作实事求是。我到义乌虽然时间不长，但从百姓的话里，从干部的深切感受里，我越觉得割资本主义尾巴没道理。就拿我们义乌人鸡毛换糖的传统来说，人家过大年欢天喜地，咱义乌货郎却在冰天雪地里走南闯北，没日没夜，一脚滑一脚氽地翻山越岭，挨户挨户去用糖换鸡毛、换鸡内金。回来后将上等的鸡毛出售给国家，支援出口，差的直接用来作地里的肥料，把鸡内金卖给医药公司，自己呢赚回一点利，这样利国又利民的经营，好还好不过来，怎么可以说成搞资本主义呢，当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呢？
我在这里向大家表态，从今开始，我们要为义乌人鸡毛换糖正名，不仅不准再把这类经营活动归为搞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且要大力提倡，积极鼓励！后来的第一号《通告》就是在此次会后，我敦促下面的人搞出来的。最先开办的稠城、廿三里小商品市场便名正言顺地由地下走到了地上，义乌人从此幵始了历史性的转折……
我注意到谢高华那张与他实际年龄并不相称的脸上，有过多的沧桑，而这也许正是他性格中异常刚毅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