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得嘛！咱中国人就不比洋人差嘛！

这提出那个叫啥子陆相地层生油的人可是了不起呀！代表们越听情绪越高涨，有人站起来拉着嗓门问道黄先生，你知道是谁提出陆相地层生油的吗？

黄汲清一听，心里咯噔了一下，额头顿时直冒虚汗。他知道由于自己太投人话题而说漏了嘴，于是赶忙改口：这都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伟大胜利，我们中国人民找到了一个大庆，明天还会找到第二个、第三个大庆！

对对，为第二个、第三个大庆欢呼吧！代表们完全沉浸在**澎湃之中。

险乎！黄汲清躲过欢呼的浪潮，掏出手絹，轻轻地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他无意间抬起眼睛，一下子愣了：他看到了另一位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侯德封。侯先生是中国地质开山的十八罗汉之一，与谢家荣是同学。解放前，黄汲清任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时，侯德封曾是比他本人小一截年龄的黄汲清的部下，不过他们彼此是有几十年交情的好友。方才黄汲清讲话时，并没有想到身边还有位认识他的大地质学家。否则恐怕连上面有关大庆油田发现的那番含糊其辞的话都不会讲的。

黄汲清偷偷抬起眼皮，又瞅厂一眼对方，只见侯德封十分滑稽地朝他点点头，又摇摇头，之后是长叹一声。

怎么，我哪儿说错了？黄汲清顿时惊恐起来，他想上前问个究竟，可中间隔着几位代表的座位，不好动弹。七上八下的心，使黄汲清长叹了一声，他的心头涌起一个念头：以后我再也不说发现大庆油田的事了！

事实上，后来的十几年间，他别说想谈大庆油田发现的事，就是最基本的工作和搞科研的权利也都被剥夺了。那些铺天盖地的千篇一律的有关发现大庆油田的宣传，根本不容另一种截然相反的声音出现。特别是黄汲清的声音。

毛泽东对李四光说：你的太极拳打得好哇。黄汲清感到纳闷：为什么自己亲自布下的松辽平原石油普查计划被无情地撤掉了？历史留下如此的玩笑：—个世界级大油田差点被人一笔勾销。

时间：1964年底，三届人大会议期间。

地址：人民大会堂北京厅。

一位工作人员对李四光说，请你到北京厅去一下。李四光拉开门跨进北京厅时，发现毛主席在那里。李四光以为是通知错了，就说：主席，对不起，我走错了门。便想转身出门。

这时，毛主席走过来，握着李四光的手说：你没有走错，就是我找你的。李老，你的太极拳打得好哇！

李四光暗自诧异，心想：太极拳我刚刚学，主席怎么就知道了呢？于是回答说：我的身体不好，刚学会一点儿，太极拳打得还不好。毛主席温和地笑开了我说的是你的地质学这个太极拳。李先生，你这一拳，给我们新中国打出了一个大油田，打得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发抖呢！

这是一个人们非常熟悉的故事情节，它不仅在黄钢的报告文学亚洲大陆的新崛起中有，电影李四光中有，许多中小学教科书和科学家传记中也有。

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和三届一次会议相距仅一年，从上面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央对发现大庆油田者，可不是一般看待了，那绝对视为座上客。

我不能肯定这样的变化是否应当全部归功于地质部的那份报告。事实上，我至今一直未见到这份报告。地质部档案室的考同志都说印象中是有的，可他们费了很大力气也没能帮我到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李四光以及他的地质力学理论从此开始走向科学与政治的神坛。

1964年初，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刚结束，毛泽东奋然挥笔，向全国工业战线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于是，大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面红旗，开始高高飘扬在共和国的历史舞台上。地质部也得到了相应的嘉奖。当年4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家经委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报告报告中首次正式肯定了地质工作与发现大庆油田的关系，原文这样说：解放以来，地质工作有厂很大的发展，探明了大量矿产储量，发现和勘探了一批对我国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矿产地，如大庆油田……

毛泽东的话更使地质部的人像掉进了蜜罐黾似的那么甜丝丝的。老人家说：地质部应是地下情况的侦察与清报部门，地质工作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中央会议上告诫所有党和闰家的高级干部：要好好看看徐霞客游记，要学地质部的人，踏踏实实走下去，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发现宝弓吹。

何长工的腰杆在这当儿也硬了起来，他双手叉在腰际，当着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们说：我们指地质部一一一笔者注〕搞石油是从1955年开始的，现在已经有8年多的过程了。地质部是为石油部做情报员的，是为石油丁业部直接服务的。我们和石油部是有分工的，我们走第一步，他们走第二步……这话外人听了不是很明白吗：哦，弄了半天，你们地质部的人，才是新中国找石油的第一人呀！

哎哎，我可没这么说啊！何长工立马板起了脸。大家都笑了。

不管怎么说，能在毛泽东和全国人民面前讨个公道，何长工觉得自己算为地质部做了件好事。可他并没有料想到另一层意思，即科学上的任何发现创造，就同科学本身一样，来不得半点虚假，否则会铸成大错。

当毛泽东刚刚褒奖石油工人，亲手树起大庆这面旗帜后，他没有忘记寄予厚望的老朋友李四光。由于大庆油田的发现，毛泽东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对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

老朋友，你能找到大庆油田那样的大油田，了不得哟。你能给我七一课吗？一天，毛泽东把李四光请到中南海，兴致勃勃地问道。

不敢不敢。主席，您是全国人民的导师，我要好好学习您的著作才是。李四光显得诚惶诚恐。

讲自然科学，先生，还是你哟！毛泽东一边笑着，一边用夹着香烟的手指指坐在一旁的周恩来，对李四光说，恩来已经在你的身上学不少了。

李四光很是诧异：是吗？总理？

周恩来站起来：主席说得对。李先生，我知道你的地质力学不仅是门国际闻名的先进科学，而又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科学。在地质学界独树一帜嘛。恩格斯讲，英国的赖尔第一次把理性带进了地质学，但是批评不讲运动，不讲发展。李先生您的地质力学则第一次把运动、把辩证法带进了地质学，这是个很大的贡献！

好，好好！不知是寻觅到了哲学观念上的知音，还是出于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致，毛泽东听到这儿一连称了三个好。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激**情绪，那只曾指挥千军万马推翻蒋家王朝的大手在空中有力地一挥，然后目光炯炯地对李四光说看来，世界上一切进步的事业，都离不开运动这个规律。运动可以推动社会，可以改变社会，可以使过去孤立和失败的事成为今天得道多助与成功的现实。你说呢，李先生？

李四光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尽管他对这位大哲人的话尚不能全部领会，但有一点令他备受鼓舞，那就是自己的那个在地质学界极受排斥与孤立的地质力学理论，在毛泽东这儿得到了巨大的支持与力量。

作为中共非党人士和漏划右派分子的黄汲清，自受人大会上的那次惊吓之后，又回到原单位埋头在他的资料与图纸之中，当然对上面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尚不清楚。他奇怪的是，打这以后，原来与自己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的李奔，似乎也变了个样，常常有意无意地躲着他。

这个李奔搞啥子名堂呀！黄汲清生来最怕身边的老熟人跟他闹隔阂。一次开业务会，他一把将李奔拉到一边，问：直说，我哪处做得对不住你？

李奔慌了：先生千万别误会，是我觉得对不住您老！

黄汲清不解，又催着问。

无奈，李奔只好背着人偷偷把部党组写给中央的那份报告抄件让黄汲清看。

升始，是有您和谢先生等人名字的，可……后来给取消了。李奔指着至关重要的那段文字，充满歉意道。

黄汲清对此倒很理解，可当看到大庆油田发现是运用地质力学所取得的伟大成果一类字样处，他蓦然震惊和愤慨了。

这不是事实，也不符合科学！他的身子在颤抖，双手抓住李奔的胳膊，你也是当事人，该清楚是怎么回事！

李奔懊丧地低着头，默默收起报告广当然。可、可不是为了需要嘛！

需要？为什么当初有人把松辽的普查计划差点给毙了呢？提起此事，黄汲清气不打一处来。他始终觉得，当初有人背着他在这个问题上搞鬼，就像现在有人睁着眼睛瞎说大庆油田是根据地质力学理论指导发现的一样，是别有用心，说到底不是实事求是。

在发现大庆油田的最初期，确实发生了一件差点把如此一个世界级大油田给一笔勾销的怪事。

这件怪事之谜，使大师熬厂近40年时光才把它解开。他生前虽然在各种科学会议和学术著作中公开过这件事，但社会上并不知道，大师也还没有来得及站出来对自己的人民就此事说个明白，便猝然离开了人世。现在我只能借助本篇文学作品首次披露给广大读者。其实它本应在某部庄重的科学史书里十分严肃地得到阐述。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长期的斗争，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获得了自由解放，并建立了新中国。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年间，中国这位号称东方大国的巨人到此时已变得一穷二白。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在收拾这个烂摊子时，最紧迫与最难的问题是如何使国家从贫穷中走出来，工业革命无疑是惟一的根本出路，而石油工业则是整个工业革命的重中之重。

深谙战略的毛泽东对这一问题极为看重。在他刚刚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的第18天，便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名义，签发了成立燃料工业部的命令，并亲自提名资深工业革命家陈郁为部长。新成立的燃料工业部在第二年就设立了石油管理局这一专门机构。著名地质学家、我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一一玉门油田的开拓者与发现者孙健初先生被聘为石油管理局勘探处处长。当时的中国石油工业处于茫茫大地，何处找油的状况，惟一可依靠的是孙健初在20世纪40年代初发现的一个玉门油田和日本人侵略东北时留下的几个人造石油厂。中央据此确定了加强西北石油勘探工作和发动力量恢复东北人造石油的两大目标。西北石油勘探工作的重担交给了孙健初，并于1950年8月6日，成立了西北石油管理局和玉门矿务局。一代石油先驱孙健初在中国共产党如此厚爱下，奋然全身心投入工作，可是就在他寻找油田，为新中国石油工业做出贡献的时刻，1952年11月10日深夜，他不幸煤气中毒，与世长辞，终年56岁。孙健初的猝然长逝，使中国石油勘探业一度陷人迷茫。最高决策层不得不把眼睛放在了成本极高、产出极低的东北人造石油上，并在短时间内恢复了抚顺东制油厂后为石油二厂、锦西石油五厂、抚顺西制油厂后为石油一厂桦甸页岩油厂后为石油九厂和锦！煤气合成厂后为石油六厂等几个人造石油厂的生产。所谓的人造石油是以一种叫页岩的岩石，通过大量复杂的干熘等工序，从中提炼出与天然石油成分相近的人造石油来，其成本为天然石油的十几倍。许多工业建设需要石油，不这样做就会使得诸多产业无法进行。毛泽东等决策者是咬着牙关，勒紧裤腰带从石头中挤这生命油的。到1952年人造石油产量达24万吨，占当时全国原油总产量的55了。中国人就是靠了这么一点点人造石油在支撑着新中国建设，特别是朝鲜战场上的大部分急用之油。

太可怜了，又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毛泽东为此忧心忡忡。一个宠大的国家，而且还处在一边建设一边需要供给战争的阶段，仅案40来万吨石油，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严重的是中国石油资源尚处在被国际科学权威们判定为贫油国的无期徒刑状态。

找得把900万平方公里的地底下摸个清楚。1952年8月，毛泽东又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这块牌子刚挂起来，毛泽东就把派去当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的何长工叫到身边氏工啊，你在地质部听技术人员说了没有，中国到底有没有石油啊？毛泽东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就这么问道。

这……何长工急得后背一身冷汗，他瞅瞅一旁坐着的彭真，不知如何回答。要说有吧，这牛皮吹出来可就不得了啦！要说没有吧，毛泽东肯定不爱听。

何长工支吾了半天没说出几个字。

唉！油啊油，真是油忧人啊！毛泽东懊丧地朝何长工、彭真挥挥手，示意他们走吧，他需要独自对此想一想。不久，毛泽东通知秘书：让地质部部长李四光来一下，还有总理。

老人家愁的还是石油。

毛泽东与一位民主人士见面，可比召见老部下何长工要客气得多。

李四光同志今年多大年纪？毛泽东满脸微笑。

李四光答：66岁。

毛泽东有些惊异地噢了一声，说：比我大4岁，又是著名科学家，那就是我的先生？！

李四光受宠若惊道：不敢，不敢，我在地质界是少数派。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当少数派不要紧，我，恩来同志，从前也是少数派，不止一次被排挤，可是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

李四光很激动地点点头。

毛泽东收敛笑容，转到正题先生知道，我们共产党人推倒了三座大山，现在要建设新中国。可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見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眼下我们每天坐车，烧的都是洋油。自己没有油，想爱国，也爱不那么痛快啊！李四光十分内疚地说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毛泽东摇摇头说：这笔账不能算在你的头上，中国贫油又不是你李四光说的！

李四光同志，我们知道你对石油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主席想听听你的意见。周恩来插话道，你认为我国天然石油的储量究竟怎样？如果真是不大好，我们要早一点考虑走人造油的路。国家各项建设上得很快，时间耽误不起呀！

李四光听了这话，连忙说：不不，我们目前还用不着做这种选样。主席，总理，根据地壳运动的规律，我认为生油是一回事，储油又是一间事，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地下构造的规律，找出储存石油的构造来。有的地方，地面上虽没有任何油气现象的显示，而地下却很可能是个大的含油地区……

这么说，我们的地底下也有可能有大的含油地方？毛泽东的眉头一挑，问。

是这样。李四光肯定地说，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地质构造又十分丰富，不应当排斥富油地层的存在。

毛泽东高兴了：先生的观点，符合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强调绝对就不是马列主义了！

周恩来从座位上站起来，爽朗地笑道：我们地质部长很乐观，也很有气魄！李四光同志，你说中国有石油，我拥护你！毛泽东听后也站了起来：好，我也投先生一票。

李四光情绪激**。他感到肩头的担子沉甸甸的，或许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思路与观点非常迎合毛泽东。而毛泽东或许就在此时，对李四光这位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好感。当这种好感后来又被大庆油田的科学发现蒸发后，他对李四光先生的看法与评价可是非同一般了。

离开中南海，李四光回到办公室，脑子里一直在思忖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他感到开展全国性石油地质普查与勘探工作已迫在眉睫。然而作为一个新组建的政府职能部门，国家建设所需的矿产资源太多了，有造飞机、大炮的钢铁，有试验核武器的铀矿，有供给人民生活的铜锡矿，还有准备建长江大桥的工程勘察任务，当然，石油是这些矿产资源任务中的重中之重。地质部是一个行政部门，矿产普查工作千头万绪，单靠一个行政部门难以进行有效工作，必须建立一个专业部门全力投人才是。

李四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何长工等几位副部长，并且迅速形成集体意见。于是，1954年初，一个专门担负计划与指导全国性的各种矿产普查勘探任务的特别机构一地质部矿产普査委员会宣布成立。李四光和何长工商量，这个实质机构必须由国内地学界最有威望和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士唱主角。经过再三选择，部党组调来三位大员，他们是西南地质局局长黄汲清、地质部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谢家荣和地质部办公厅负责人刘毅。三人分别被任命为普委常委，主持口常工作。地质部把如此重任交给黄、谢、刘三人，是有一番苦心的。刘是位资深老革命者，九级干部，他到普委另有一个职务是党委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是实际上的行政最高长官。谢是著名的矿床学家，在矿产勘探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权威。另一位黄汲清是从大西南调来的，完全出于对他的两方两沈势考虑，一方面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另一方面他还是中国数一数二的从事石油地睫科学的专家。他和谢家荣实际上是普委的技术总负责人，加上刘毅这位行政领导，如此三入班子应该说是最佳搭配。

普委除上面几个大级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李奔。这位少壮派到普委之前已是东北地质局副局长了。在普委他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是实际上的大管家。李奔在新中国石油工业建设史上是位重要而又传奇的人物。他是位小八路出身的共产党人。1945年，他所在部队越过陇海铁路时，日本人投降了，年轻的他被派到家乡任化县当了县委书记。解放后，当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办公厅主任的袁宝华将他召到地质行业。这位年轻、干练的党员干部深得黄汲清、谢家荣的看重与赏识。中国大庆油田的发现过程，如果没有李奔从中奔波、周旋，或许还要晚几年。

除李奔的行政办公室外，普委下设一个地质科，这是主要的业务部门。著名地质学家王日伦、朱夏、关士聪等也在其中。而更多的是像张瑞祥、邓克刚、苏云山、丁正言、余飞、朱景善、敖玉、冯福闾、胡定恒、刘政琨、孙人一、陈继贤、宁宗善、周志武、任纪舜、王光等一批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如今这些人大多成了我国地质业的栋梁支柱！

1954年12月，国务院为了加速石油工业事业的发展，决定将地质部、中国科学院和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的力量集中起来作战，并分工地质部与中科院担任油气普查和科学研究任务。康世恩任局长的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担任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第二年，该局撤销，并改为独立的石油工业部黄汲清他们普委的任务也由综合矿产普查任务改为全国性的石油、天然气普査勘探。这一消息，对毕生致力于中国油气业建设的黄汲清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或许是近几十年来李四光的名字太响和太光耀的原因，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地质科学界的其他人物知晓得甚少。其实，20世纪的中国地质科学较之其他科学业更值得我们中国人自豪。而中国的地质学界所涌现的一大批跻身于国际地学界之林的世界级大师，又何止李四光一个人！

黄汲清便是可以与李四光并驾齐驱的一位，而且是中国地学界无愧于中国石油之父称号的一位。

20世纪初的1904年，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涎生了两位了不起的人物，一位叫邓先贤，即邓小平；一位叫黄德淦，即后来的黄汲清。黄德淦比邓先贤早出生140天，少年时的这两个四川娃子没多少区别，他们都被大人送到私塾诵习四书五经。不过，那时的邓先贤据说对算术特感兴趣，而黄德淦则对梁启超的中国魂如痴如醉。

黄德淦13岁就进了成都市，成为知名的省立第一中学学生。

中学毕业后，黄德淦考进了天津北洋大学，在义和团的发祥地，这位四川娃子对政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924年初，北洋大学发生了反对校长冯熙远取缔学生集会的运动。黄德淦是这次运动的骨干，他因此被校方开除。

这时的邓先贤已改名为邓小平，并且在中学尚未毕业就被贤明的父亲先是送到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后来又乘法商的一艘吉利号轮船到达上海，改搭法国邮船特莱蓬号到了马赛，从此开始了他那伟大的革命生涯。

黄德淦也在此时改名为黄汲清，不过此时的黄汲淸对前途充满了担忧。由于吃了北洋大学的亏，黄汲清一度想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想弃学从军以报冯熙远一箭之仇。

就凭你那么点个儿也想扛枪？

黄汲清听了这话，好不灰心，从此打消了从军念头。20世纪的中国因此少了一位战将，而多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大科学家。

津门与京城相距咫尺，黄汲清一横心，一步跨进了京华皇家学府一一北京大学，专修地质系本科。这是1924年。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许多立志科学报国的知识青年都选择了可以为国找到矿产资源的地质专业。你或许不相信，中国近代的第一部地质科学专著中国地质略论竟出自大文学家鲁迅先生之手。可想而知地质两字在20世纪初的科学启蒙力量。

美国当代知名历史学家肖艾尔佛雷德。埃克斯曾这样断言：构成20世纪国际关系之基础者，乃是全球性的矿物资源争夺。这位学者的话虽没有成为人们口口传扬的经典式真理，但却真实反映了20世纪世界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

当20世纪即将来临时，在我们的地球上，到处呈现着发展极不平衡的状况。那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各个发达国家的经济空前高涨，因而对原有的地盘皆嫌不够，于是都急于扩展市场，多占原料产地，开辟新的投资场所，寻找殖民地。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又十分衰落的国家，自然成了列强们垂涎三尺的大蛋糕。这个大蛋糕上的奶油，便是我们丰富的矿产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