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一段历史，后人们尽可以去评说。对一个人也一样。

在常熟，大概还没有一个人能像“阿里山瓜子”的老板、支塘阳桥村的沈奎生那样引起人们的争议了。关于沈奎生的传说很多，有人说他是“常熟第一牛”，平时只“接见”省以上的干部；有人说他是“夜猫子”，白天呼呼睡大觉，夜里十二钟开始就来精神；有人说他没事就把遥控监视器的镜头对准大门前的国道，看看有没有不经**的“小贼骨头”（二流子）提进去教训教训；当然，说沈奎生最多的还是他“搞女人”的本领，说上海一带的电视节目女主持人不少是他的“情妇”。据说沈奎生本人呢，对上面的这些“说法”不以为然。特别是对最后一个间题的说法，他沈奎生听后常得意地笑道，像上海那样的电视节目女主持人能跟你谈情说爱，这说明我们常熟农民的档次上去了。

他就是这么个人，这么个一般意识无法接受的人。

但尽管人们又引宪奎生个人的德行有多种多样的议论，可有一点却谁都不能否认，那就是他沈奎生和他的“阳桥工业城”是常熟大小农民老板中是公认的“第一块牌子”。有人说他的资产已达八九个亿，可倒底多少谁也搞不清。只知道他目前在全市的纳税户中是名列前茅者。

外地人到常熟一般都从上海而去，而一进常熟地界，你很快就可以看到他沈奎生的“阳桥王国”。那已经连成一片的“工业城”中，既有名扬四方的“阿里山瓜子”的大幅招牌，也有中韩合资的现代化厂房；既有高大雄伟的办公大楼，也有飞龙嵌凤的乡村别墅区……这是一个真正的“独立王国”，里面应有尽有，而主宰这个“王国”的自然是缔造了这个“王国”的沈奎生。

他在这个“王国”里的权威，胜过常熟市长书记对常熟管理的权威。这并不奇怪，因为这里的每一块砖瓦、每截水泥地，都是他沈奎生当年用“炒瓜子”的手一把把炒出来的。他理当对这儿的每一份财产拥有绝对的权威。间题是，这权威是建立在什么基础和出发点上。而这两点对沈奎生又至关重要，他这么多年来在常熟人的心目中有那么多争议，可仍然站得住脚，正是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了这两点才保住了他的“王国”和自己的“皇位”。

沈奎生比天津的禹作敏稳坐江山，其区别就在于他沈奎生在努力为自己建立独立“王国”，为当地百姓造福与发展经济同时，没有忘记遵纪守法这一条。

沈奎生的历程，既有所有成功企业家那种闯劲、干劲、牛劲，同时也体现了常熟的市场经济家们不同于别人的明晰的思维方式与处世哲学。

通常在那些财大气粗的农民企业家的“王国”里，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办公室里都是高档无比的装饰和那正面迎你而来的一尊双手托着金元宝的大神像。沈奎生不例外，这些他也都有，像现在那些有钱的阔老板追求红木办公家具一类东西，对沈奎生来说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但在沈奎生的“王国”里多一样别的农民企业家不大可能有的东西——

一尊罗丹的《思想者》雕塑。

当时他把一尊‘·光屁股的洋人”放在工厂醒目位置时，曾受到全村村民们的强烈反对，有些青年女工尽管偷偷也看，但嘴上一样跟人说沈奎生弄来了一个外国大流氓，扬言要到法院告这个不正经的沈老板。可沈奎生左耳听右耳出，我行我素。他说他就喜欢这个“洋流氓”，并冲男女村民们说，以后我沈奎生就要做这样一个“洋流氓”，你们谁看不惯可以不在我厂里干。虽然有人对他的话很气愤，但毕竟没一个人离开他厂的，倒是随着“阿里山瓜子”越炒越热，进他厂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农民们慢慢地倒也没感到那“洋流氓”有什么伤风败俗的，只是，有人见那些年轻的女工竟站在雕塑面前照相就大皱眉头。沈奎生呢，这时候便十分开心地得意道，他的阳桥女村民开始够档次了。

沈老板就是这么个人，没有多少文化，但要做一个有独特思维的思想者。他说他们支塘小镇在这个世纪出了像为国家成功研制原子弹、氢弹的王淦昌和大化学家张青莲等十个博士、二十几位教授，还有现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吴锉叙、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也都是支塘籍人士，快世纪末时，支塘该有那么一个彻底改变家乡经济面貌的实业家了。他生不逢时，“革命”和“运动”使他没机会进大学堂当学者、专家，所以他只能争当这个实业家的角争。他家乡现在最需要的正是他这一号人。

但最初的中国经济并没有市场可言。

当兵回村的沈奎生开始做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公社农场场长、粉丝副厂长。后来又到濒临倒闭的针棉厂任副厂长。他上任后干的就是现在市场经济那一套，也使企业一下扭亏为盈。但成绩并没有算到他的头上，为此他一怒之下写了43页“万言书”向上陈述，结果他落了个“贪功”的罪名。

“没权不行，要干就得有名有份，是非功过清楚。”

他又愤愤疾书——这回是含着泪写的：

“……人到中年，急人所难；我欲辞退，考虑再三；一家四口，3人在外；大儿未壮，父母年迈；田在乡下，缺人种栽；开支实大，拮据成灾；我若归田，勿愁粮柴……参加工作，六十年代；有所进步，归党培养；党搞四化，我有信念；但看下层，渺茫气叹；热心工作，不受人赞；忠于事业，处处作难；

……以上报告，考虑再三； 同意我辞，决无意见；如不同意，请给我权……”

在市场经济并不为所有人接受的时候，像沈奎生这样明目张胆的要权者，不少人是惧怕的。结果他不得不辞职回到村里。这回，沈奎生要自己干了，他要当一名真正的“有权”者。

这回他真有权了：他自任有15个才寸民凑出来的1500元全部家当的“支塘炒货厂”老板。他对自己的炒货厂戏言道：我老乡王渔：昌为中国研制原子弹让全世界震惊，我沈奎生炒瓜子也要在世人面．前爆它个天翻地覆。后来他的“阿里山瓜子”，果真爆得让全中国人都青睐。再后来，沈奎生就开始被潮水一样般涌来的钱冲着往前走，一直走到今天。不过他从来也没有被这钱的潮水冲得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人：他让全村大部分劳力进了自己的企业，又让一小部分人搞农场把村里的地种得好好的。他还给45岁以下的职工弄了养老保险金、搞了合作医疗。村上的老年人不仅有退休金，还组织起来种花养鱼，每年另有年薪不少于3000元……

再后来就是到了现在。

现在的沈奎生不再是那个因为没有权而愤愤疾书43页纸的“辞职者”了。现在他的权大到人们无法估量他——因为他已经有了自己的那个“阳桥王国”，他是这个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诞生出来的农民工业王国的“国王”了。

看看他这个“国王”现在是怎么说的和做的——

在父老乡亲面前，他说“我现在知政不参政，一心拼命创利润。年年争取产值10亿元，要做常熟第一村。”

对厂里的职工，他说你们可以“吃公家，用公家，不准拿回家，一心为公家。”、在慕名而来的华西昊仁宝面前，他说：你老吴起点太低，你搞的是现代化农庄，我要搞现代化的“中国农民特区”。

国家领导人、省市干部们到他“特区”视察时，在让沈奎生谈沐会时，他照常脸不改色地说，成绩的取得是“政策英明，领导高明，还有我的精明。”

沈奎生，就是这样一个有独特思想的农民企业家。

关于这位常熟农民企业家的传闻可以单独写一本书。但是我考证后却发现：尽管人们对这位“阿里山瓜子”的老板有这样或那样的议论，可谁也没有对他的经营和对村里、镇里、市里所作的贡献这一点有过怀疑。而在我看来，沈奎生之所以没有在那么多争议中从他的那个“王国”里倒下去，他的“王位”也从来没有动摇过，其中根本的一点是，他这个人在国家和人民利益面前表现得不坏，坏就坏在他那张嘴上。

可是又有谁封得住一个以当“思想者”为自乐的人的嘴呢？

邓小平有句名言，叫作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常熟人眼里，大概沈奎生至少就是属于“抓住老鼠的好猫”吧。

我曾经问过常熟的领导同志，他是怎么看沈奎生的。他说你一定知道咱们常熟的阳澄湖大闸蟹吧？那绝对是世上绝无仅有的美味佳肴。可人们虽都知道常熟阳澄湖蟹好吃，却说不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谁。但是你到常熟问起干部群众，在常熟地盘上谁最早在市场商海里打滚且在全国出道最早最有名气，大多数常熟人都会说是沈奎生，是沈奎生的“阿里山瓜子”。这就说明沈奎生作为一个农民企业家在常熟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中，是有其不可抹去的特殊功绩。市场经济在中国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新鲜事物，我们党、我们政府都不可避免地走些弯路，何况一个农民出身的人呢。作为一个从事经济工作的人，作为一名农民企业家，作为一名出了名的经济界人物，群众对他的一言一行都有权给予评说，有权用不同于一般的标准去要求他们。但作为政府、作为组织，你就得用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眼光去要求这样的企业家。我们应当更多的是鼓励和引导他们，而不是横加指责。人都可能有局限性，何况是土地上自生自长起来的农民企业家。只要他们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壮大集体经济作了贡献，且又遵守法纪，那么他们就是很不错甚至是很优秀的人了。如果用这样的眼光回头再看一看沈奎生，我们就会比较客观了。沈奎生他现在还是在常熟市村级单位中为国家每年作出贡献名列前茅的村党支部书记，他力图要把自己的“阳桥集团工业城”，建设成常熟的“特区”。既然是“特区”，那就应当让他有些“特”的地方。当然这个“特”并不是脱离了社会主义户，脱离了共产党领导，脱离了法制。今天的沈奎生和沈奎生的梦阳桥工业城”还是丫个社会主义的具有朝气和充满活力的新农村么，还是共产党领导，还是自觉遵守各种法制的工业区么。就凭这几点，沈奎生理应有他特殊的社会地位。

我想这位领导者的话是正确的。“阿里山瓜子”的老板在蒸蒸直上的常熟市场经济大潮已经进入众星灿烂的今天时，虽然似乎显得不像昨天那么光彩照人了，但沈奎生那种不甘沉沦、敢于为民请命，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改革先锋和用自己智慧大写中国农民形象的独创精神与敢干劲头，却十分典型和鲜明地代表了常熟农民市场经济中那一部分永远值得称道的时代意义。

看东海岸头的长江之涛，其势其威，令人叹为观止。然而此时是否有谁想到那大江最初的源头可能就是几乱小小波漪？而大江在干里奔腾之后入海时那般壮观的冲天巨澜，不正是因为有了源头那‘乱又一乱的小波漪，才组成了入海时的此般雄浑，此般力量，此般涛声！

沈奎生，你应该走出“阳桥大厦”，来听一听人们对你的所有善意或恶意的评说，你同时也应当看到属于自己的那几乱波漪！并且应当明晰，大江虽然离不开源头最初的那几乱波漪，但毕竟几乱波漪是不能成其为大江的。因为大江自有大江的风采，大江自有大江的胸怀，大江还自有大江的灼见与真知……

我相信这是可能的。因为在常熟当代的市场经济弄潮人中，已有比沈奎生做得更杰出的。

王庄镇的常熟江南仪表厂厂长袁勤生就是其中的一个。

与“思想者”沈奎生相比，袁勤生是真正的一位思想者。

早在1990年，袁勤生就是全国闻名的一名具有现代意识和管理能力的企业经营思想者。人民日报曾在这年的11月12日发表了题为（袁勤生的开明管理）的长篇通讯，专门对他的事迹作了详尽介绍。袁勤生写的洋洋数十万字的著作（中小企业管理思考百题》，为中国第一部由乡镇企业家撰写的理论书籍。此书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一连再版数万册，成为当时一大新闻。袁勤生出版和发表的理论专著与论文，到现在已不是一本两本和一篇两篇了。由中宣部牵头曾把袁勤生的企业管理经验介绍给全国。袁勤生的江南仪表厂也因此被誉为“江南一枝花”，他本人在1992年被评为“全国优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

袁勤生是江南仪表厂厂长兼总支书记，经济师职称，大专学历。他是中国农民企业家中少有的一个能干、能说、能写的人。他的江南仪表厂在他上任前是个亏损乡镇小厂，现在早已是产值年年超亿元、利税年年过一两千万元的全国著名企业。他的厂在出名时，竟一年内接待了来自中外参观人员20万人次。他本人现在是十来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兼职教授，他除统盘领导全厂经营生产外，每年还要四处讲学、作报告。

袁勤生的江南仪表厂，是个与沈奎生的“阳桥王国”完全相反的人民乐园。他这儿的一切，处处都体现了工人当家作主人的氛围

他说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以及这个历史阶段的成与败，都取决于人的作用。搞市场、搞经济、奔小康，走现代化道路，人仍然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他说历史证明，把农民的思想与观念引导好、引导到正确的轨道，是最难的一件事。然而把农民的思想与观念引导好、引导到正确的轨道又是最重要、最必须的事，尤其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不久前，国务委员李铁映视察江苏时指出，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是中国实行市场革命最根本的问题。而农民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主体，则根本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

站在农村市场经济第一线的袁勤生比别人更深有体会地说，要解决农民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和主体力量，最大的和最难的事就是真正从思想、意识、观念上，把广大农民们改造过来。

改造农民的问题是天下最难的间题。许多农民企业家用的大多是家族式的或者是过去地主阶级采用的封建式办法。

袁勤生不是。因而袁勤生比别人更体现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色彩。

“尊重人、关心人、培育人”一这九个条是袁致生倪仄南仪．表厂成为远近闻名的社会主义新型企业典范的经验概括。

说袁勤生，用不着找他本人，农民们自己就有印象最深刻的例子——

他从不伤人，真正把工人当人看待——在今天的常熟，农民就是工人，工人就是农民，所以他们这么说。

在袁勤生到江南仪表厂时，前任领导为了整顿厂纪，决定开除6名严重违纪的职工。袁勤生上任后宣布道：原来的厂没办好，原因很多，把问题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不合适，所以我决定不开除一个人！

当时台下静悄悄的，职工们两眼盯着这个新厂长，嘴上没说，心里在唠叨：这赤佬人小嘴倒蛮巧，不知做事是真是假？ ·，

后来他袁勤生确实没把这6个违纪职工开除，并且还吸收了5名人家不要的有“前科”的落后分子进了厂。当来年再开职工大会，袁勤生宣读新的厂长责任制中有关厂长有权开除职工这一条款时，嗓门一下开到最高频率：我不使用这个权力，只要我袁勤生当一天厂长，就决不开除一名职工！

“哗——！”这回职工们全场鼓掌。

为此，上海同济大学的70多名师生跟袁勤生有过一次对话：

你为什么不运用这个权力？

因为这是最简单、最粗暴的做法，是一个厂长无能的表现。

怎么解释？

好比一个病人进了医院，医生诊断不出病因，又开不出良方妙药就给转院了事。

屡教不改怎么办？

江南仪表厂与政府的监狱大门只是一步之隔，够得上法办，就向法院起诉，而尽量不向社会转移。凡社会上能容纳的人为什么我们江南厂就容纳不了呢？

掌声。

再打个比方，医生对付癌症最积极的办法就是控制它的转移扩散。社会是个大生命体，而我们江南仪表厂只是个小细胞。小细胞里出了癌症状，不把它就地切除，如果往社会上一推，那不是让它扩散到社会这个大生命体上更坏事么！

掌声。这回是热烈掌声。

有一年年初，袁勤生让文书印了一张表发给每个职工。表上要求每个职工回忆一下，头年365天中有没有随地吐痰随地扔烟头的，再据实情填在表上。如果填“没有”就可以领到一笔奖金蓄叫文明奖。他在大会上另加说明道：如果你随地吐了痰扔了烟头又没人看到你也可以填上“没有”。职工们大笑，有的说袁厂长真宽松，有的说这么一来就不会起啥作用了。表格收回来后凡填“没有”的真的领到了一份奖金。有人站出说：袁厂长你这样发奖金可就没啥公平了，我就看到某某前几天还随地吐痰呢。袁勤生笑道：你说的一点没错，不过我这样做并不是让那些做得不对的人在说假话后也能占到好处，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那些若无其事的公然随地吐痰扔烟头者，通过这种自我教育、自我鞭策的做法来提醒大家慢慢养成文明习惯。他进而又说，我们这些乡镇企业的职工，过去都是种地的农民，生活和劳动习惯十分散漫。现在人进了厂，身分变了，但从农民到真正的工人这一过程是很漫长的，·要一天之内完成是不行和不现实的，就得靠一点一滴来培养和养成。

当农民出身的工人们听后一片哄笑，特别是那些随地吐了痰扔了烟头又偷偷填了“没有”且领了奖金的人，开始以为厂长上他们的当了，结果现在发现袁厂长是对他们的一片苦心。

笑声里，大伙开始对过去不经意的事认真了起来。

是工厂，就有工人与厂里之间的矛盾。

譬如有人旷工怎么办？

袁勤生说，一个人突然旷工，一般来说肯定会有突然事件。你厂长及时跟踪家访，就可以查明真相，且能为职工排优解难。女工小王一天没上班，他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人到小王家去。刚到村口，见小王的父母举着扁担在追赶她。原来姑娘跟村上二小伙子谈恋爱，父母横加干涉。经调解，问题得到解决，小王高高兴兴安心上班了。职工们从中体会到厂长对职工的真诚关怀。

市场经济了，工人跳槽在所难免。

袁勤生说，我早有明文规定：来去自由。泥瓦匠小施申请离职，去干个体赚大钱，结果钱没赚到，连生活都有些拮据，想回厂。后来又觉厂里赚得还是不如外面多，再次申请离厂，到了一砖瓦厂开手扶拖拉机，不料没几夭车翻人倒，差点丢了小命。小施左想右想，觉得还是江南厂好，于是便又生回厂之念，可如此反复几回，自知无颜。袁勤生知道后说，我早有明文规定，来去自由，欢迎再回厂好好干！小施激动得直掉眼泪，发誓说就是江南厂以后人都跑光了，我也要做最后一个关门的人。

是厂，难免工人与领导之间的一些磨擦和误会。

袁勤生说，工人不会有过，有过只在厂长。有一次他从职工与厂长联系箱里看到一封写给他本人的信。信中说袁厂长现在出名了，可不再像过去那样深入车间，和工人打成一片。每次你厂长下车间就是带参观者参观，把我们工人当作动物园里的猴耍。这信够尖刻，但袁勤生认为信中的话虽然比喻并不恰当，可从字里行间看出这个工人是位关心工厂热爱厂长的好同志。于是他在大会上对自己深入车间少作了自我批评，同时对来厂参观人多，既有压力也有动力作了辩证分析：几年来，工厂来了那么多人参观，确实有些忙于应付，职工感到反感，心情可以理解。但毕竟江南厂成了全国先进典型有其好的一面，如扩大了厂的知名度，产品的销售也颇为增加，从市场经济学讲，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效益……工人们听着这番话语，句句入耳，说厂长你只管把外面的人往厂子里带，我们每人多干一把就行了。袁勤生笑笑说，谢谢大家理解，但我定期到车间这件事不能因其它原因而减少。

台上台下，一片融洽。

时间长了，当厂长的话说多了，表扬谁，批评谁，难免引起一些这样那样的议论。

有一次，袁勤生在会上表扬了10多个职工在义务劳动中表现好。于是便有人跑来说厂长不了解情况，表扬的人中有“假积极”的，这些人中有的是厂里的“石灰包”（意为喜欢捣蛋的人）。这事引起了袁勤生的深思：犯过错的人为什么做了对厂里有利的好事却得不到大伙的认可？谁的思想都可能有起伏，但当后进者企求获得进步却得不到赞扬而反被歧视，这不更让人伤心意灰吗？于是袁勤生在大会上恳切而谈：我袁勤生不是孙悟空，更没有火眼金睛，‘在义务劳动中我看不清谁是真积极，谁是假积极。但有一点我想大家是与我一样的，那就是凡是做了对厂里有利的事，那就是好事。如果一个人能365天，天天做“假积极”，那为什么我们不真心地欢迎呢？这样的“假积极”越多，我们江南仪表厂也会越兴旺，我要为这样的“假积极”披红戴花，张榜送喜！

“好，厂长说得好——！”职工们在台下欢呼起来。那些被视为“假积极”者更是热泪盈眶。

这就是袁勤生，一个把中华民族传统中“将心比心”的美德融入企业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学者型企业家。在这样的管理者面前，企业怎能不产生巨大的生产力？怎能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

王庄小镇的江南仪表厂的崛起在必然之中。

那年厂里建了一座六层大楼，四周跑道贯通，内外双层玻璃，室内还添了铮亮的皮转椅。开始有人以为盖的是厂长经理们坐的办公大楼。竣工后，袁勤生到车间向工人们手一挥：从今天起，你们都到新大楼里工作！而他和经理、科长们仍在原来的平房里办公。200台新台扇运到厂里，管理人员想这回该轮到优先了。谁知他说：对不起，‘一线工人比你们出汗多，先给他们用。难怪工人们说：在江南仪表厂，最好的房是我们工人住着，最好的工作环境是我们工人呆着，最好的待遇是我们工人优先着．…我们工人在这儿是真正的主人翁。

美国著名企业管理专家乔本女士参观后，动情地说：“我看了许多中国企业，常熟的江南仪表厂是最难忘的。这里的人创造了企业生产效益的奇迹，但这儿的人又不光为钱，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注重自身的整体素质。”

袁勤生所领导的企业，一定是市场经济战中的常胜部队。

袁勤生现在是十多所大学和理论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兼职研究员。他的学术报告时常在各式各样的会场里响彻，而且已经持续了二十来年。有人说理论总是灰色的。但植根于沃土之中的理论之树却是常青的。袁勤生，这位农民思想家的理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成了一棵“常青树。”

有人说，沈奎生和袁勤生，一个是以天马行空式的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掀浪推波，独往独来；一个则像花园里的园丁，每天细心慢步地在为每一棵草木浇灌并使之成为托起民族经济大厦的栋梁。他们一个是农民经济活动中的英雄式人物，一个是农民经济活动中的领袖式人物。他们的区别在于，一个敢管，一个会管。

敢管者创天下，会管者得天下。中国尤其是农村，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既需要创天下的敢管者，更需要得天下的会管者。

敢者为勇，会者为智。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离不开闯先锋的勇者，也离不开统率队伍的智者。

智勇者是推动我们历史的动力。智勇者组成了我们的天下。

常熟的经济能腾飞，得益于有千百个像沈奎生和袁勤生这样的智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