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2年开始，那年5月我第一个是看了大港，8月看了大庆，10月看了中原油田。1983年5月我看了克拉玛依，8月看了长庆。这一次是第六次，来看你们。（热烈鼓掌）这说明什么？说明我还是积极改正错误嘛！（全场欢笑）

我还有一个心愿，我现在68岁了，只要今后能够走得动，我准备看遍全国的石油基地。（长时间热烈鼓掌）

石油战线上的同志们，是值得看望的。为什么呢？至少有两大理由：第一大理由，是石油战线具有光荣的历史……第二大理由，就是石油战线是我们四化建设的先锋……

……昨天听了你们汇报，我们几位同志在那里开动脑筋想，你们能不能搞出个第二个大庆？这个话首先不是我讲的，是秋里同志提出来的。（秋里同志插话：对，我讲的。）他讲的嘛！如果说这是向你们“发难”的话，首先不是我，是他呀！（热烈鼓掌）

我们这样的大国，一个大庆就是不行。我们希望有第二个大庆、第三个大庆……几年以前，有的同志说要想办法搞十来个大庆。我觉得如果真的搞十来个大庆，有什么不好？（热烈鼓掌）我们不赞成的只是认为很快就能搞成十来个大庆，那就办不到了，那就是主观主义了，想得太急，想得太快了。那么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大庆，想找第二个大庆，别处找不到，就首先找到你们了！（热烈鼓掌）你们要首先建成第二个大庆。当然喽，困难是很多的，但条件也有嘛！可能性是存在的！有困难，要克服困难，才是好样的嘛。刚才秋里同志讲的，第一要靠志气。我还想加一条，也是秋里同志讲的，一方面要发扬优良传统，一方面要钻研新的技术。要有新思想、新技术、新办法。过时了的老框框、老思想、老办法，我看不要留恋。今天早上，我的秘书找了一份材料给我，是一个美国人叫华莱士·普拉特写的，叫《找油哲学》。他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要反对找油上面的保守思想，是反对老框框。所以，我说第一要有志气，要发扬石油战线上几十年来的优良传统。第二要努力掌握新的本领。如果有这两条，建成第二个大庆是能够实现的。

我提的“第二个大庆”，是有个注解的。大庆现在核实的地质储量是30多亿吨，年产量5000多万吨。我昨天同你们的李晔同志讲，我说你产量达不到5000万吨，但如果地质储量先搞到30亿吨，产量又逐步上去，有一个可观的数目，比其他油田多，那也叫大庆嘛！叫第二个大庆嘛！大庆是老大，你是老二嘛！（热烈鼓掌）……

最后，我想起了我们的延安哪！我是抗大的学生，你也是抗大的。（秋里点头：我也是抗大的学生。）我们抗大的学生在这里。抗大当时有个校歌，叫“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胡耀邦同志高兴地唱起“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将军跟着唱。全场热烈鼓掌，也是很多人跟着唱，情景极其感人。）

你们这里不叫黄河之滨吗？你们这里也是黄河之滨。下面还有几句，我就不唱了。叫“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当时是1938年。现在，我就把它换那么几个字：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四化的希望，能源的责任，要靠我们打头阵……”（长时间热烈鼓掌）

胡耀邦最后还有一段话，他深情而又期待地对胜利油田的职工们说：“还有半小时我们就要离开这儿了。总而言之，希望你们要做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我祝你们加油干！1989年在天安门上见！

**澎湃的总书记不曾想到时隔七年后，中国的政坛发生了连他这位总书记都不曾想的一幕。他离开了我们，也离开了石油人，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遗憾。但胜利油田在他的那曲改编的“抗大歌”鼓舞下，捷报频传，每隔十天半月就涌现出一口千吨高产井——

1984年2月23日：桩西10井，日产3635吨

1984年3月15日：郑4井，日产1095吨

1984年5月18日：桩古21井，日产2700吨

1984年5月19日：郑14井，日产1202吨

1984年5月31日：邵4井，日产1117吨

1984年7月1日：桩古9井，日产1085吨

1984年9月12日：桩古15井，日产2023吨

1984年9月27日：桩古14井，日产1076吨

1984年12月16日：桩古25井，日产1087吨

……

真也是神了！如此密集的高产井，大庆不曾有过，中国不曾有过，就是世界上著名的油田也是不多见的。胜利油田的消息传到北京，胡耀邦十分高兴，约将军和康世恩，在中南海自己家里请李晔吃饭。饭后，总书记又委托将军出面主持以中央政治局名义请胜利油田的领导干部吃饭事宜。

3月28日，余秋里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在人民大会堂请胜利油田的领导干部吃饭。参加的有王震、姚依林、陈慕华、郝建秀、康世恩、王丙乾、宋平等人。石油部长唐克同志陪同参加。席间，将军说：总书记告诉我，要我代表政治局继续分管石油。王震不愧为沙场老将，指出：在搞第二个大庆问题上，小心有人吹冷风。像这个房子里一吹冷风，我们这些老同志就受不了，就会感冒，就得住医院，弄不好还得送了老命！……不知老将军何所指？其实，这两顿饭吃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并不重要。而它再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胡耀邦对胜利油田创建第二个大庆的关切。

后来有人批评“十来个大庆”是典型的“假大空”。李晔等“老石油人”坚持认为要把这事说说清楚：首先是不宜随随便便地就给搞石油的人戴上“假大空”帽子。因为石油工业是极具风险的行业。它的运作比不得其他基本建设项目。比如修建一条公路，建设一个工厂，多少投资，几年工期，达到什么标准，事前大体可以匡算清楚。但石油深埋地下，看不见摸不着，一切都只有依靠间接手段来评估、设计、计划与攫取。既是高科技又具高风险。由于条件不同，认识各异，往往为一个地区有油没油、油量多少、投入多少、计划大小而争论不休，反复数年乃至数十年。如果一味谨小慎微，并斥责有前瞻性的设想为“假大空”，那石油行业只好是无所作为、停滞不前了。自批石油“假大空”以来，我们可以举出若干个实例，证明这种批评错了。要知道，提一个偃旗息鼓的计划那就是无所作为，提一个鼓舞人心的计划又被斥为“假大空”。该怎么办呢？与其无所作为，无法向国家向人民交代，不如肩负“假大空”的“十字架”前行。真心搞石油的人只有一个“期盼”：让历史与时间来摘掉这顶“假大空”的帽子。

以余秋里、康世恩为首的中国百万石油人，特别是像李晔等一批立志“建设第二个大庆”的石油战线上的栋梁们，在之后的那些年里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所付出的努力可用悲壮二字来形容。

骂他们是“假大空”者有，说他们“不按科学规律办事”者有——最有力的“证据”是几年前沉没的“渤海二号”最典型。甚至有人借机把过去曾经捧为大庆油田开发经典的“先生产后生活”口号也拿出来批判。

“扯淡！他们了解当时的情况吗？了解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是在什么情形下进行的吗？”将军火了，虽然他已离开战线多年，但谁想否定大庆、否定大庆精神，他绝对不会答应。

提起这类事，李晔无法平静，他在一番激烈的痛斥臭骂之后，给我这样聊道——

他们说余秋里同志当年提出“先生产后生活”是不关心职工疾苦，这是完全不符合当时我们石油工业和国家所处的实际情况的。要知道，石油业是个极具风险性的行业。你设想规划好了这儿是一个多大规模的油田，可常常实际结果并不是那么回事。50年代，在新疆独山子地区，由中苏联合规划开发的独山子油田。按照前苏联的基建程序，先修建了一些职工宿舍楼与生活区，等入住完毕，再着手开发油田。结果事与愿违。独山子油田面积极小，职工生活区的设施大量闲置，造成不应有的浪费。这类事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玉门油田也发生过。当时玉门发现白杨河油田后，人们兴高采烈，但又无经验，在没有搞清油田面积、储量时，就先盖了几幢大楼以便职工使用。最后这个油田面积很小，产量很低，并不需要很多人管理。结果，那几幢大楼成了野黄羊的栖息地。这种“先盖楼，后找油”的教训还不十分深刻吗？余秋里和康世恩作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自然更懂得应该从这样的教训中吸取什么，所以后来在大庆会战时提出了“先生产后生活”的战斗口号。它实际上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是余秋里的一贯思想。相反，“总后”政委出身的第二任石油部长的余秋里同志一直把抓职工生活问题当作出生产力的“动力”，甚至在像“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亲自动手抓职工生活，其情其景，凡是石油战线的老职工都会记忆犹新。说得再心平气和些，诸如“先生产后生活”、“先生活后生产”还是“生产生活一起抓”一类问题，对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看来，它与“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这是个连哲学家都难于扯清的问题。更何况，余秋里一向主张生产是第一位的，而保证生产能不能快速发展，职工的人心、人气又是最关键的，而要保证人心、人气始终处于高昂之中，生活问题必不可忽视。几乎可以这么说：在众多的中国高级领导干部中，能够像余秋里这样既懂得如何抓生活、又亲自上灶能炒出几个拿手菜、在桌台上也能“指点江山”的美食家并不多。

80年代初，中国的石油工业出现过一段痛苦的争执与滑坡现象。这既与当时国家刚刚起步的四个现代化快车有关，也与社会上有人借拨乱反正、批极“左”有关，加上生不逢时的“渤海二号事件”，使自1964年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以来，石油人第一次以屈辱的形象出现在国人面前，一张张多年高昂的脸低了下来……全国原油产量跟着一滑再滑，继1978年首次10404万吨后，到1980年时却倒退到了10121万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感到了压力，因为石油产量的下滑进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下滑的可能性在所难免。这是他作为总理所不愿看到的，也是不能接受的。在寻求“新人”保住一亿吨无望后，此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又把目光聚集到了因“渤海二号事件”从国务院副总理一职上“休息”下来的康世恩身上。康世恩此时已年至65岁，又因患**癌而病卧在医院。1980年12月的一个下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人亲自前往医院看望康世恩，向这位老石油人讨取保住一亿吨的良策。交谈中，康向他推荐了经与余秋里等人集体研究的一亿吨包干设想。那位总理要康世恩再次出任石油部长，并说：此任非你莫属，其他人都担当不起保住一亿吨的重任。在这样情况下，重病在身的康世恩应承接担。1981年1月19日，在国家能委召开的会议上，新调任的国家能委主任余秋里宣布：今天早晨中央决定康世恩副总理兼任石油部长。这就是石油部盛传一时的“康世恩临危受命”的故事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从1979年开始，全国经济进入了三年调整时期。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成为调整时期的主要工作。此间，国家对石油的投资锐减。1981年计划投资只有1980年的一半——才17亿元。在这种形势下，石油如何稳住年产一亿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80年秋天，作为副总理兼能委主任的余秋里就对石油部提出：“1981年产量1亿吨就1亿吨，要讲些道理。……现在国家有困难，你们要有点革命精神，还是要敢想敢说敢干，还是要解放思想，三年之内一定要搞上去！现在国际油价上升，过去没开采价值的油田现在都可以开采了。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积少成多，一本万利。没有钱可以借。”曾长期担任过石油部副部长的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也说：“你们石油部想办法，增产节约100万吨原油，可以考虑都给你们。”住在医院里的康世恩也在不停地抱病找石油战线的有关人士议论如何把石油从“资金短缺”的困境中冲出来。最后大家的想法基本一致，并逐步形成了“石油工业年产一亿吨的包干方案”。这套方案简而言之是：在国家对石油不增加投资的条件下，石油部“包干”年产一亿吨原油。但国家允许，在一亿吨以外，石油部增产和节约的石油全部由石油部自行出口，筹措的资金作为国家对石油投入的补充。这个方案在当时“统支统收”、“打酱油的钱不许买醋”的体制下，是个“创举”，也开创了石油工业改革的先河。

中央很快同意了这一包干方案。

同年5月14日，国家能委在余秋里的主持下，邀请国家计委、建委、经委、进出口委、外贸部、财政部、商业部、石油部、物资总公司、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11个单位，共同商定了石油部超产原油的出口事宜。至此，这个鼓励石油自主发展的“一亿吨包干”方案正式出台，它对石油工业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实现年产一亿吨的包干方案，第一重点是大庆油田。自从60年代初发现并开发大庆油田以来，它一直撑起了祖国石油工业的“半壁江山”，一天也没有松懈过。大庆油田自从1976年起，就达到了年产5000万吨的规模。在一亿吨包干的形势下，1981年8月，余、康经过反复斟酌，并把大庆的陈烈民、王苏民等领导干部和专家请到北京开了十三天座谈会，商讨大庆油田有没有可能在5000万吨基础上，再增产150万吨原油。当时大庆没有新增后备储量，5000万吨产量已绷得很紧的情况下，要再突然增产这么多，无疑是有风险的。一旦把大庆油田累垮了，局面更是不可收拾。何况，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10万职工当时仍住在会战初期的干打垒房子里，生活情况基本没有多少改变，仍然十分艰苦，生产配套、矿区建设和生活上设施欠账很多。但是，大庆干部、职工历来具有以大局为重的好传统，他们二话没说地接受了每年多产原油150万吨的任务。第二个重点就是胜利油田。作为全国第二大油田的胜利油田，自“四人帮”垮台后，在会战指挥部刘佩荣、张兆美、焦万海、陈宾等人领导下，团结广大会战职工，奋力工作。面对复杂的地质条件，叶大信、陈斯忠、钱凯、刘兴材等石油地质专家，带领广大科技人员，攻克一个个难关，使石油产量在1978年达到1946万吨，生产建设取得了突出成绩。而后，由于资金不足，勘探工作量减少，原油产量逐年下降。1980年冬，石油部副部长焦力人、黄凯与胜利油田书记陈宾等商议，认为要实现一亿吨包干任务，在稳住大庆之后，关键是要在胜利油田打一场“翻身仗”，迅速遏制它的下降趋势。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石油部把在中原油田主持工作的李晔调回东营胜利油田工作。

国务院正式批准一亿吨原油包干方案后，石油部抓紧方案的落实。1981年5月24日，康世恩离开医院正式到石油部上班。他即派副部长焦力人、李天相、闵豫率领的专家工作组到胜利油田，和油田的领导干部一起，从资源、工程、经济三个方面听取汇报，经过反复讨论，初步拟定了胜利油田包干方案。这个方案中，胜利油田1981年的生产指标是1590万吨。讨论这个指标时，康世恩苦笑着对李天相说：“好你个李天相，连1600万吨都不敢要，给我签了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可见，胜利油田在当时即便是一年内只多产10万吨，也非常艰难！这个方案八易其稿，终经石油部通过。又向国家能委、计委、经委、财政部作了汇报，得到了一致同意。同年8月，石油部正式下发了《关于胜利油田实行原油产量包干试点的通知》。10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石油部又联合行文下发了这个通知。

此时，身为国务院领导之一和国家能源委主任的余秋里同志，一直十分关注着全国的石油生产尤其是“一亿吨包干”的事。他在北京召开的石油部厂矿长会上明确指出：“今后石油要继续大发展，要继续大踏步前进”。具体要实现“一个加深、三个开展、六个稳定发展”的奋斗目标。即：加深从松辽盆地到渤海湾盆地的广阔东部地区的勘探；开展准噶尔、陕甘宁、柴达木盆地的工作；继续稳定地发展大庆、胜利、华北、辽河、中原、克拉玛依油田生产。他为石油工业勾画的这幅发展蓝图，事后证明，之后几年的我国石油工业基本上是按这个轨迹运行的。

“全国稳产一亿吨，其中大庆5000万吨，胜利油田怎么办？”将军在此次会议上，向胜利油田的干部职工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也是他继抓大庆油田稳产5000万吨后，致力“建设第二个大庆”的一个宏愿。

1981年8月下旬，余秋里奔赴胜利油田。这个油田他不陌生。早在1964年，他两次在这儿蹲点，长期坐镇指挥，与石油工人一起，在一片盐碱滩上创建了这个油田。此次故地重游，老将军或巡视现场看望工人，或听汇报找人座谈，与油田的领导干部和地质专家们切磋，深入研究与讨论了胜利油田的现状与发展前景。油田干部大会上，他深情而又严肃地指出：胜利油田仍大有作为，大有发展前途。面对当时在胜利油田发展问题上存在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少数人认为胜利的黄金时代已过去，主张把现有产量大幅度降下来；大多数人则认为，胜利油田的生产基础比较雄厚，勘探领域还很广阔，资源十分丰富，还大有发展前途。对此余秋里明确表态：坚决支持大多数人的观点。接着，他用大量的事实与数据，从领域广阔、资源丰富、基础雄厚、潜力巨大以及技术装备不断进步等方面，向人们展示胜利油田大有可为的前景。

“你们现在搞到的储量相当于大庆储量的一半左右，大庆现在每年产5000万吨，你们为什么不能在这几年搞到2500万吨？”将军发问胜利人。继而他告诉他们：“从战略上讲，今后在勘探的深度与广度上，胜利油田不是走下坡路，而是要走上坡路；不是小发展、中发展，而是要大发展。这个油田，你们今天在座的同志，这一辈子是搞不完的。你们的儿子、孙子搞不完，你们孙子的孙子也是搞不完的……”

胜利人感到了鼓舞，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对把自己的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有了信心。这信心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靠科学。胜利油田有依靠科技攻克难关的好传统。**期间，广大地质人员克服没有先进设备的困难，采用“手摇计算器”、“手拉计算尺”的办法，处理了数以百万计的数据与资料，人称“人工三维地震”，在油田的勘探开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1年初，胜利油田又发动广大地质人员，广泛收集与重新研究以前的“五老”（钻井、测井、地震、试油、地质）资料。在此基础上，车卓吾、刘兴材、陈斯忠、钱凯、李小孟、杨申镀等十几位石油地质专家，集中讨论了十五天，得出胜利油田近期勘探的重点。随即油田又召开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地质论证会。这实际上是胜利油田的一次地质“会诊会”，也是胜利油田的一次“规划会”。与会者情绪活跃，畅所欲言，座谈会连续开了半个月，有车卓吾、刘兴材、陈斯忠、钱凯、李小孟等34名地质学家作了综合报告和专题发言。这些报告，以大量的数据与资料，向人们展示了胜利油田广阔的前景。与这个座谈会相呼应，会议期间的许多夜晚，又有一些专家聚集一起，促膝商讨，彻夜长谈。他们计算着，思索着，争辩着……胜利油田的勘探部署和找油计划逐渐清晰起来。在论证会即将结束之际，主持人指着墙上那幅硕大的地质图，**满怀地说：“综合各路专家的意见，胜利油田近期的勘探部署，可以按照刘兴材等同志提出的‘三类三十块’来实施：第一类可增加几十、百把万吨储量的十来块；第二类可增加几百、千把万吨储量的十来块；第三类可增加几千、亿把吨储量的十来块——当然这第三类目前只是个方向……”（胜利油田在并不长的若干年后，大大超过了这个预测。）

二靠先进的技术。有了主战场，发现了主要“敌人”，靠什么来打赢这一仗、来歼灭这股“敌人”？在石油业来说，就是要靠以钻井技术为主的一整套石油勘探开发的先进技术与工艺。在主管钻井的副指挥姚福林组织领导下，与钻井总工程师于万祥、钻井指挥部指挥张兆礼等人反复研究，提出了实现“解放钻速，解放泥浆，解放油层”的具体措施，并组织专门队伍对关键的技术工艺进行攻关。1986年他们提前50天完成350万米的全年钻井任务。尤其令人鼓舞的是他们在全国率先攻克与推广高压喷射，优选参数钻井技术，使全油田一百多部钻机的钻速大幅度提高，钻井质量也明显改善。而正是这一贡献，使日后在钻井指挥部召开的总结庆功大会上，年逾古稀的老部长康世恩，把屡建奇功的钻井队长与钻井工程师们请上主席台，当着几千人的面，向这些功臣们恭恭敬敬行了三鞠躬大礼。1987年，他们又一鼓作气，全年打井1959口，钻井进尺434万米。胜利油田依靠先进技术，取得突飞猛的进步，余秋里听取李晔的汇报后，异常兴奋地说：“胜利”的胜利，是科学技术的胜利。

三靠人心。这是余秋里传下的石油作风。胜利油田的随矿职工家属，当年只有3000多户，这还是**前经层层申请批准解决的。70年代以后，职工人数超过10万人，前几年虽然组织了一部分职工家属参加农业劳动，但还有大量户口在农村的职工家属不能随矿，即便随矿了多数也还是“黑人黑户”，不供应粮食，不分配住房，不准参加农副业劳动，娃娃上学没着落。这是胜利油田面临的“老大难”问题。1981年以后，油田领导班子几经慎重研究，在山东省的关怀帮助下，划拨给几个农场和几十万亩盐碱荒滩。由负责后勤生活与职工家属工作的副指挥侯庆生统一组织与实施。于是，全油田彻底解决了职工两地分居问题。当时宣布：只要自愿，可以敞开大门让职工家属迁来油田开荒种地。真是石破天惊。“家属敞开来”，当时在石油厂矿是头一家。其反响与效果，不亚于几口千吨井同时喷油。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工人们喜迎家属团聚。剩下的就是万众一心，为找油而战了！此刻，油田上下，人气大增。

四靠人才。1981年初，胜利油田地质勘探处副处长、副主任地质师刘兴材给油田领导班子成员每人一份11万字的地质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积他在胜利油田二十年潜心研究成果，立论严谨，从方方面面论证了胜利油田仍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深信胜利油田不但有油，而且有大油。为此，他还因不合“时宜”而屡坐“冷板凳”，被人贬为“刘大吹”。他无奈无助。刘兴材的报告得到了胜利油田领导班子的赏识，并根据他的表现，提拔了这位党外人士为油田副总地质师，之后不久，刘兴材升任为油田副总指挥兼总地质师。从此，刘兴材在这个岗位上，和许多同行在一起屡献良策，屡获成果，对胜利油田的发展和石油勘探理论都有重大贡献。这一期间，像刘兴材这样的技术人才获得重用，在胜利油田比比皆是。正是这些受重用的知识分子们努力的结果，为胜利油田能否成为“第二个大庆”提供了技术上的可靠依据：1982年初他们郑重提出的油田的“六类四十块”有利战略新生代：一类是新增2亿吨储量的一个——埕岛油田；二类是新增1亿吨储量的3个；三类是新增5000万吨储量的4个；四类是新增1000万吨储量的18个；五类是新增天然气储量20亿立方米的4个；六类是很有勘探前景的10个。事后经过勘探验证，以上前五类的目标都已基本实现。至此，在渤海湾盆地关于复式油气藏成油理论也逐渐形成，并于1985年获得我国首次颁发的国家级科技进步特等奖。

胜利油田在“第二个大庆”的征程上，开始了阔步前进。

1984年，胜利油田的地震与钻井工作量超过1982年、1983年之和。老井增产的292口，平均单井日产118.8吨，油田年产原油达到2304万吨。此后，一路攀高，到1988年实现年产原油3330.26万吨。

胜利油田稳居全国油田“老二”，直逼大庆。用胡耀邦当年在胜利油田定下的“第二个大庆”标准——“你产量达不到5000万吨，但如果地质储量先搞到30亿吨，产量又逐步上去，有一个可观的数目，比其他油田多，那也叫大庆嘛！叫第二个大庆嘛！”（引自《胡耀邦在胜利油田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

“但就在这个时候，‘妖风’刮来了。当时的国务院领导批示认为：胜利油田储量没落实，所以不支持大规模开发胜利油田，也更不提建设第二个大庆的事了。我也莫名其妙地由‘营长升为团副’……”李晔悲切地对我说。他所说的“妖风”是“上面”有人出于“别有用心”的目的，反对把胜利油田建设成“第二个大庆”和胡耀邦、余秋里他们致力的“建设十来个大庆”的战略思想。至于他所说的由“营长升为团副”，是指他及胜利油田的其他领导班子人员都被调整新职，他从油田厅局级干部升为山东省省级领导。

李晔等人的“石油情结”太深了，他对自己最终没能实现“老首长”余秋里提出的建设“第二个大庆”的战略目标而痛苦不堪，耿耿于怀地直到今日……这也有了他后来多次上书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阔谈他的“石油富国理论”中那“字字句句都是血和泪”的哀嚎。

关于到底能不能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和“建设十来个大庆”的宏愿可否实现，历史自然会作出结论。其实石油开采本身是件非常复杂的事，它既需要工作热情，更需要科学技术，同时还要一点“运气”，所以谁也说不准我们中国的地底下到底有几个“大庆油田”。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才是正确道路。但有一点我深切地感到：余秋里和康世恩包括李晔等在内的一大批亲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和华北油田等开发全过程的老一代石油人眼里，他们坚信这样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或者换一种说法：作为一种奋斗目标，我们的石油工业事业无论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国家急需能源的时代，力争多建设几个大庆油田从绝对意义上也是值得和必须的。毫无疑问，如果按照余秋里、康世恩等老一代生前曾经畅想的石油战略思路实施，今天国家的石油工业很可能是另一种兴旺的景象，我国的经济建设也可能不会像现在不时受到能源紧张的局限和制约。

像我这样的一个外行，对此无法作出正确的判别。但我知道：我的主人公在晚年时有一件事始终有些不甘：这就是中国的石油工业如果战略上考虑得更成熟些，措施更加得力些，就不会出现像现在每年进口的比例那么大！

余秋里一生辉煌，一生豪气。然而他也有不畅的时候，这就是他的“石油情结”。1982年，将军离开经济战线回到军队，几年后又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下向中央提交了一纸辞呈，彻底退出了工作岗位。而晚年在他尚有时间安静下来重新认真筛理前些年自己勾画的中国石油构想时，苍天则以残酷的方式剥夺了他作为人应有的基本生物能力。五个年头、近2000个漫长的日日夜夜，将军一直在病榻上无知觉的空谷，坠向生命的尽头……

他的石油老战友康世恩的晚年也不畅。自“渤海二号事件”复出后，康世恩拖着病魔缠身的躯体，艰难地执掌着石油工业的巨轮航向。1994年5月被确诊为肺癌。一年后的4月21日，康世恩在弥留之际，歪歪扭扭地写下一个“油”字后，便与世长辞，终年80岁……

老战友是在301医院去世的，那时余秋里也住在那儿，但他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植物人的最悲哀之处。据工作人员讲，1994年10月，当得知余秋里将军一跤跌下后再没从病榻上起来的消息后，已是重病在身的康世恩立即退掉已安排好的到上海进行治疗的公务车，抱病来到病室探望。面对躺在病榻上全无知觉的老战友，康世恩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余部长，你醒醒，我是老康呀！”“你不是说好我们还要一起上大庆去看一看吗？”

将军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不说，只睁着一对无光的眼睛朝天望着……康世恩为此老泪纵横。

1999年2月3日晚11时24分，拖了近四年半的余秋里将军的心脏停止跳动，终年85岁。

哀乐响起的第一时间里，朱镕基总理来到将军的遗体前，深深地鞠下三躬。当总理再抬头时已是泪流满面。他喃喃地说着：“我一定要来看看老领导，可我来晚了，来晚了……”

见此景，将军的五个儿女：圆圆、方方、晓霞、晓红、晓阳等，再也忍不住悲痛，欲绝的恸哭震得天坠地裂。301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和将军身边的工作人员，跟着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与四年多来朝夕相伴却无法用语言交流的老首长告别……那一幕让人心碎。

老夫人刘素阁轻轻地俯下身子，将自己的脸贴在丈夫的那张永远消失温度的冰冷的脸上，久久不起，在那儿缠绵地泣诉着：“你一句话没留就这样走了，你总得有句话呀！你说呀！……”

将军无语，只有盖在他遗体上的那面镰刀与锤子组成的鲜艳红旗，在泪河与万朵鲜花簇拥下跃跃而起、如火如荼……

江河呜咽。苍天肃穆。

将军秋里来，将军春里去。

将军给中华大地上留下一个永不散去的国魂、军魂、石油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