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想要崛起的国家必须注意，不要让国家的上层阶级增长过快，这样的话很容易使得平民阶级沦落为最为低等的贱民，最终成为上流阶级的仆人。

雅典人特米斯托克利的言论尽管过分地彰显自己的成就而居功自大，但是它们广为传播，适用于不同的人，并被视为真知灼见。曾经在一次宴会上，有人邀请他弹琴，他说：“我不善于弹奏，对音律几乎一无所知，但是我却可以把小城邦变成大帝国。”[1]只要我们稍微使用一下隐喻的方法就可看出，他的这种言论无不道出了政府官员所具备的两种能力。如果仔细审查一下所有的官员，民众们就会发现，他们当中能使国家不断壮大的人几乎不能弹奏，但是相反，善于弹奏的人不仅不能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反而却把一个富强的国家引向衰败。毫无疑问，既然大部分官员仅仅凭借这种蜕化的能力博取君王的认可，并获得老百姓的赞扬，那么这种能力的最好称谓就是“弹琴”，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因为像这样的小技术使得玩弄者本身自我感觉良好，还能讨得他人的欢心，但是对于国家的繁荣昌盛是没有一点积极作用的。当然，有些高官要员也算得上“称职”，把国家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使得国家没有明显的麻烦，也不会陷入潜伏的危机，但是他们却无法增强国力，充实国库，扭转国家的命运。不过，我们在这里仅仅讨论国事本身——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根本之道，不过多涉及官员们自身的问题。

这些言论最适合于有雄心壮志的君主帝王，其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不要让君主们因高估自己的实力而热衷于没有功效的计划；二是让他们不要因低估自己的能力而不断采纳萎靡的建议。

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测量得知它的疆土大小，可以通过计算得知它的年末收入，可以通过户籍管理得知它的人口多少，可以通过地理图标得知它的城镇数量。但是，在所有的国家事务中，最难以明确并最容易出错的难点是国力强弱的判断。天国被比喻成一粒芥子，而不是其他的任何硕大果实。芥子虽然较一般的种子都小，但是却具有生长速度极快、蔓延范围极广的特性[2]。所以，有些国家虽然地域范围不大，但是却极易成为庞大帝国的基础；有些国家虽然幅员辽阔，但是却不能控制别的国家或者扩张领土。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缺乏英勇善战的气概，那么坚韧的城墙、庞大的弹药库、奔驰的战马战车等等这些不过是披着狼皮的羊。而如果一个国家的士兵没有一丝士气，那么这个国家的军队数量再多也是毫无意义的，正如维吉尔所说：“狼对于眼前的绵羊，根本不在乎它们的数量多少。”[3]

当年波斯军队盘踞在埃尔比勒平原上，人数众多就像一片大海。亚历山大的军中将领看到这样庞大的军队后，内心也不禁产生了几分怯意。后来他们把这种情况通报给亚历山大，并且希望他能够传令采取夜间偷袭的策略。然而，亚历山大表示不想偷袭取胜，结果马其顿人轻易地就挫败了波斯人[4]。亚美尼亚国王提格拉尼一世面对前来进攻的仅仅一万四千人的罗马军队，倚仗自己的四十万大军取笑罗马：“如果前来的人是一个使团的话，那么人数有点多；但是如果是军队的话，人数则是非常少了。”但是，后来他发现应战的人虽然为数不多，但是已经在太阳落山之前将他的军队杀得落荒而逃，而他自己也被追得狼狈不堪[5]。像这样勇气超越人数的战例多得不计其数，因此人们可以相信，一个英勇善战的民族对一个国家的强大来说至关重要。有些人没有深入地考量，认为金钱是战争的力量；其实他忽略了一点，如果士兵的力量由于民族的卑微而不断衰退，那么金钱也是无济于事的。当克罗伊斯[6]向梭伦[7]夸耀他所拥有的黄金时，梭伦就善意地劝告他说：“陛下，如果有人前来，并且他们的钢铁比你的更加坚硬，那么他们就会成为这些黄金的新主人。”由此看来，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优良品格、骁勇善战的国民组成本国的军队，那么这个国家的君主或政府千万不能过高地估计其国力；但是另一个方面，如果一个国家的臣民都具有崇尚武力的性格，那么君王必须确信自己拥有震慑的力量，当然他的臣民在其他方面有较大缺陷的话则另当别论。至于花费高额巨资从国外招募军队，尽管也是一种不错的补救措施，但是历史的先例无不向我们展示了，凡是依靠雇佣军的国家或君王，他们的威风是不可能长久的，只能是得意一时。

以萨迦和犹大注定是不能重合的，同一个民族或部落既不可能是负重的驴又不可能是威猛的狮子[8]；同样的道理，一个被繁重的赋税压抑已久的民族是不可能成为勇敢有为的民族的。但是，经过国民代表大会同意的征税，对于民心和士气的影响却是比较轻微的，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像荷兰的国内货物税[9]和英国的王室特别税[10]就是最好的例证。另外，读者们需要注意一点，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民气问题而不是资金的问题。所以，同样的税款可能都出自同一个钱包，但是自愿交纳和强制征收对民气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最好不要过多地对国家的臣民征收税款。

一切想要崛起的国家必须注意，不要让国家的上层阶级增长过快，这样的话很容易使得平民阶级沦落为最为低等的贱民，最终成为上流阶级的仆人。我们可以通过萌芽林的培养来说明这个道理，如果优势木苗被安置得过分茂密，那么中间木和被压木就没有出头之日了。因为优势木的下面最后只有灌木丛和一些花草荆棘了。所以，一个国家的自由民会由于缙绅过多而变得地位卑微，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很多人当中没有一个人适合参军，更不用说充当步兵了；而步兵又是一个国家军队的主力，可想而知到那个时候国家将出现民众很多但却势力微弱的局面。

笔者以上所论的最好例子就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比较，就领土范围和人口数量来说，法国远远超过了英国，但是英国却是法国一直以来最为强大的对手，究其原因就是法国的村农野夫不能充当优秀的士兵，而英国的中产阶级却可以。在这方面，英王亨利七世的做法，值得我们推荐欣赏；他为农庄和牧户保留了一定的土地，使得他们耕者有其田，过着经济富裕的生活，而不是那种像雇农一样奴隶般的境遇；[11]像这样来治理国家，很快就会达到维吉尔所形容的古意大利那种盛况：一个军事力量强大且国土广泛富饶的国家。[12]

还有一个社会阶层往往被人们忽略，那就是贵族及其家中具有自由民身份的仆人，他们要是上战场打仗的话，其力量与农家子弟相比也不能低估。所以，贵族门庭中所形成的豪客、奢华以及使用大批仆人的风气，有助于发扬尚武的精神，这一点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共识。而与之相反，豪门贵族的节俭封闭生活方式，却会很容易导致军事力量来源的匮乏。

想尽一切办法要使得尼布甲尼撒梦中的那棵王国之树健壮挺拔，以便能够支撑繁茂的枝叶；[13]这个比喻是说一个国家的土著臣民应该与外来民族的臣民保持合理的比例。所以，凡是对外来民族持开明政策的国家都很容易成为大的帝国。因此，一个小民族或许凭借自身的智谋而获得广阔的疆土，但是它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很快就会分崩离析，这是显而易见的。斯巴达人在处理异族问题上始终保持歧视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坚守本国土地时坚如磐石，固不可摧，然而一旦他们对外扩张领土时其树干就无法承受枝叶，最终就像大风肆虐果实尽落一样突然消亡。

古罗马在接纳外族人进入本国这一点上，其他的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因此罗马人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王朝。他们的做法是直接充分授予外族人以罗马国籍，在他们看来这是合法必要的公民权，人人皆须具备。通过这种公民权的授予，外族人不仅获得了财产权、通婚权和继承权，而且还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时，不仅个人可以获得公民权，整个家庭、整座城市甚至是整个民族也都可以获得公民权。此外，罗马人善于殖民，他们把本国的籽苗移植到他国的土壤，不断融合本国与他乡的习俗，并使之合二为一。因此与其说罗马人向世界扩张，倒不如说世界向罗马蔓延。由此可见，这才是最稳妥的强国之道。

我有时难免对西班牙感到惊异，为何那么少的人口居然能获得那么大的宗主权。其实西班牙的本土就是一枝硕大无比的树干，它的健壮程度远远超过了斯巴达和罗马兴起时的状况。另外，尽管他们严格把关异族人获得本国的国籍，但是他们却有另外一种措施，仅次于直接充分授予国籍，那就是他们以平等的原则招募各个民族的士兵，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让外族人担任军队的高级将领。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西班牙最近颁布的国事诏书看到，本土人丁不旺的问题已经引起国家的注意，国家开始采取措施努力改变这种状况。[14]

毫无疑问，但凡需要在室内久坐来操作的技术行业和精致工艺，它们所需要的个人品质与军人的性格是相互排斥的。一般而论，崇尚武力的民族大都有些懒惰散漫，都喜欢冒险而不愿意生产劳作；而如果想要维系他们崇尚武力的精神，就得保留他们的懒散习惯。所以，古代的斯巴达、雅典、罗马等国家都使用奴隶，这对它们来说有极大好处，因为那些既消耗时间又残害身体的工作通常都是由奴隶完成的。后来由于基督教的戒律，奴隶制差不多消失殆尽。现在与奴隶制比较相像的做法就是把上述的工作安排给外来的异族人去做，从而使得本国国民安心地从事以下三种行业：一是有田地的农夫，二是有自由民身份的仆人，三是适合男子从事的技术工艺，如木匠、铁匠和砖瓦匠等。在这里没有涉及职业军人。

但是，如果想要成为真正的强大帝国，公开承认崇尚武力并以从军为最大光荣、最好职业和最高目标，这是一个国家必须做到的最为关键的一点。上文所述都是发起战争的能力，如果没有目标和行动，光有能力有什么用呢？根据罗马人的传说，罗穆卢斯曾经在死后给过他们一道神谕，[15]告诉他们致力于战争是最重要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为了适应扩张帝国的目的，斯巴达国家总是不断地调整其组织结构，尽管调整后的组织结构并不明智。[16]波斯人和马其顿人也曾经建立过强大的帝国王权。日耳曼人、高卢人、撒克逊人、哥特人、诺曼人以及其他一些民族在历史上也都显赫一时。土耳其虽然今天的国家实力已经大为减退，但是至今还拥有奥斯曼帝国。当今所有的欧洲基督教国家中，只有西班牙拥有帝国的势力；[17]不过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在最为擅长的事业上具有优势，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因此在此不必多加讨论这些了。我只想指出：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不公开声称崇尚武力，那么它的强国之梦恐怕就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只要一个国家坚持不断地寻滋挑衅，它就可以创造奇迹，这是时间赐予它的最好礼物；至于那些仅仅在某个时期崇尚武力的国家，不仅在这段时期内增强了自己的势力，提高了自己的地位，而且这种势力和地位依然可以延续到军事力量衰减以后，继续有效地保护它们。

伴随上面的论述继之而来的是一种国家需要，即需要有一种可以提供战争理由的法律或规约。人天生就有一种正义感，所以如果没有适当的理由以显示战争的公正性，那么人们一般是不会投入其中的。土耳其人总是以传播宗教的名义兴师动众，他们总是拿这个当作发动战争的理由。罗马人也是这样，他们把扩张本国的疆土看作是自己建功立业的最大荣誉，但是仅仅凭借这一个理由，他们不轻易发动战争。因此，想要通过崇尚武力增强实力的国家一定要做到以下两点：其一是对于本国边境的居民、商人或外交使节受到的来自他国的无礼行为十分敏感，而且对于他国的挑衅行为反应迅速而不花费太多时间讨论；其二是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援助盟国，随机应变地调动各种军事力量，就像当年的罗马人那样；如果一个国家受到外敌入侵，并且向建立了盟约的其他国家分别求助，那么罗马人的救援军队总是最先赶到，这份荣誉永远属于罗马而不是其他国家，这是当时罗马人的原则。

至于为了某国或某党某派的政府性质，古人而发起的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去证明它的正当合理性；比如历史上为了希腊的自由，罗马人发起的一场战争[18]，又比如为了在希腊各城邦推翻或建立寡头政体或民主政体，雅典人和斯巴达人进行的战争[19]，再比如一个国家或以提供保护，或以主持公道，或以解救他国的国民不再受到专制压迫为理由而发动的战争等等。总而言之，凡是不愿意兴兵动武的国家，一般是不会强盛起来的。

人体不做运动的话，是不会健壮的，政体不做运动的话，是不会强盛的；而对国家来说，有充分的理由发动战争，就是最好的运动。国内战争就好像是人体的感冒发烧，可以用对外战争的方法来治疗，因为对外战争好比是运动发热，对于身体的健康是大有好处的；这是由于在安逸的环境中，民风民气就会变得阴柔，日趋堕落。但是，不管崇尚武力对于安居乐业有什么影响，它对于国家的强大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尽管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需要花费大量开支，但是却可以使国家保持一支常备军。这样的话这个国家就可以对他国发号施令，或者保持强国的名誉。西班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它在欧洲各地派兵扎营的历史已经有一百二十年了。

对于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说，掌握海上霸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西塞罗在致阿提库斯的信中，曾经详细谈论过庞培对付恺撒的军事计划，他说：“庞培认为只要控制了海洋，就可以控制一切，很显然他是在仿效当年特米斯托克利的策略。”毋庸置疑，如果庞培不是由于丧失信心而放弃海上控制权的话，他一定能够打倒恺撒。[20]海上战争的重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罗马帝国的最后归属决定于亚克兴战役[21]，有效地抑制土耳其人的扩张，则是依赖勒班陀海战[22]。通过海上战争来决定整个战争布局的胜负，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显而易见，这与各个国家的历代政府或君王崇尚与依赖海上战争是分不开的。于是可以肯定一点，要想拥有战争的主动权，必须先掌握海上霸权，这样的话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战争局面；而那些只拥有陆军力量的国家，虽然自身也非常强大，但是在海上战争面前总是进退两难。毫无疑问，当今欧洲拥有很明显的海上优势，一方面是由于欧洲国家大部分都是临海国，另一方面是由于东西印度[23]的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海上霸权的附属品。

军人可以从古代战争中获得巨大无比的光彩荣耀，现代战争中的军人与其相比的话是难以企及的。如今也有一些骑士称号和勋位，虽然也是为了鼓励士气，但是却不加区分地授予军人和非军人。此外，现今还设有一些伤残军人医院或者颁发荣誉纪念册之类的东西。但是在古代，战场上总是竖起为他们而建的纪念碑，在葬礼上总有哀悼他们的颂词，在国内通常还建有阵亡将士的纪念馆，有后来被各大国君主借用的emperor这一称号[24]，有奖给个人的花冠和花环，有将士们回师的凯旋仪式，还有遣散军队时的巨大赏赐。士兵们崇尚武力的精神可以被这一切有效地激发出来，但其中古罗马人的凯旋式最值得一提。那种仪式不是为了炫耀或是显摆，而是一种明智且高贵的习俗；它包括三项内容，一是用战利品充实国库，二是给凯旋将军以荣耀，三是给士兵们以赏赐。不过，像这样的荣耀不太适合君主制国家，除非是君王本人或他的后代们获得了这项光荣的名誉。正如发生在罗马帝国时代的情况一样，皇帝们只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子们举行凯旋仪式，对打胜仗归来的将士们只是给予凯旋的服饰，从而把凯旋式据为己有。[25]

总结上面的论述，虽然只依靠自己的意识就可以随意增加自己的身高，对人来说是不可能的[26]，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政体来说，君王或政府的能力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的领土大小和国势的强弱。只要他们实施了上文所谈到的所有规则、惯例和策略，他们就为后世的子孙们埋下了强盛的种子。只可惜这样的大事情总是被君王或政府忽视，最后国家的命运只好听天由命了。

[1] 根据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列传》记述，特米斯托克利爱慕虚荣，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炫耀自己，经常在公民大会上显示功勋；这里的引用就是出自《列传》中的《特米斯托克利篇》第2章第3节。（另参见本书《论友谊》一文中的相关注释）

[2]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第13章第31～32节。

[3] 参见维吉尔《牧歌》第7首第52行。

[4] 这个例子描述的就是发生在公元前331年的埃尔比勒战役，亚历山大大帝在这场战役中以少胜多打败了大流士三世。这场战役的实际战场是在埃尔比勒占城（Arbela，位于今伊拉克北部）以西52千米处的高加米拉（Gaugamela），因此又被称为高加米拉战役。

[5] 这个例子所描述的就是被历史学家称为“第三次米特拉达悌战争”中的一场，执政官卢库鲁斯（Lucullus，前117—前56）担任这次战役的罗马军队统帅。

[6] 克罗伊斯（Croesus）是小亚细亚古国吕底亚的末代国王（约前560—前546），公元前546年，其被波斯国王居鲁士所灭。传说他曾经是古代的大富翁，其名Croesus与“富豪”的含义大致相同。

[7] 梭伦（Solon，约前638—前559），古希腊政治家、诗人，“希腊七贤”之一，公元前594年他担任执政官，进行了积极的政治改革（即“梭伦立法”），任职期限届满后出国到处旅行，到过小亚细亚。

[8] 《旧约·创世记》第49章中记述：犹太人的祖先雅各在临死之前把12个儿子都召集到床前，分别预言了他们的命运（他们后来都成了以色列的12个部族），其中犹大被预言为威武之狮，以萨迦预言为负重之驴。

[9] 这是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政府征收的一种间接税，主要用于国家和军队的开支。当时尼德兰的宗主国西班牙对其的威胁没有完全消除，尼德兰的人民仍然团结一心，共同抵抗，因此没有人抱怨这项沉重的赋税。

[10] 这是当时由英国议会代理征收并发放给王室的一种特殊津贴。

[11] 15世纪末，大批英国农民由于圈地的盛行，而被赶出家园，被迫成为流浪者，这种情况造成了社会的动**，兵源和纳税人也急剧减少，因此亨利七世统辖下的政府在1489年第一次颁布了《反圈地条例》，并提出了退牧还农，保护有20英亩地的农民不被压迫，还规定了牧主的羊群不能超过2000只。

[12] 参见维吉尔《埃涅阿斯记》第1卷第531行。

[13] 根据《旧约·但以理书》第4章记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梦见一棵参天大树，其枝叶繁茂，果实累累……忽然有一个天使宣布，砍倒这棵树，希伯来先知但以理说这个梦是亡国的先兆。

[14] 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Philip Ⅳ，在位期：1621—1665）在1622年颁布诏书，宣布授予已婚的西班牙本土居民具有一些特殊的权利，并且进一步规定，凡是有6个孩子以上的家庭可以免除本应该承担的国民义务。

[15] 罗穆卢斯（Romulus），罗马城的创建者，传说是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的后代，“王政时代”的第一代国王。据说他还没有去世就已经升天，被罗马人尊为神；这里谈及的神谕一事可以参见李维《罗马史》第1卷第16章。

[16] 如斯巴达实行双王制，一个国王专管统兵征战，一个国王专管国内事务。

[17] 当时的西班牙不仅占有美洲的秘鲁、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西印度群岛和亚洲的菲律宾群岛，而且还拥有在欧洲的霸主地位。

[18] 这里是指“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前200—前197）”。

[19] 这里是指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细记载了这次战争。

[20] 庞培最终在“法萨罗战役”（前48）败于恺撒，史学家认为指挥失当和贻误战机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当时他的实力远远超过恺撒，而且决战的时候还有60艘舰船停泊在海上没有动用。

[21] 亚克兴战役发生在公元前31年，古罗马屋大维在这场战争中打败了安东尼以及助阵的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这次战役结束了罗马的内战，使得屋大维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即奥古斯都。

[22] 勒班陀海战发生在1571年10月，西班牙威尼斯联合舰队在这次战役中打败了土耳其舰队。

[23] “东印度”一般指印度、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它是西方人使用的一个不确切的地理名称；“西印度”是由于哥伦布的失误而产生的一个地区名字，后来的欧洲殖民者就借这个名字来称呼南北美洲。

[24] 古罗马的士兵们总是在胜利归来后向他们的统帅高呼，他们称统帅为imperator（英语称作emperor，意思是统帅或者凯旋的将军），奥古斯都建立帝国之后就用这个称号作为自己的终身头衔，于是这个词的含义就转变成了“元首”或者“皇帝”。

[25] 在罗马共和国时代，但凡在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将军都可以得到凯旋式，在仪式上将军穿着具有王家风范的紫边阔袍，乘着装饰有月桂枝的战车，前面由执政官和众元老引路进城，后面是俘虏、班师军队和战利品等等。队伍一直游行到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庙，然后举行献祭、杀死俘虏等活动，最终以宴会而结束整个仪式。但是进入帝国时代以后，奥古斯都曾经慷慨地为三十余名将军举行过正式的凯旋式，除此之外，后来获胜的将军只能获得凯旋服饰的荣誉：获得戴桂冠、穿着凯旋服、坐象牙圈椅和塑像的权力，其他的仪式都被省去了。

[26]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第27节和《路加福音》第12章第25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