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弘

2003年2月至7月间，我作为由英国学术院和王宽诚基金会资助的人文学科访问教授，赴英国进行短期的学术研究。此行的目的主要是研究中古英语文学，但在图书馆昏暗的书库顶楼里，我却偶然发现堆满了整整一堵墙的数百卷《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中含有大量跟中国有关的老照片和图片。于是我便临时调整了研究重点，由此踏上了一次漫长而惊心动魄的中国老照（图）片发现之旅。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每天图书馆开馆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躲在这个僻静的角落，屏息静气地观看中国近现代史上那一场场大戏的帷幕在我眼前徐徐开启……

转瞬间已经过去十年了，但是当时在图书馆书库顶楼靠窗处翻阅厚重周刊合订本的那个场景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它使我联想到了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王道士的昏暗密室里翻阅经卷的情景。当时伯希和的心情应该跟我是一样的。

一

创刊于1842年5月14日的《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以图像为主要特色来报道新闻的周刊，其影响力遍及欧美亚等许多国家。它的图片收藏堪称是世界上覆盖面最广的插图版画和老照片宝库，其内容包括了从1842年至1970年的世界各国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仅仅在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1837—1901），它所刊登的图片就多达一百多万张。

该杂志的创始人是赫伯特·英格拉姆（Herbert Ingram）。1833年至1841年在诺丁汉任印刷商和报刊经售人期间，他注意到了下面这个事实：即每当《每周纪事》（Weekly Chronicle）和《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等杂志刊登版画插图时，它们的需求量总是大幅度增加。尤其是1837年英国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托马斯·格里纳克（Thomas Greenacre）谋杀案之后，《每周纪事》结合案件的报道和侦破过程，出版了几期带插图的专刊之后，销售一下子就变得十分火爆，给当时在诺丁汉推销这份周报的英格拉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在1841年移居伦敦之后，他便决定要自己创办一份用图像来报道新闻的周报。经过周密的策划，这份售价为6便士、内容庞杂但装帧漂亮的出版物1842年一问世便获得了空前的成功。首期就卖出了26,000份，当年年底之前达到了60,000份。6年后又涨到了80,000份，1851年销量突破了130,000份，到了1863年销量已经是惊人的300,000份。

赫伯特·英格拉姆

《伦敦新闻画报》的成功立即引来了世界各国一大批类似刊物的跟风和效仿。法国的《画报》（Illustration）和德国的《新闻画报》（Illustrirte Zeitung）先后创立于1843年。美国纽约的《哈泼周刊》（Harper’s Weekly）问世于1857年，伦敦的《图像杂志》（The Graphic）成立于1869年，接着在1889年又出现了《图像日报》（Daily Graphic）。《伦敦新闻画报》又先后推出了在纽约出版的美国版和在墨尔本出版的澳洲版等。这些刊物与当地的一些插图周刊互争高下，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局面。早在1858年，《伦敦新闻画报》来华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特派画家沃格曼就已经发现，广州的“中国人非常喜欢用《伦敦新闻画报》来装饰他们的墙壁和平底帆船”。1872年，另一位特派画家辛普森（William Simpson, 1823—1899）来中国报道同治皇帝大婚的新闻时，也曾吃惊地发现，北京的大街上居然打出了销售《伦敦新闻画报》的广告，就连上海的舢板船篷的内壁上也密密麻麻地贴满了《伦敦新闻画报》。中国清末最著名的《点石斋画报》最早是作为附属于上海《申报》的旬刊画报于1884年创办的。当时《申报》的老板是英国人，其创意毫无疑问也是受到了《伦敦新闻画报》的影响。

英格拉姆的次子威廉和三子查尔斯均曾为《伦敦新闻画报》的高管

约翰·吉尔伯特爵士

梅森·杰克逊

《伦敦新闻画报》之所以能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一直保持长盛不衰的态势，其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办报人高标准、严要求，对这份刊物的质量和品位追求精益求精。赫伯特·英格拉姆在创办之初就幸运地得到了英国一位杰出画家约翰·吉尔伯特（John Gilbert）爵士的鼎力相助。吉尔伯特才华横溢，19岁时便在英国皇家美术家协会的会展中展出了自己的作品。两年后，他的另一幅作品又入选了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画展。后来他还先后被选为英国老水彩画学会的主席和英国皇家美术家协会的会长。他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撑起了这份杂志在创办初期的半边天，如在创刊期所包含的20幅插图中就有8幅是出自吉尔伯特之手。此后，该刊物跟皇家美术家协会和皇家美术学院这两个英国美术界权威机构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

1860年英格拉姆及其长子在美国度假时因游船在密歇根湖中沉没而不幸遇难之后，他的两位挚友和合伙人帕里（Parry）和乔治·林顿先生便马上又请来了塞缪尔·里德（Samuel Read）和梅森·杰克逊这两位英国美术界的翘楚。杰克逊在其后的25年中担任了《伦敦新闻画报》的艺术编辑，为维护这份周刊在业界的领先地位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1892年之前，英国还没有将照片和画家的速写直接印在报刊之中的相关技术，必须先将它们制作成版画，然后才能用于印刷。由于制作版画是一项精细的手工活，所以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样图像就成了新闻出版过程中时效性的一个瓶颈。杰克逊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在这方面有一个重大的发明。他设法将摄影术直接运用于版画的制作，即将照片或速写等图像画面直接印在梨木板上，然后用刻刀直接在这个画面上制作雕版。这样就能保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一幅比例准确而又效果优异的印刷雕版。凭借这一先进的雕版技术，《伦敦新闻画报》得以在19世纪后半期各种新闻画报层出不穷的激烈竞争中始终稳坐钓鱼台，保持其在业界的龙头老大地位。

为了保持其在英国插图报刊中的垄断地位，该刊物还聘用了当时英国一些最有才华的作家，如斯蒂文森、哈代、吉卜林、康拉德等为其写稿，以及聘用当时在欧洲最负盛名的一些画家，如辛普森、普赖尔和舍恩伯格等为特派画家兼记者，前往世界各地去采集和报道新闻。在硬件设置上，《伦敦新闻画报》在业界也始终保有最先进的印刷机械和设备，而且总是采用质地最优良的印刷纸张和最先进的刻版及印刷技术。它的那些笔法细腻的版画插图现在看起来都堪称是价值和品位甚高的艺术品。从1892年起，该刊率先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照片印刷技术，开始用越来越多的照片来逐步取代原来的版画插图。与此同时，刊物内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色彩绚丽、印刷精美的彩页插图。

摄影技术作为新闻报道主要媒介的效果，在20世纪前半期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报道中达到了顶峰。照相图片以其对微末细节的精确表现，将这两次战争的宏大、残酷和惨烈的场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并以前所未有的时效性和直观性将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各种事件迅速地报道出来，使得读者有一册画报在手，不出家门便能知天下大事的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在这一方面，《伦敦新闻画报》也做得非常出色。它所派往世界各地的特派或常驻当地的摄影记者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传来最新的画面和新闻报道，为读者提供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

采用摄影新技术制作的版画笔触细腻，与照片几可乱真

然而正如俗话所说，“花无百日红”。随着摄影技术的不断普及和专业摄影刊物层出不穷地涌现，《伦敦新闻画报》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业界优势在20世纪中期不断地受到挑战。由于该刊物的定位并非高端的摄影专业杂志，所以它原来在图像方面的领先优势逐渐消失，读者群也随之逐渐缩小。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该刊物被迫从周刊改为月刊，接着又先后改为双月刊和半年刊。到了2003年，它便寿终正寝，不复存在。

二

《伦敦新闻画报》1842年创刊之际，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刚结束之时。因此从一开始，该刊就有相当数量关于中国的连续性图片和文字报道。对于研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而典型的载体和颇为理想的研究对象。

中国的炮兵和火炮

创刊初期，由于当时英、中民间交往很少，作为插图作者的画家们大都从未来过中国，平时所依据的几乎全都是第二手资料，所以他们所呈现的中国形象是有明显隔阂和偏差的。例如《伦敦新闻画报》1842年7月9日的一篇中国报道中关于清军炮兵的插图就有明显的问题：明明是在介绍清军的情况，但图中两位士兵的装束和盔甲却明显不是清代的样式，而更像是明代的。

《伦敦新闻画报》第5卷第114号上另有一篇题为《中国水勇》（1844年7月6日，12页）的报道如今读来显得更为荒诞：

海德公园角的“唐人馆”刚刚增添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藏品。这个直接从中国收到的藏品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水勇”，据信这是带到英国来的唯一标本。这个水勇坐在一个猪皮筏子上，手里拿着三叉戟等武器。在最近的英中交战之前，他被认为是跟英国水兵旗鼓相当的对手，但现在我们怀疑中国人一定是因用这些可怜的武器来抵抗那些习惯于“统治水面”的英国人而沾沾自喜；而这对于一个拥有活字印刷、火药和指南针这三项现代最重要发明或发现的民族来说是极不相称的。但有人认为，这种“水勇”也许在和平时期用于内陆湖的捕鱼更为合适。

应该解释的是，“水勇”是以所乘坐的充了气的猪皮筏子当作“马”。他一手拿着火绳手枪，另一只手里的三叉戟上套有铁环，他就是通过摇晃三叉戟所发出的声音来吓唬“蛮夷”的。水勇的身上穿着普通中式服装，裤腿卷到了大腿之上。

上面这个例子似乎可以说明，当时英国普通民众对于中国的认识是非常有限和不准确的。

但这种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从1856年开始，该刊开始往中国派遣特约画家兼记者。从那时起，凡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战争、中法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国民党“围剿”苏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等，都有该刊特派画家兼记者的现场目击报道和发回英国的大量图片、文字资料。除此之外，那些来华的特约画家兼记者还特别关注中国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其目的不仅是满足英国国内读者对于中国的好奇心，也是试图沟通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其中有关中国的数千张图片和数百万文字向我们展现了清末民初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颇为绮丽壮观的长幅历史图卷。

中国水勇

这些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的图片和文字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①它们大多是关于现场的目击报道，属于第一手的原始历史资料；②它们对历史事件的观点和看法往往跟中文史料中的观点和看法相左，这就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的参照物；③它们所报道的一些事件和中国社会生活的细节往往是中文史料中的盲点，是别处难以找到的珍贵史料；④由于前后延续一百多年，其对中国报道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也是许多其他西文历史资料所不能企及的。由于以上这几个特点，我们认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这些图片和文字资料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一个重要素材来源，也是对同时期中文史料的一个必要补充。因此它具有很高的出版和研究价值。

从1857年至1901年，《伦敦新闻画报》曾经向中国派遣了至少六位有案可查的特约画家兼记者：沃格曼（Charles Wirgman, 1832—1891）、辛普森（William Simpson, 1823—1899）、普莱斯（Julius M.Price, 1857—1924）、伍德维尔（R.Caton Woodville, 1856—1927）、普莱尔（Meton Prior, 1845—1910）、肖恩伯格（John Sch nberg,1844—？）。他们跑遍了华南、华北、山东、山西，采访报道了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历史和现状，向英国国内发回了上千张关于中国的速写和几十万字的文字报道。其中沃格曼、辛普森和肖恩伯格这三位记者表现得尤为突出。

沃格曼是于1857年3月第一个被派到中国来的特约画家兼记者。在前往中国的漫长路途中，沃格曼就发回了一系列沿途采风报道：他描写在海上看到的壮丽景观、船上的各色旅客和水手船长、途经一些国家的景色和风情，尤其是关于东南亚华侨的生活习俗。1857年7月17日，《伦敦新闻画报》发表了沃格曼从中国发回的第一篇战地报道和相关速写。随后便是每周一期的一系列的中国目击报道，他的视野不仅仅停留在战事的进展上，而且还尽可能广泛地介绍他亲眼所见的各地风情，例如摘茶女、清军旗手、婚礼、广州市井、商船、轿子、街上的行人、广州城在英军炮击所起的大火、与清军作战的太平军、海盗、香港、上海港、中国的刑罚、旗帜、服装、外国货轮、英国军舰、大禹陵、中英天津条约、达赖喇嘛、广州施舍站、小偷在街上受鞭挞、繁华的商业区、佛教寺庙、中医、香港跑马场、香港画家、台湾人的生活习俗、大连、旅顺、天津与潮白河、中国的春节、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中国妇女的发型、洗衣服的方式、琉璃厂古玩街、北京的马车、茶馆、潮白河上小孩的滑冰方式、村民的生活和娱乐方式，等等。当然，作为战地记者，他所报道的主要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整个进程和各次具体战役的细节，其中最重要的自然要数火烧圆明园。他的中国写生作品和系列报道在当时的英国国内掀起了一股持续好几年的“中国热”。

沃格曼（穿黑上衣者）正在中国采访写生

广州城的一个佛教寺院，1860年4月。在图片前面的这三个外国人中，左边是贝阿托，中间是沃格曼，右边是一位法国记者

沃格曼的数十篇随军战地报道为我们留下了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第一手珍贵史料，尤其是那些他在现场所画栩栩如生的战地速写堪称独一无二。他的文字报道也很有特色，除了反映基本事实，如英军和清军双方的参战和伤亡人数、每次战役英军所攻克的炮台数量和名称、所缴获或破坏的大炮门数等中文史料中往往忽略的方面之外，还经常有自己独到而细致的观察和感受，能给人一种目击报道所特有的强烈现场感。

沃格曼跟另一位英军随军记者，即意大利摄影师贝阿托（Felice Beato, 1832—1909）之间的私交不错。如上面这张老照片所示，两人在广州时经常形影不离，留下了不少合影。贝阿托以摄影见长，而沃格曼则以绘画取胜，同时文笔也相当优美和流畅。他俩在新闻报道上一唱一和，互为补充，为后世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贝阿托在圆明园被烧毁当日所拍摄的六张清漪园照片是目前唯一能够找到的现场历史照片；而沃格曼所画英法联军占领的安定门瓮城、城门下北京市民们围观英军哨兵和《京报》记者抄写英军最后通牒的场景，以及英国特使额尔金勋爵在英军护卫下通过安定门进入北京城的宏大场面等图像，也同样珍贵和重要。沃格曼和贝阿托都不约而同地参加了英军派到清漪园去纵火的那支部队的采访报道。除了珍贵的现场图像资料之外，两人还都留下了文字记载和报道。而沃格曼所提供的众多细节描写为后人考察和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比较可靠的参考。

辛普森也是英国著名的写生画家和战地记者，曾被派往40多个国家去报道那儿的战争、风土人情和其他重大事件。1872年，他被派往中国报道同治皇帝的娶亲婚礼，该系列报道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使得西方的“中国热”再次急剧升温。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伦敦新闻画报》几乎每周都刊登他的中国报道。这些报道文章和图片的题目包括去中国的航行、邮船在红海、客轮上的礼拜仪式、包令爵士、在家中的中国人、北京的皇家婚礼、举行大婚的同治皇帝、新娘的公主府、北京的街景、在北京做圣诞节布丁、中国的婚礼习俗、北京的教会男校和女校、天坛、八达岭长城、十三陵、寺庙、街头木偶戏、送京报的男人、死婴塔、孔庙、国子监、射箭的满人、英国公使馆、北京的贡院和参加科举考试的贡生、上海的当铺、汉口的英国人剧院、天津见闻、纺线的农妇，等等。辛普森不仅绘画技艺出众，能准确把握中国人的形象特征，而且文笔很流畅，知识渊博，写出来的文章很吸引人。

同治皇帝大婚是辛普森首次来华采访报道的重头戏，所以与此相关的几篇报道文字描写特别精彩，将清朝八旗如何挑选和训练秀女、大婚之前如何在北京大街上展示各地送来的礼品和皇帝的聘礼，以及大婚那天晚上婚礼行列又是怎么把新娘迎娶到紫禁城里的整个过程颇为详细地介绍给了西方的读者。由于清朝皇族的婚礼严格实行萨满教的神秘礼仪，浩浩****的迎亲队伍必须在半夜时分从公主府出发，不同的方阵都各司其职，不仅要边走边舞，在大街上走出特定的路线图案，而且还要有一个钦天监官员手持标有刻度的焚香在一旁控制和调节婚礼行列的行进速度，以便在某个吉时能让新娘的花轿准时进入紫禁城的大门。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禁止旁人窥视的。萨满教的某些神秘礼仪有时令现代读者颇为费解。我在翻译的过程中曾经专门请教过北京一些研究萨满教的学者，根据他们的评价，辛普森报道中所透露的一些皇家婚礼细节还是很有研究价值的。辛普森关于这次皇帝婚礼所画的相关插图也格外出彩，其中两幅曾被选中作为《伦敦新闻画报》的封面。

辛普森的其他报道也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例如他在1873年3月22日的一篇题为《北京见闻》的报道中详细描述了置放在北京孔庙中十个刻有诗歌铭文的石鼓，不仅追溯了这些石鼓文的渊源和意义，而且还特意用画笔直观地表现了其中一个被破坏和改凿成马槽的石鼓。这篇报道的中译文经本文作者在《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文章中发表之后，武汉有一位专门研究石鼓文的学者如获至宝，认为它给中国国宝级文物留下了一个珍贵的记载。在上述同一篇报道中，辛普森还详细描绘了一位在紫禁城边一条街上将盛有《京报》的褡裢放在左肩上，徒步将它们逐一发送到订户家中的京师传信官。类似这样的现场目击报道在中文史料中也是罕见的。

肖恩伯格是一位奥地利画家和驰名欧洲大陆的战地记者。他是《伦敦新闻画报》为了报道北京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而于1900年被派往中国的。当时该周报已经开始大量采用照相技术来进行背景介绍，以及人物和事件的资料报道。然而，由于当时的照相机比较笨重，成像时间较长，以及整个摄影程序比较复杂，所以战地现场报道仍然依赖于画家的速写。肖恩伯格到达北京之后，发回了数量惊人的速写图片和文字报道。这些报道文章和图片的内容包括京师场景、义和团招兵买马、过水闸的义和团、教会学校、北京的场景、西伯利亚东部的战场、英国公使馆内的联军士兵、中国的茶馆、从天津到北京的艰难历程、天津的冬夏场景、李鸿章在满洲里向蒙古人征收贡品、满洲里的县官审问俄国人、义和团的军队、重庆和山海关、大沽炮台的陷落、潮白河场景、义和团的反洋教宣传、慈禧太后、西伯利亚边境的中国人、俄军在天津郊区巡逻、孟加拉骑兵押解义和团俘虏、中国的剃头店铺、日军骑兵的冲锋、北京城墙上的近战、北京的城墙、清军在松江、八国联军在北京逐家搜捕拳民、见证拳民的刀枪不入、保卫英国公使馆、俄军骑兵在总理衙门、白河上的舟桥、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联军军官们一起进餐、联军在北堂做礼拜、孟加拉骑兵在开往北京的路上、联军炸西山大白塔、联军在天坛庆祝阿尔马战役纪念日、英军经水门进入北京内城、英军占领哈达门、英军攀登北京城墙、联军占领山海关、摧毁中国寺庙、中国旅店的炕、英军在八大处侦察、运河上带帆的雪橇、联军向保定府出发、英军押解中国苦力在丰台抢修铁路、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进入北京、英俄商讨共修铁路、英军抢劫珍宝作为献给女王的礼物、联军拍卖抢来的物品、中国的经轮、瓦德西视察英军、中国官员要求跟德国公使面谈、在天津府审判拳民、关在天津衙门里的两个女拳民、英军从乡村抢来的物品和地契、北京的万国俱乐部、英俄在天津的冲突、英军下令拆毁天津城墙、铁路修到北京天坛、李鸿章的直隶衙门、北京街景、美军登上北京城墙、联军在天津的墓地、蒙古亲王携猎鹰出猎、中国的一个花园招待会、巴夏礼、英军挖出清军埋藏的德国钢炮、醇亲王向德皇谢罪、《辛丑条约》的签订，等等。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肖恩伯格具有相当深厚的绘画功力，在他的现场速写中有不少被制作成了画幅很大的插图。

威廉·辛普森

约翰·肖恩伯格

朱利叶斯·M.普莱斯

R.卡顿·伍德维尔

梅尔顿·普莱尔

综上所述，沃格曼、辛普森和肖恩伯格这三位《伦敦新闻画报》特派中国的画家兼记者从不同的角度对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做了翔实而相对客观的目击报道。他们的系列报道视角独特，内容充实；不仅是珍贵的史料，也是非常吸引人的读物。如果收集比较齐全的话，这三位特派画家兼记者的报道文章和图片均可独立成卷，并组成一个具有连贯性的系列。其他三位特派画家兼记者发回英国的文字报道和图片则相对来说要少些：普莱斯应该是被派来报道中法战争的，但是他在中国停留的时间似乎较长，或者他曾数次来过中国。伍德维尔来中国主要是为了报道甲午战争，而普莱尔在华的时间是1899年，即在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和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

三

早在2003年发现《伦敦新闻画报》的珍贵史料和艺术价值之后，我就曾下决心要把这个刊物中有关中国的报道都翻译成中文出版。到2004年，我就已经翻译出了数百篇相关报道，不过由于对中国历史和人文地理知识的欠缺，当时的译文仍不太成熟。简而言之，我在翻译沃格曼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地报道时遇到了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例如他作为随军记者，详细报道了英军所参加的几乎每一次战役，可是广州珠江上和江岸两旁建有为数众多的炮台，而且珠江流域还有密如蛛网的支流。英国人将这些炮台和珠江的支流都起了英文名字，所以很难将这些特殊的英语专有名词准确地还原成中文。我一直在试图寻找当时的英语或英汉双语的广州地图，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一直没有找到。

2005年，我将《伦敦新闻画报》中最容易翻译的部分，即关于1937—1938年间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和全国各地爆发抗日战争的报道及数百张照片，整理和编辑成了一本书，题为《抗战现场——〈伦敦新闻画报〉1937—1938年抗日战争图片报道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同时，又以我翻译的那些《伦敦新闻画报》中有关中国的报道为基本素材，编译和撰写了以下这一系列的文章：

沈弘：《偷窥同治皇帝的婚礼》（威廉·辛普森），《中国科学探险》，2004年第11期，46—57页。

沈弘：《耆英号，第一艘绕过好望角到达欧洲的中国船》，《中国科学探险》，2006年第6期。

沈弘：《英国名记速写：北京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文化、教育和娱乐》，《北京青年报》，2007年1月1日第13版。

沈弘：《七个微笑一个皱眉：战乱里的中国人》，《北京青年报》，2007年1月2日第13版。

沈弘：《刺袁世凯疑案破解：岗亭挡住刺客视线使暗杀未遂》，《北京青年报》，2007年1月3日第13版。

沈弘：《皇家名园焚心之痛：清漪园纵火者唯有一人被确认姓名》，《北京青年报》，2007年1月4日D2版。

沈弘：《铁面刀客突袭北京：冯玉祥发动政变，士兵读持大刀》，《北京青年报》，2007年1月5日第D2版。

沈弘：《你所知不多的圆明园老照片》，《北京青年报》，2008年4月26日第C1版。

沈弘：《伦敦1851世博会上中国事儿》，《北京青年报》，2010年5月3日第13版。

沈弘：《“希生”何许人也？》，《浙江大学报》，2010年6月11日第4版。

沈弘：《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一朵奇葩——杂议话剧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文化艺术研究》，2011年第4期（总第18期），33—44页，彩页1—16页。

沈弘：《——试论填补中国电影史空白的一部早期古装默片》，《文化艺术研究》，2012年第4期（总第22期），36—44页，彩页1—16页。

可惜的是，原本想要出版《伦敦新闻画报》中国报道系列丛书的计划却迟迟没有真正实现。

2008年，听说有人已经编辑出版了《伦敦新闻画报》的中国报道，我一度准备完全放弃这个翻译和出版计划。但后来看到《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这本书之后，发现它只是收集整理了该刊物在19世纪中所发表有关中国的四百多幅图片，并没有译出原来的文字报道，而且书中尚存有各种错误，所以我仍对最初的翻译和出版计划怀有希望。

由于《伦敦新闻画报》是以用图像来报道新闻为主要特色的，所以有些人过于看重该刊物的中国图像，而轻视与图像相辅相成的文字报道。曾有出版社联系过我，建议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图片和照片单独整理出版，以便能达到短平快的效果，但我不同意这样的做法。图文并茂是《伦敦新闻画报》最重要的特征，文字报道是对那些图像的最佳解释，如果没有了相关的文字，不仅图像的内涵意蕴黯然失色，而且还会造成误读。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

例如《伦敦新闻画报》第19卷，第492号，1851年8月30日，269—270页上有一篇关于维多利亚女王在奥斯本宫招待了刚从广州抵英的一个中国士绅家庭的报道和一幅插图。有人据此推断，该文所提及的那个所谓的“钟阿泰”就是唯一参加1851年首届伦敦世博会，并以“荣记湖丝”获得女王所颁金银大奖的中国商人徐荣村。但这种观点实际上难以成立，读者如果有耐心读完下面这段文字报道，就绝不会认同上述论断：

上周一我们最殷勤好客的维多利亚女王陛下在奥斯本宫招待了一位刚从广州来到英国的中国士绅钟阿泰（Chung-Atai）及其两个小脚妻妾、一个小姨子。这个中国家庭所获得的殊荣便是上面这张插图的主题。这是迄今所知享受到这一崇高特权的首个中国家庭。由于清政府严禁上流社会的妇女离开中国，所以这个中国家庭能够克服根深蒂固的偏见，举家离开天朝帝国，必定是下了极大的决心。这更彰显了他们的冒险精神，并且使得这一事件变得非常耐人寻味。关于在奥斯本宫举行的这次招待会，本报在上一期中有一篇详细的专题报道。

因涉及缠小脚的士绅女眷们出洋，这个中国家庭在广州经历了当局设置的各种障碍和刁难，但最终还是把所有的难题都解决了。1851年2月20日，他们在香港登上了开往伦敦的“皮尔女士号”船。虽然这一航程花费了很长时间，但他们看起来似乎非常自在和愉快。家庭成员都住在艉楼的船舱里，相互间经常保持联系，这使得他们始终能相互依靠，由于他们具有安静而随和的性格，很享受家庭成员间的亲情，所以他们成为家庭幸福的完美典范。对于英国的许多家庭来说，他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离开中国之后，船停靠的第一个地方是苏门答腊岛。在那儿该船得到了水果和粮食储备的补给。当船的甲板上出现了马来人那陌生而粗犷的身影时，那些中国人简直遏制不住自己的喜悦和惊奇。船停靠的第二个地方是圣赫勒拿岛。由于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船上的淡水供应比较紧张，因此给旅客们造成了很多不便。所以当人们看到陆地时，喜悦之情难以言表。该岛的总督克拉科中校、他的副官及几位女士和绅士一起来到了船上，为能跟这个独特的中国家庭面对面地进行交谈而感到高兴。

“皮尔女士号”最终于本月10号到达了格雷夫森德。这个中国家庭全都安全登岸，并且受到了英国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后者已经在此等待了一段时间，中国人给他们带来了自己的介绍信。

他们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参观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周六他们已经达成了这个心愿。由于女眷们都缠小脚（她们的鞋底只有1.5平方英寸大）这一令人无奈的特点，她们显然不适合去挤世博会的人群。一个更为妥善的办法就是让她们趁上午去为残疾人安排的专场参观。所以他们便穿上了本国生产的漂亮刺绣绸缎衣服，坐在舒适的轿椅里，被人抬着去水晶宫里转了一圈。他们对于自己所看到的每一件物品都感到非常喜悦和惊奇。他们也受到了世博会管理委员会一位执行董事的殷勤接待，后者全程陪伴他们在水晶宫里参观。这个中国家庭很高兴地看到，每一位参展者都很客气，想让他们尽可能地看全那儿所展出的各种产品样本。尤其是在法国的展区，有好几位参展者都对他们彬彬有礼，有的甚至把展品从展柜里拿出来，以便能让他们看得更加仔细。

据称这些可爱的中国人在伦敦这个大都市里逗留一段时间之后，还想去访问巴黎。

上文中有几点值得注意：①这位名叫“钟阿泰”的中国人来自广州，而徐荣村是地道的上海商人。②伦敦世博会是于1851年5月1日开幕的，维多利亚女王还于5月7日参观了这届世博会的中国展厅；而钟阿泰一家是1851年2月20日才离开香港，8月10日才抵达英国的，作为参展商，他不应该姗姗来迟。③报道中只字未提徐荣村参展的“荣记湖丝”，虽然参观世博会是钟阿泰一家在伦敦的游览项目之一，但他们只是在“为残疾人安排的专场”坐在轿椅里，被人抬着在水晶宫里匆匆转了一圈，甚至都没有时间去参观中国展厅。假如是参展商，钟阿泰本不该带着三个行动不便的小脚女眷去英国，而且在伦敦参观世博会时也至少应该关心一下自己的展品。仅根据以上这三点，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钟阿泰不可能是徐荣村。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耆英号”平底帆船及其名义上的主人“广东老爷希生”。2010年上海承办了中国首届世博会，一位新近出土的历史人物也在网络和国内主流媒体上迅速蹿红——他就是被誉为“中国世博第一人”的所谓“广东老爷希生”。后者在1851年伦敦首届世博会开幕式上的亮相甚至令有的作者宣称：“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敬畏之情并没有减少……希生的形象也充满着自信和威严，说明当时的欧洲仍然把大清作为一个东方大国来对待。”

这无疑又是一种严重的误读。英国《伦敦新闻画报》上有三篇报道及其插图可以揭开“希生”这一神秘人物的背景。原来他跟清末一艘名为“耆英号”的大型中式平底帆船远航英美密切相关。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水军领教了英军“船坚炮利”的厉害，于是便在战后用经过改进的新式兵船逐步更换了在战争中被证明是操作笨拙、行驶迟缓的那些旧式兵船。英国方面自然千方百计想要了解这些新式兵船的秘密所在，所以有几位英国人经过了各种艰难曲折，乔装打扮，混入了广州城，买通了一位当地的四品官员，以后者的名义买下了一艘相当于最高等级新式兵船的平底帆船，并以迂回的方式将其秘密地运到了香港。因为大清律法严禁将中国船只售予外国人和擅自出公海，违者问斩。英国人的最终目的是将这艘船运到伦敦东印度公司的码头进行拆解，以了解它的内部构造，并找出它的致命弱点。

“耆英号”的载重量在700吨至800吨之间，船体长160英尺，宽33英尺，船舱深度为16英尺。它是用最好的楠木建造的；其船板是靠楔子和榫头来固定，而非用肋骨将它们钉在一起的。船上有三根用铁木制成的桅杆，主桅杆是一根巨大的木柱，高达90英尺，木柱底部与甲板连接处的周长有10英尺。船上的帆用的是厚实的编席，用一根粗大的、藤条编织成的绳子来升降，主帆几乎重达9吨。船上携带三个巨大的船锚，船舵重达7吨以上，可以由位于艉楼上的两个轱辘随时吊起来。该船两侧的船舷上各有十个方形的窗口，那是该船配置20门重型火炮的炮眼。相形之下，旧式兵船只配置了12门火炮，而且从炮眼的形状大小来判断，后者所配置火炮的口径要小得多。

1846年12月6日上午，“耆英号”在欢送的礼炮中从香港出发，驶向公海。船上有30名中国人和12名英国人，还有名义上作为船主的那位前清四品官员。这位字号为“希生”的“广东老爷”后来在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开幕式上被奉为上宾，并且在目前国内众多介绍世博会历史的文章和论著中被肉麻地吹捧为中国形象的代表，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只不过是一位为了个人的蝇头小利而出卖国家重大机密的贪官和汉奸，其叛国的性质与汪精卫或赖昌星并无二致。

清军的旧式兵船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证明操作笨拙，行驶迟缓

因忽视文字报道而造成误读图像的第三个例子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一书的编者在介绍辛普森《北京见闻》（《伦敦新闻画报》1973年3月22日，264页）的前两张速写插图时将置于北京孔庙院内的石鼓和国子监内所藏的十三经汉白玉碑林分别解释为“北京寺院里的镌诗石”和“北京房山云居寺所在的石经”；而辛普森在文字报道中其实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石鼓位于北京孔庙（the Confucian Temple at Pekin），十三经碑林藏于国子监（the Hall of Classics）。而且他还特别说明，孔庙位于国子监的东面，两个院子是相互毗邻的。

追根究底，忽视文字报道主要还是因为阅读和翻译《伦敦新闻画报》中的中国报道对于一般人来说还具有相当的难度。只是英语基础好，并不能保证可以正确地理解和翻译这些文字报道。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具有广博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人文地理知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英语基础好的人，历史和人文地理知识会缺乏；而专门研究历史和人文地理的人，则往往英语程度有所欠缺。下面还是以2008年出版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一书为例，来看一下比较常见的几种误读和误译。

“耆英号”是一艘相当于最高等级的清军水师新式兵船中的中式平底帆船

第一种情况是对于英语词汇不同含义的理解不够准确。有些英语单词可以分别用作名词、动词或形容词，其意义会有所变化。即使是同一个名词，也可以有很不相同的意思，尤其是在跟其他单词进行搭配的时候。在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文字报道中，“military train”这个词组频频出现，在上述那本书里它被分别译作“军事行动”（第137页）、“军训”（第141页）和“军训人员”（第152页），但这些译法都是不准确的。“train”这个英语单词作为动词的意思是“训练”，作为名词有“列车”“行列”“系列”等意思。但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语境中，“military train”这个词组则是指“军事辎重队”，即由中国苦力所组成、专门负责给英军运送弹药和粮草等给养的半军事化组织。

在该书第233页，1863年2月7日一篇报道的英语标题“The Civil War in China: Expedition of Imperialists,headed by British Officers, to Fungwha”被译作“中国内战：英国官员率领的帝国主义者远征奉化”。这个标题读起来似乎有点自相矛盾：既然是英国官员率领帝国主义者远征奉化，那就应该是公然的侵略，怎么还能说是内战呢？原来译者误译了原标题中的两个单词：“imperialists”在这儿是指“清军”；“officers”不是指文职“官员”，而是指“军官们”。原来在19世纪中期，清廷为了抵御太平军的进攻，专门组织了一支由外国军官华尔指挥的汉人洋枪队，又称常胜军。所以正确的译法应该是“中国内战：英国军官们指挥的清军远征奉化”。

类似的错误还有第142页的标题“广州第二桥司令部”，这个标题中文文理不通。究其原因，是编者将原文标题中的“brigade”（旅）误拼成了“bridge”（桥），所以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广州的英军第二步兵旅司令部”；在第296页中，“minister”一词被分别译作“大臣”和“政府部长”“部长”，但是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公使”；第328页上的“torpedo”被误译成“水雷”，实际上应为“鱼雷”；第331页上的英语标题“On Board An Opium Hulk in Shanghai”被误译为“在上海一条鸦片船甲板上”，而插图所表现的画面是船舱里的情景，“On board”是指“在船上”，而非“在甲板上”。

第二类误译跟中国近现代史知识有关。例如第244页上的英语标题“Entrance to Ching-wang’s Palace,Soo-chow”应译为“苏州勤王府大门”，而非“苏州敬王府入口”；第85页的英语标题“Mr.Consul Parkes Bidding Adieu to the Old Co-hang Mandarins”应译为“英国领事巴夏礼先生向老行商们告别”，而非“英国领事派克斯先生会见老公行官员”；第258页上的“Sir Rutherford Alcock”应译为“阿礼国爵士”，而非“阿尔柯克爵士”。

第三类误译跟人文地理知识相关。例如北京城原来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城区：外城（Chinese City）、内城（Tartar City）、皇城（Imperial City）和紫禁城（Forbidden City）。所以第212页上的“鞑靼地区”应译为“内城”；第228页上的“帝国都城”应译为“皇城”；第263页上的“Bride’s Palace”应译为“公主府”，而非“皇后宫殿”；第316页和第335页上的“福州停泊地之塔”应译为“福州罗星塔”；第83页的“阿侬霍伊·虎门要塞”（theAnunghoy Bogue Forts）应译为“虎门亚娘鞋岛炮台”；第134页上的“北湾东”（North Wantong）应译为“上横档炮台”。

在过去十年的研究和翻译《伦敦新闻画报》中国报道的过程中，我曾经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有的人我还能够记得起名字，但更多的人我并不知道或记不住他们的名字。

2004年，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教育学院的余国兴讲师曾经帮助我从英国复印并邮寄研究资料。

北大的两位本科生郑熹和习欣在2004年至2005年间曾经帮助我翻译过部分报道的初稿。

2005年在出版《抗战现场——〈伦敦新闻画报〉1937—1938年抗日战争图片报道选》之前，我在北大教过的另一位本科生，当时已经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钟周，以及她的一位仍在英国读书的不知名小朋友，为我从英国找到了一些我先前遗漏的抗战老照片。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英语文学研究所的两位同事——马晓俐副教授和卢燕飞讲师，在英国剑桥大学访学期间也曾经花费宝贵的时间，为我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里寻找过我先前遗漏的一些文字报道和图片。

2012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的赵省伟编辑主动提出要为我编辑和出版这本书，部分实现了我最初要翻译出版《伦敦新闻画报》中国报道的计划和梦想。

在此我一并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