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还有一个难题是，由于派性斗争和管理上的混乱，—些原先回北京休假或者办事的人借机都没有回到基地，使得基地不少岗位的人手异常紧缺。王淦昌利用自己经常回北京汇报工作的机会，抽出很大一部分时间走访那些留在家里的同志，劝说他们返回基地。

当我今天来到九院家属大院，说起当年的事时，不少老同志感慨地对我说那阵子王院长真像着了魔似的天天串东家走西家地找人，碰见一个就盯住你不放，一直动员到你同意回基地为止。说句心里话，后来好多同志都冋到基地，就是冲着老院长的面子才离开北京的。没有他呀，我国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还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呢！这样的评语一点不为过。

如果不是王淦昌上上下下动员，如果不是凭着他崇高的威望。被1恶二赵把着大权的基地那几年是绝不可能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试验工作的。苺地的人们还记得，当时从乌鲁木齐通往基地关口的要道，郁被两派的造反派重兵把着，别说物资不易运送，就是行人常常都要被扣下。

一次，王淦昌和随行的几个要员刚出乌鲁木齐机场就听到激烈的枪声。面通往基地试验场的通道则被造反派们死死地把守着。

怎么办？我们带的都是机密资料，可不能被坏人抢走啊！王淦昌着急得在原地转圈。

有人建议是不是绕道而行。不行，一旦途中发生情况，资料丢了怎么交代呀？不行，得重新想办法。王淦昌急中生智，连夜给有关部门打长途电话，于是很快来了一架飞机将王淦昌一行安全送抵了核试验基地马兰。

也许在世界的核武器发展史上，像王淦昌那样靠自己的嘴皮去动员人干活，要在自己的基地上冒着生生死死的危险开展工作，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今天很多中国人为自己国家拥有强大的核武器而无比自豪的时候，谁能想到当年王淦昌他们所进行的试验工作是那样地艰难啊！

中国的科学家们太不易了。他们的爱国卞义、敬业精神和无私奉献行为将永远成为人类科学史上高高耸立的不朽丰碑。

其实，很多人为的障碍不管怎么说，是可以通过特殊的途径清除和克服的，然而科学技术上的难题则有时就要求科学家们付出更大的代价。中国的地下核试验，实际上是放在了一个人工挖掘的山洞里进行的。这个洞长达1公里。在这样深的洞穴里装配原子弹，其难度要比地面大了好多，特别是几再根各式各样的线路，每一根都要拉出几公里长，接头与接头之间、线路与线路之间，稍稍有一点点问题，都有可能酿成大难。

为了确保所有地下装置与线路不出任何问题，王淦昌一面向各个环节与系统提出要求，一面亲自深人洞内现场指挥和监督每道工序的操作和检验。

一次，探测器突然发出啪啪啪的响声，王淦昌立即赶到现场，询问是不是产品本身有放射性物质泄露了，是不是山体本身有贫铀矿存在？为了查清真相，王淦昌一连几卜小时钻在幽暗潮湿的山洞内，而那时的王淦昌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给他当生活助理的小伙子李英，常常在开饭时一次要为王淦昌抢好几个窝窝头，可想当时我们的这位科学大师是怎样一种工作干劲儿！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呢？这是王淦昌最担心的事。最后，经过反复测试，终于查明了是一种叫氡气的东西在作怪。而氡气是一种放射性的有害气体，对人的呼吸系统有很大损害作用。王淦昌得知真相后，看到洞内工作的解放军小战士们根卒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心里特别着急，便一个个告诫他们：小同志们，大家在干完工作和吃饭时尽量不要待在洞内，那样会很危险的。在工作时，一定要戴上防护口罩。千万千万记住我的话，人的生命宝贵啊！

他这不是宣扬活命哲学吗？

这是扰乱军心！王淦昌没有想到早已想治他的恶二赵一帮人，竟然把他关心战士们的话当做反动言论，给他扣上高帽子，公然在大会上指名道姓地拿出来让革命群众批判。

王院长，他们把大字报都贴出来了，您还是先躲几天吧。地下幽暗的黑洞里，几位好心人过来劝王淦昌。

王淦昌两只眼睛一下子瞪得老大：我躲什么呀？周总理交代的任务谁来完成？氡气就是有毒嘛，他们懂什么？同志们长期在洞内，不注意防护就是要伤命的嘛！我叫大家注意点有什么错？他们这样批判我，我要向总理汇报，看看我到底有没有错！老科学家较起劲来谁都拉不住他。那一段时间里，王淦昌一边带着大家工作，一边嘴里不时地冒出话来：什么叫活命哲学？我们是搞科学的，科学讲究的实事求是嘛！

在试验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和解放军指战员，都深深地被王淦昌的言行所感动，正是老科学家的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影响了全基地参加地下核试验的将士与科技人员。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试验准备工作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然而，由恶二赵把住主动权的地面上的大批判的浩劫也一浪比一浪高。当他们在**裸地批判王淦昌是反动学术权威、笑嘻嘻地腐蚀青年人时，一位与王淦昌经常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实在看不惯恶二赵的行径，便责问造反派广像王淦昌这样好的专家，你们都要批判，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人了！就这么一句话，这位同志竟然被恶二赵一伙立即抓了起来，并戴上了手铐，拉到刑场进行惨无人道的假枪毙。

王淦昌得知此事后，潸然泪下。他愤怒地对天长叹：我们辛辛苦苦干工作错在什么地方？他终于倒下了，血压骤然升高。但是他知道核试验远比自己生命重要得多，于是不顾大家的劝告，连续三天三夜在现场指挥，把最后的核装置和干燥剂放进洞穴。当工兵用最后一块水泥封死洞口时，指挥系统传来紧急状况：控制台的电压几乎全没了！

这还了得！没有电源怎么可以引爆几千米地底下的原子弹呢？

把洞门重新打开，我要进去检查！王淦昌立即命令道。不行，王院长你不能进去，里面已经有了核物质装置，太危险了！你绝不能进去！战士和现场的同志们组成一道人墙，把王淦昌拦在外面。

你们都给我闪开！这是技木力面的问题，我有权负责处理。谁也别想挡住我，走开，让我进去厂王淦昌扒开人墙，又指挥工兵迅速拆除封口，猫翁身子，钻进深深的幽洞之中……后来终于査出了事故原因：一个地方的电线脱壳了！

这一事故，使王淦畜下决心发动基地人员重新从头到尾对已经装置好的整个核爆系统进行了全面检查。

1969年了月23日，经党中央批准，王淦昌和参加试验的上万人在几十公里外的山巅上，亲眼看到了在天山支脉的一个山体上扬起滚滚尘埃，听到从千米地下发出的阵阵闷雷，回**在千里天山南北……

这是我国进行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并且成功了！

老院长，我们成功啦1我们终于完成任务啦！

在大家兴高采烈地向王淦昌祝贺时，我们这位两弹元勋的脸上只露出了一丝十分凝重的微笑……

王淦昌是带着地下核试验成功的喜讯回到北京的，然而当他回到那个熟悉的灰楼时，一切都突然变得陌生起来。

王淦昌先生，根据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我们决定把在北京的九院所有机构，迁至四川绵阳一带，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大迁移工作。组织决定你也将一起迁到那儿。二机部军管委正式通知王淦昌。

我一个人去，还是家属都迁去？王淦昌问。

当然是全家都去。而且，你们要做好长期、永远工作生活在那里的准备！

好的。我回去马上做迁移准备。王淦昌丝毫没有想过其他什么问题。在他看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本来就是项高度机密的事，几年前自己连名字都改了，这很正常。只是这一次是大迁移，所以他想到了家的问题。回到家里，王淦昌对老伴和子女只说7几句话，就把全家离开北京的事全都定了下来。20多年后，王淦昌的子女谈论起当年从北京搬到四川的事时，对老爹王淦昌一肚子气：他一年不回来几天，有一天突然从靑海回来，告诉我们说把家都要搬到四川山沟沟里去。我们一听都呆了。北京好好的，干啥要跑到那么远那么偏僻的地方去呀？我们都恨透了父亲，我们和妈妈跟着他一辈子过着到处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是后话。

王淦昌当然不明白中央作了这项决定的大背景，而他仅仅一直是中央决策的执行者一尽管他连一个普通中央党员都不是。

其实，当时的林副主席搞的那个一号命令是大有背景的。

就在王淦昌忙于在罗布泊组织地下核试验时，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和苏联的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短暂会面。这次会面，中苏两个大国敌对了近10年后双方都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某些意图。在柯西金走后的一个多月，也就是在王淦昌报告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消息后的第22天，北京中南海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内容：研究当前国际形势和苏联战略动向。不知哪儿来的一份情报显示，苏联内部有人主张乘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尚不够充分的时机，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毁灭性打击。这使得中国领导人怀疑苏联真的想对我们中国突然发动核袭击。会议经毛泽东批准，政治局作出决定：在全国立即开展一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全民战备动员。为防患于未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管有无问题，一律紧急撤离北京。根据这一精神，随即毛泽东到了武汉，林彪到了苏州。只有周恩来留在北京守家。林彪在苏州住的南园别墅现在已经公开对外营业，每次我回老家路过苏州时，朋友们总是安排我住在那儿，并且总会指着一所位于园林中央的大房子，特别地向我介绍说，这是当年林副统帅住的地方。我在查阅有关历史资料后才知道，当初林彪就是在这里下达了他的一号命令。

王淦昌一家自然不用说得服从命令，很快到了目的地一一四川绵阳而今的长虹集团便是当年王淦昌他们的九院下属单位1司机大邵一家跟着王淦昌荣幸地一起到了绵阳那片山沟沟里，并且这一去就是近20年。下面是大邵回忆到四川后的有关王淦昌的一些情况一开始部里说了，凡是重要的领导和院长们都要迁到那里，可等我们一到那儿住下后，发现院级领导中就王先生一家搬去了。其他的院长都没有去，房子留着，常年空空的。我对王先生发过牢骚，说你看人家，根本就没打算来。我们倒好，一下子把全家的户口都迁到了这儿，现在想办回去都没有门了。王先生说，别人我不管，可我们来这儿没有错，九院把主要人员和技术设备都搬来了，今后这儿就是我们工作的机构，我们不待在工作的地方还能干什么？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心目中，从来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私事，只要他认为是上面交给的任务，不管在哪里，不管是干什么，他都要全身心地投人，直到完美地把它做好为止。那时绵阳的条件极其困难，连孩子吃的食糖都得从北京带过去。而我们的九院工作区为了适合战备需要，整个工区和生产厂区铺得特别大，共占6个县的地面，近的相互间距离三四十公里路，远的达一百多公里。整个绵阳地区实际上成为中国核武器试验的大本营。那时王先生已经是近70岁的人了，但他是生产和技术的总货责人，所以几乎每天都要在几百公里的工区里奔波。当时我们所在区域还有不少国民党残留部队，敌情很复杂。每次跟王先生出门，我必须帟上武器，随时准备应付不测。由于文革影响，许多工厂生产停停干干，这给王先生的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他既要安排科研工作，还要做人的工作，那几年真是难为他了。绵阳地区又是地震多发区，我和王先生多次出门碰上地震，我担心他出事，小让他往下面的工区跑，他哪肯听！地震一来，夜里我把他拖到汽车上睡，他就是不去，说怕什么？我是搞原子弹的，震波多大，对人类危害多大，我心里都清楚。他照常睡在屋里。有一次我问他说王先生你真的不怕地震砸死人啊？他嘿嘿一乐，说死谁都怕，只是你心里装的其他事多了，死的事就让路了。我相信他的话，因为他心里装了那么多工作，哪能顾及到自己的生死？但就是王先生这样一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国家做贡献的老科学家，四人帮一伙仍没有放过他。青海基地的恶二赵派人把王先生抓到罗布泊，说是工作需要，实是为了批斗他。

而在后方的绵阳，他们则进行大抄家。我知道王先生家里的东西都是国家核武器试验的重要资料和文件，所以我坚决不让造反派动一动。为此，造反派也给我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司机的帽子，但这也并没有使我在抄家问题上屈服。我一直死死地把着王先生家的门，就是不让造反派进王先生住的房子。后来总算达成了一个协议：把房子封存起来。我心想这一招也行，既保护了王先生的东西，又可以过抄家这一关。但造反派头头警告我，说你以后不准再照顾王淦昌了，就是他从青海回来也不能开车去接。不几日，王先生真的从青海回到绵阳，我偷偷开车去接了他。王先生见了我还特别高兴地对我说：还是绵阳这儿好，这儿我就不是受批判的坏人了。他哪里知道这儿的斗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许多好心人一直全力在保着我们这位可敬的老先生而已……

大邵给我讲了几件触目惊心的事，我实在不敢把它写人作品之中，好在罪大恶极的二赵这群反革命分子在粉碎四人帮后也受到应有的惩罚。

1975年，因文革中断了数年的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又重新被列人议事日程，时已68岁的王淦昌仍然以技术总负责人的身份，与小伙子们一起，从吐鲁番到戈壁滩，乘着汽车，整整颠簸911个小时，到达爆炸地。

让我再进洞看一遍。同每一次核试验之前一样，王淦昌坚持要在最后时刻亲自检查一下装置和线路。当在场的人看到老先生吃力地猫着腰在低矮的猫耳洞里钻进钻出时，都深深地感动了。

大爆炸依然在王淦昌的注视下获得预期的成功。

这一年，正是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的年份。

这一年，王淦昌的化名王京又出现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上。

1976年，70虚岁的王淦昌再赴风雪迷漫的青海高原，在一望无际的死亡之海的腹地又一次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三次地下核试验。

经过代号为21一91、21一一92、21一一93三次平洞地下试验，我国的空中、地面和地下核试验基本走完了圆满的历程。而带来1964年10月罗布泊第一声巨响的中国核武器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王淦昌，此时带着让全国人民引以为豪的核试验成果，回到了北京。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他最最敬爱的人一一我们的周总理已经离开了人世。

你们看，上次我向总理汇报工作时，他向我提95个问题，当时我只间答了3个。现在剩下的两个问题我也想出来了，可他已经走了……王淦昌坐在椅子上悲痛欲绝地向人们诉说着。

几个月后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悼念人民总理的活动。王淦昌不顾人多车挤，年高体弱，义无反顾地加人了悼念队伍。因为，我们核武器研究大师通过自己的目光，看到了中国光明的太阳正在东方徐徐升起……

10月，沉闷了许久的中国响起一声春雷。王淦昌无比激动，他说：这是更大当量的核爆炸！我要继续努力为国家做贡。

1978年，王淦昌奉命从绵阳调回北京，任二机部副部长，并兼任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在这之前的3个月，他再次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9年10月20日，72岁的王淦昌实现了他毕生的追求，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0年2月，他被推选为新成立的中国核学会理事长，同时还被选为中国科协副主席。这一年，他进中南海为中央领导同志作了题为核能一一当代重要能源之一的报告，从此着力于中国核电站和其他核能科研的领导与组织工作。

1982年，75岁的王淦昌主动辞去二机部副部长等职，仍兼任原子能研究所名誉所长。

1983年，在第六次全国人大会上王淦昌再次当选常委委员。

1984年，王淦昌亲自主持和指导秦山核电站及北京的强流电子直线感应加速器论证等。

1986年，王淦昌与王大珩等著名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跟踪国外髙新技术发展的建议，即著名的中国863计划。

1987年，王淦昌主持国家神光激光装置鉴定会，并在80寿辰时发表有关中国激光研究的重要论文。

1988年，王淦昌与王大珩、于敏等物理学家向国务院提出将激光核聚变列人863计划，并获得批准。

198了年，王淦昌赴苏联杜布纳访问，被莫斯科大学授予名誉博士。

1990年2月，王淦昌与钱三强、李觉、姜圣阶联名写信给江泽民、李鹏同志，就中国发展核电站提出建议，并在其领导的氟化氪准分子激光研究上取得重要进展。

1991年，王淦昌接受国家对863计划做出贡献的人的颁奖。

1994年，王淦昌向863计划提出五点新建议，受到国家重视。

1995年，王淦昌与钱学森、黄汲清大庆油田发现者之一和王大珩一起获得李鹏总理颁授的何梁何利奖。

1996年，王淦昌捐款设立王淦昌基础教育奖励基金会。

1997年夏，王淦昌被无名氏至今仍未查悉骑车人突然撞倒致重伤，住北京医院数月。

1998年12月10日王淦昌逝世。12月25日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和中外科学界著名人士，社会学界、教育界近千人送了花圈。

1999年了月12日，国务院追授王淦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这便是一位中国核物理学家走过的人生，让我们的人民和后代永远记住他的名字一王淦昌！

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原子能出版社，李瑞芝、孙晓芝、常甲辰编著；

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科学出版社，胡济民、许良英、汪蓉编著；

谁发现了大庆油田；

在20世纪的中国科学史上，真正称得上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有两大事件。一是两弹氢弹、原子弹的上天，一是大庆油田的发现。前者的功臣，我们可以清晰地列出聂荣臻、钱学森、王淦昌、邓稼先等一串英名。这些都是我们熟识而又无可争辩的人物。但是关于大庆油田的发现，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人过去却不知道黄汲清这位大师。他是用自己的科学理论亲手在松辽盆地布下那决定性的普查与勘探钻井任务的科学大师，却因历史与人为的因素而久久地淹没了35年，直到他临终前的80天，中外新闻界和科技界才将那顶中国石油之父的桂冠戴在了他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