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百思而不得其解。痛苦中，造反派对他的批斗也因为“毛泽东有话在”而变本加厉。“打倒二月逆流黑将余秋里”的标语贴满北京大街小巷。这时将军的迫害已经殃及到他的家——夫人被不断拉到石油部和计委机关，白天批斗，晚上罚扫厕所。几个十多岁的女儿也不时被拉去陪斗，最后不得不让她们分散寄养在好友家里长达数年……“那时我们很长时间看不到爸爸，偶尔他半夜回家一趟，像地下工作似的不让我们吭声。随后拿点东西便又匆匆走了，连句交代的话都没有。造反派也不让我们跟妈妈在一起。我们姐妹几个只好到处流浪，到处躲藏……”与我同龄的将军女儿们说。

周恩来急了。一为将军的生命安全，二为没有将军等人帮他支撑国家机器而急。“全国上下这么乱，现在只剩下连我才两个半人在抓经济，我算半个，李先念算一个，余秋里算一个，可你们还没了没完地批斗余秋里，国家的经济、企业的生产还要不要抓了？你们小将造反不也要吃饭嘛！”周恩来苦口婆心地一次次上造反派头头那儿或者批斗现场去做说服工作。但林彪、江青和陈伯达暗中指使的造反派才不为此所动。“打倒余秋里”的口号和声势越来越大，北京各路造反派还专门成立了“斗批批”联络站，即斗薄一波、批余秋里、批谷牧，而且声称要斗倒薄一波，必先斗倒余秋里、谷牧。接二连三的批斗，使得本来干起工作不要命的将军回到办公室后连端茶杯的力气都没有。至于响彻耳边的各地求救电话和雪片似的催促电报，他都无神回复。

“再不准参加批斗会了！”周恩来终于忍无可忍了。

“他到现在连个检讨都没写嘛！”造反派跟周恩来纠缠。

“他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就写不好检讨，给他们一些时间嘛！”周恩来既说了实情，又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回应造反派。

“可我们知道余秋里一不批斗他，他就忙乎抓生产……”

“他不抓谁抓？我把你们提拔上来能行吗？”

周恩来严正驳斥。

这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焰火晚会。毛泽东也许出于某种考虑，仍然让将军和所谓的“二月逆流”的几位老帅和谭震林等人都上了天安门城楼。

“上城楼也要打倒！”陈伯达一副无赖文霸嘴脸。

将军不仅没被造反派停止批斗，而且不知何来的“杨、余、傅事件”，使批斗他的大会参加人也增加到了10万人。这回“文革旗手”江青亲自出面声嘶力竭地在高音喇叭里诬陷将军。但有一点林彪、江青和陈伯达之流是没有想到的——他们反将军更加猛烈，毛泽东却再不曾发过话，相反在又一个“五一”庆祝大会上让其露面。1968年6月14日，毛泽东接见沈阳军区、南京军区读书班的人，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拟的陪同接见名单中，有意不提将军，想让人相信“余秋里真的已经打倒了”。可毛泽东审阅时发现了，说：“还有余秋里嘛！”

将军就这样参加了陪同接见。奇怪的是在第二天见报时，一串长长的陪同接见名单之后，出现了这样一行字：“还有余秋里等同志”。显然这是林彪、江青、陈伯达和张春桥一伙想的邪招，他们既不敢惹怒毛泽东，又用这样的话把将军打入“另册”。

“还有余秋里”于是成了在报纸上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的“新闻经典语”。有趣的是：在我采访将军家人，请他们谈谈“文革”中的经历时，他们会不约而同地模仿着广播员的嗓音，绘声绘色地说着“还有余秋里”这句话。

这是极其耐人寻味和具有讽刺意义的。

其实“文革”十年中，我们的国家机器之所以还在运转，靠的就是余秋里等人，而并非“还有余秋里”。然而“还有余秋里”这句话事实上也拯救了将军的政治命运，当然与其说毛泽东说这话拯救了将军的政治命运，还不如说晚年的毛泽东在政治上完全被林彪、“四人帮”利用而不断犯错误之时，他并没有忘记老百姓要吃饭穿衣这件事。“还要余秋里”其实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这个。

“还有余秋里”，是“文革”十年和毛泽东晚年时期的一个特殊政治现象，有着深刻的含义。本身便足可以写一本政治经济学的，因为自大庆油田之后，是周恩来和将军使“余秋里”三个字成为了中国和平建设时期的一种道路、一种方法、一种经验和一种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象征。

“还有余秋里，”能让一个人最高兴，他就是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有了这话，就等于有了一只左膀右臂。中共九大时，他推荐将军进了中央委员。1970年正式任命将军为国家计委主任。1971年林彪叛逃，毛泽东终于清醒了一些，对“二月逆流”作了彻底平反。压在将军头上四年之久的大帽子也随之被摘掉。

至此，中国在“三五计划”五年里，像艘失去航向的破船，在一次次触礁碰壁之后，摇摇晃晃地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而它最终没有沉没，功当归结周恩来的高超智慧和将军等人对党对国对民赤胆忠心，忍辱负重、硬挺着腰杆的鼎力辅助。

走访当年与将军共同在国务院和计委工作的顾秀莲等“过来人”，我从他们嘴里知道了许多普通老百姓及现有的历史书上不曾记录的事情：

比如像首钢突然停产时，问来问去到底什么原因时谁也说不清楚，眼巴巴地看着一个支撑首都经济建设大厦顶梁柱的国有大企业瘫痪在那儿。是将军亲自跑到车间，从一个工人那儿得知是一只老鼠钻进了配电盘，造成短路烧坏了机器。原因找到了，首都的高炉重新燃起烟火……那个年代就这么可笑。一个堂堂国家经济“计划总参谋部”的“总参谋长”竟要去干这么简单的事，但当时还真得有人去干哪！

当然将军更多的是干的大事。比如，大型企业出现混乱时，将军及时向总理提出“必须用军管”的形式保证正常生产。后来毛泽东采纳了，这才使众多主要的国家机器能够得以运转。军管的初始是为了实现经济运营目的，但后来的军管深入到了政治领域与其他行业，情况就完全变了味。

将军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刻，以自己在军队里的关系和影响，通过“老战友”们的“帮忙”，解决了多少地方的燃眉之急，这是外人所不知晓的。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文革”十年中，石油战线曾经一度被林彪、江青一伙煽风点火搅得极度混乱，如大庆油田武斗造成的惨案触目惊心，仅打死的就有一二百人。将军闻讯后心如火焚，又一下想不出办法。有一天周恩来满头大汗地找到他：煤炭上不来了，铁路要转不动了，工厂要停机器了，国防兵工厂也快关门了，得想个法子呀！总理问将军：现在就得想法多生产点油了，有没有办法？

将军是“石油元帅”，他一想说：在大庆油田开发初期，为了实现长期稳产高产，我们只开发了萨尔图油田，把喇嘛甸子、杏树岗油田作为“大仓库”留了下来没开发。总理听后大喜，说：为了保证北京、上海和辽宁等重点地区和一些重点企业的生产得以维持，只有多烧油了。“立即开发大庆喇嘛甸子油田！”周恩来命令道。

好嘞！将军接令后迅速通知石油部。而在这个时候，将军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他要解放一批被打倒的石油干部和石油专家们，还包括铁人王进喜在内的许多标杆红旗。

王铁人在“文革”初期也是被整得很惨的，造反派为了打倒将军，涂黑大庆红旗，就把王铁人打成是“工贼”、“政治大扒手”，甚至诬蔑他“乱搞女人”，目的是搞臭这位大庆标兵。批斗王铁人的大会声势也大，造反派说当年余秋里搞会战、树铁人有万人“誓师大会”，现在我们批判王进喜起码也得这样的声势。于是他们别出心裁，举行了一个“打倒政治大扒手王进喜誓师大会”，在全油田设了一百多个分会场，要求油田职工尽可能地参加。王铁人被造反派们戴上用钢筋和套管管箍焊成的两米多长的高帽子，站在三个叠起的方凳上弯腰九十度。高帽子又长又沉，造反派就让时任石油部副部长、大庆工委书记的徐今强扶着。会上批斗王铁人时，造反派要他承认“十大罪状”，承认“余秋里是黑后台”。铁人不从，有人就上来把凳子踢倒，把铁人从高处摔下来。如此惨无人道的场景，让许多工人、家属看不下去而流着泪悄悄退场。王铁人也真奇，竟然没死没伤。事后有人问他是怎么回事？王铁人顽皮地笑笑，说：“当时我耳也听，眼也看，特别注意警惕从哪一边出来人踢凳子。他一踢，我就跳，防止把腿和腰摔断了。我是钻井工人，断了腿和腰就不能为国家打井了。”瞧，多棒的中国工人代表！将军得知王铁人惨遭迫害的消息后，不时借机在总理面前提及他。后来在周恩来的一再过问下，王铁人被“看押”在解放军的一个农场里——实际上周恩来和将军把他保护了起来。王铁人也不愧是条硬汉子，他哪呆得住？趁解放军看守不备时，悄悄跑回了油田。见钻井工们都停工了，着急啊！于是他一个井台一个井台地给工人老哥们讲不能停产的道理，使多数钻机重新恢复了生产。然而造反派是不甘心的，他们煽动部分职工继续停产“闹革命”。这期间大庆一片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事故频繁发生（有一年曾发生过化肥着火，一次烧死一百多人的惨案。而且一向稳产高产的大庆油田发展到1970年时竟然全年第一次欠产18万吨没有完成计划任务。用当时主持一线生产的副部长唐克的话说，这是“齐天大耻”）。

大庆油田面临最危难时刻，铁人只身跑到北京。将军穿针引线，铁人见到了总理。总理说我现在忙得连身子都抽不开，你先向余秋里同志汇报，一星期后我再见你。将军那时一边要被造反派揪出去接受批斗，一边要抓各地的生产，但还是专门抽出时间在京西宾馆坐下来听王铁人的汇报。看着满脸疲倦的老部长，王铁人心如刀割，可又不得不把要说的事倒出来。

停产？大庆也要停产闹革命？将军默默地重复着王铁人反映造反派们的话，紧锁眉睫。

有个跟王进喜一起来的群众代表情绪很激动地说：“现在全国都在闹革命，我们大庆也应该跟上去！否则大庆就不是毛主席树的红旗了，工业怎么学大庆呀？”

将军一听这，“噌”地从沙发上站起。他强压心头之怒，来了段难得的“黑色幽默”：是啊，停也不是不可以。咱们一起商量看看怎么个停法？停止采油行不行？采油停了全国工农生产、部队战备没油用，不得了！看来采油不能停！停注水？注水停了地下压力补不上来，以后采油没法了，看来这也不能停。供应部门停了行不行？可油田生产没有物资怎么办？看来这也不能停。地下观察停了？但这样一来油田生产就不能及时掌握地下动态，这怕也不行。运输停了？那我们靠什么走路？这也绝对不能停……将军以行家的口吻，一下说了十来个“不能停”，而且越来越激动，最后一个惊天动地的“不能停！”结束了此次谈话。王铁人从老部长那儿精神为之一振。几日后，总理接见，更使他有了“尚方宝剑”。

回到大庆后的王铁人带着总理的指示，想把打倒和受迫害最重的“宋陈季王”（宋，宋振明，时任大庆工委副书记、会战指挥部指挥；陈，陈烈民，工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季，季铁中，工委委员，武装部政委；王，王新坡，工委委员，大庆指挥部副指挥）解放出来。于是他借传达总理指示，动员军管会召集了一个群众大会，想借此顺便让受压多年的“宋陈季王”几名领导有个体面的解放。哪知，会议一开始，造反派早已有所准备，他们不知从哪儿来的消息，说王进喜是谎传周总理指示，结果给王进喜的“大工贼、大扒手、大流氓”前面又多扣了一顶“大骗子”的高帽。会场上王进喜原本宰好的几头准备犒劳解放“宋陈季王”的大猪，现在造反派用来让“宋陈季王”每人扛着游街……看着几位大庆领导汗流浃背、气息喘喘地抬着猪崽低头游街的情景，王进喜想哭都找不到地方。

王铁人做不到的事，将军以其智谋做到了。在向石油部传达以中央名义要求开发喇嘛甸子油田同时，将军要求“宋陈季王”还有徐今强等干部在“喇嘛甸子油田会战中立功改造”——这是当时可能做得到的一种“解放干部”的办法。将军自己不也是被总理这样保护下来的嘛！

后来大庆油田又因为“文革”的干扰破坏，出现“两降一升”（即地层压力下降、原油产量下降，含水量上升）的紧急关头。懂行的将军极其忧虑，他想到了张文彬——此刻的张文彬正在四川“靠边站”。将军通过老战友、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以工作需要之名，直接将张文彬调往大庆，让其带领一个工作组帮助扭转油田生产的混乱局面。后张文彬又奉命组织“东八三”管道工程会战，将军又将另一位石油大员秦文彩“解放”到大庆。正是这些将军熟悉和信任的“老会战”们重新拯救了危难的大庆油田。而像焦力人、孙晓风、李敬等石油战线的中流砥柱，又何尝不是将军亲自点名或者借助各种“需要”给调回领导岗位的？

将军最想“解放”的一位老石油人当然是他的“老搭档”康世恩。自胜利油田开发后，中央一直关注的江汉油田战斗序幕已经拉开。这是第一个规模相当的对“三线”距离最近的油田。

周恩来问派谁去最合适？

康世恩！将军脱口而出。

又一个重量级石油人物解放了。新中国的石油事业尽管因“文革”遭受重创，但相比其他行业，是最幸运的一块——它迅速得到恢复和重新起色。胜利油田的全面开发、大港油田曙光初现、海洋石油战鼓声声、四川汽油田成绩不俗……石油工业重振雄风，支撑国家大工业一片天地。这是在民族危急时刻，石油人的这份贡献更令人起敬。共和国永远不能忘记这一页历史。

江汉石油会战是一次参加人数达12万余人的和平建设大战役，比大庆会战还多出一倍人数。有人曾经批评说江汉油田是一次“人海战术”。将军严正地回答：不错。我们搞的江汉油田会战是人海战术，但在那个全国各行各业几乎瘫痪的年代，只有石油人听从中央命令没有瘫痪，他们依靠自己的信仰和对祖国石油事业的一片真情，顶着政治风险在拼命工作。将军没有说出“人海战术”的另一半意义：是他和周恩来、康世恩等人的智谋，借大会战保下了石油战线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石油部门因此在解放“走资派”、解放“反动学术权威”等方面比其他部门早了七八年！

这是将军的又一个不可抹去的功绩。

晚年时期，有一次将军在外地休养，被一群化工部门的同志热情地拉去做客。将军一时摸不着头脑：“我跟你们没有什么交情啊？”化工部门的同志大呼“冤枉”，说：老部长啊，当年就是因为你留了我们这些人上石油会战去了，才让我们从“牛棚”里提前出来了。我们才有今天施展才能的机会呀！将军的脸上终于露出笑容：原来如此！

其实将军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一句“你们不要我要”的话，救了多少人的命运。我在大庆采访时，有一天文联同志向我介绍一位“老文学爱好者”，叫梁崇真，今年64岁。老梁先生拿来他写的两本小说送给我，后来他听说我正在写将军指挥石油会战的事，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说你知道我跟将军是什么关系吗？我说不知道。于是老梁就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半天：老梁说他就是后任深圳特区市委书记的李灏的外甥，他父母都是烈士。他舅舅李灏后来当了谷牧秘书，与将军的秘书李晔等很熟。老梁有些惭愧年轻时“不知天高地厚”，整天调皮捣蛋，谁也管不了他。1964年，余秋里得知后，对李灏说，你交给我，我来管他。就这样，老梁就从广东到了大庆会战前线。经过将军的几番“**”，日后也成了有家有室的中层干部。老梁叹言说，是将军改变了他一生。不过老梁因为与将军有这层关系，“文革”中也没少吃苦头，被打成“余秋里的小黑干将”，受批斗80多场，一关就是七个月。“因为沾余伯伯的光而惨遭造反派的迫害我一点不后悔。上大庆油田之前我上余伯伯家吃饭，开始以为到部长家能吃点什么好东西，结果就一个炒鸡蛋。打那以后我认定像余伯伯这样的干部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所以日后我为他受点冤屈并不感到后悔。”老梁身上仍然有点知识分子的傲气。

老梁告诉我，当时大庆会战时期，像他这样原本不思进取的“调皮捣蛋分子”，将军他收了不少，后来他们都在石油会战这样的大熔炉里得到锻炼，成了国家的有用之材。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将军在当石油部长和“文革”时期，到底接收了多少被一些人视为“破铜烂铁”和“阶级异己分子”，只有将军自己知道。我所知道的是，这些人中有的后来还当上了部长级高级干部。可将军生前没有对人说过，连他最亲近的人有的也不知道。

“还有余秋里”的意义很深刻吧？就论这一点，毛泽东仍然同样功不可没。因为是他在关键时刻说了这样的话。

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的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这才是事情的本质。”（转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38页）

历朝历代的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残酷无情的。但毛泽东作为一代旷世大政治家，他即便在做错事时，也还留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尾巴”。中国今天之所以能有今天，这跟毛泽东在“文革”中没有彻底地断“尾巴”有关。“还有余秋里”是一例，邓小平的命运更属此举。当然，如果毛泽东不发动“文革”运动，中国会有比现在更好的局面。但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难免犯错误。毛泽东也是人，而不是神。

历史之所以让人回味和令人读后充满着惊心动魄，那便是因为它不平庸枯燥、不死水一潭。我们都愿望能够有永远的莺歌燕舞、一路春光的美好时代，可这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责备先人的缺陷与遗憾时，其实自己已经在犯同样的或者更大的缺陷与遗憾了。

新中国的“三五计划”始于将军之手，却毁于“文革”之中，但因周恩来、李先念和将军、谷牧等领导人的苦苦支撑，除了1967、1968年全国性的混乱实在无法维持外，其余年份生产形势尚有发展。1969年，国民经济出现扭转下滑的局面，工农业总产值为2613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8?郾1%。1970年形势更好一些，比1969年增长20?郾1%。“三五”期间安排的三线建设和其他重点项目，也有些突出表现。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969年宝成铁路广元到马角坝段电气化工程建成并投入运营；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同年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上马兴建……将军曾经感叹：如果没有“文革”破坏，“三五”将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国家的经济面貌将是十分可观的。

但感叹挽救不了历史，有罪的是林彪、“四人帮”，有错的是毛泽东和他的“党内走资派”学说。将军和总理他们已经尽力了。

我记得将军的后任秘书雷厉同志给我讲起一个情节：那是“文革”最乱的一个时期的1968年底，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好不容易召来的各省市区军管会代表及群众组织代表，本来是讨论年度计划的，结果代表们吵吵嚷嚷的还是大批判内容。会议开到12月25日晚，周恩来接见会议代表，将军也参加了。周恩来原准备通过这次接见，想把全国的计划盘子大体定下，可他的话正题还未提及，一些代表又吵嚷起来，互不相让。直闹到26日凌晨也没个结果。周恩来朝将军痛苦地摇摇头，然后站起来对代表们说：今天是12月26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我指挥大家唱个《大海航行靠舵手》，再请大家吃顿寿面。吃完后上午大家就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吧。吵得精疲力竭的代表们这回才叫好。计划会议就这样毫无结果地散会了。将军无精打采地刚踏进家门已经凌晨两点多了，红头电话铃突然响起。“总理？！是我啊！马上到你那儿去？好。我马上到。”周总理让将军立即赶到中南海。将军走进西花厅，总理身体斜仰在沙发上，疲倦不堪地连连长叹一阵后对将军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的计划都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个计划怎么成嘛？这几亿人口的大国……将军的内心何尝不是这般焦虑？“总理，我马上找几个人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计划，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周恩来深情地点点头：拜托了。将军当即赶回办公室，拼命摇响电话，叫来几个信得过的同志，不分日夜地加班加点提出了一个临时方案交给总理，总理随即报毛泽东审批并获通过。

一个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新年第一天就是这样开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