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尔斯·库珀并不是唯一一个跟大陆会议唱反调的纽约牧师，他和后来的三一教堂的教区长的查尔斯·因革利斯（Charles Inglis）、时任威彻斯特镇教区长塞缪尔·西伯里（Samuel Seabury）组成了一个保王党写作班子。西伯里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块头，同时满腹经纶，他曾在耶鲁和牛津接受过教育，擅长写那种充满着智慧同时还辞藻华丽的文章。根据一份王室颁发的特许状，威彻斯特镇享有许多特权，所以，当地的农夫非常担心贸易禁运会影响他们的利益。所以，在大陆会议休会之后，西伯里便和迈尔斯·库珀联络到了一起，用笔名“一位威彻斯特农夫”发表了一系列的宣传册。这个笔名幽默地应和了大陆会议的宾夕法尼亚州代表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的著名的反对议会苛捐杂税的宣传册《一个宾夕法尼亚农夫的来信》（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在“一位威彻斯特农夫”所写的宣传册里，西伯里指控大陆会议联合声明的官员们是一群“蛇蝎般的恶魔”，他们会“将我们赶尽杀绝”。西伯里建议，大家应该把这帮家伙捉住用胡桃木棍子狠狠地揍一顿。[51]他聪明地警告那些农夫，说普通的农夫将会是同英国进行贸易战的直接受害者，如果商人抵制英国货的话，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把卖给农夫的货物的价格翻上几倍。他写道：“殖民地停止对外出口之时，也就是农夫自掘坟墓之时，难道我们能够兜里一个子儿都没有却活下来吗？”[52]

西伯里的恶言谩骂在詹姆斯·里文顿（James Rivington）主办的《纽约公报》（New-York Gazetteer）上开了第一炮后，立刻激起了造反派，特别是汉密尔顿新结交的伙伴们强烈的反对声浪：“我们可以向公众保证，在上一次‘自由之子’的会议上，‘农夫’的文章被我们传阅，在读了几页之后，大伙一致同意把它丢进火炉里烧掉，虽然，我们承认，没有牧师的帮助，我们是不会读和写的。”[53]为了实践他们的诺言，“自由之子”将几本西伯里的宣传册涂抹上了沥青和羽毛，然后把它们粘到了用来捆绑受鞭刑的犯人的柱子上。无论如何，西伯里的宣传册在人群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造反派也发现，他们在同保王党的笔战中开始处于下风，此时的他们迫切需要一个文笔出众的写手站在自己一边，为“自由之子”摇旗呐喊。

能刺激汉密尔顿写出一篇妙笔生花的文章所需的因素在西伯里那儿可以找到：一个强硬、强大的靶子。汉密尔顿本能地倾向于制造争议，而且，事实上，他非常陶醉于存在的争议之中。在面对西伯里的时候，汉密尔顿或许非常享受这种秘密地同一个英国国教牧师，特别还是迈尔斯·库珀校长写作班子里的一员大将笔战的快感。他偷偷地将自己的文章付诸报端，并且谨慎地隐去了自己的名字（那时候绝大多数的政论文章都是匿名发表的）。此时的汉密尔顿急切地渴望博取声名，完全为一种在那个时代备受人们欣赏的雄心壮志所驱动。后来在提到自己当年的志向的时候，汉密尔顿将这种野心勃勃形容为“对名利的热爱、对高贵心灵的向往，会让一个人勇于为了公共利益而承担艰巨的事业”。[54]雄心壮志如果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私利，那么就将变成不计后果的野心，但是如果是为了高尚的原则，就是值得赞美的。这一次，汉密尔顿第一次在报纸上进行的伟大的演出，便是为了高尚的信念而将自己的雄心壮志付诸行动。

1774年12月15日，《纽约公报》为一本新近出版的题为《对大陆会议决定的全面辩护》（A Full Vindication of the Measures of the Congress）的宣传册刊登了一则广告，这则广告保证将正面回应“威彻斯特农夫”的挑衅，“农夫的诡辩将被曝光，农夫的责难将被驳倒，农夫的诡计将被识破，农夫的智力将被鄙视”。[55]这篇35页的文章是汉密尔顿花了两到三个星期写出来的，正是在他刚刚于风雨飘摇的动**时刻走入政治舞台的风口浪尖的时候。汉密尔顿表现出了绝佳的骂人不带脏字的本领，也展现了完美的文学才能和与自己的年龄并不相称的对于历史、哲学、经济学和法律的理解。在回顾自己的这段经历的时候，汉密尔顿将那时的自己形容为一个毫无畏惧而又盛气凌人的文字战士，在笔战中无往不胜。

在发表《全面辩护》一文的时候，汉密尔顿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立场。很少有移民会毫不含糊地与自己的过去告别，或者全心全意地效忠自己的新国家，然而汉密尔顿却不一样。“我既不是商人，也不是农夫，我之所以写下此等文字，完全是因为我热爱我的国家——纽约”。[56]在汉密尔顿离开圣·克罗伊岛仅仅一年半，他就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全面辩护》这篇文章中，汉密尔顿回顾了茶党的冒险和紧随而来的对波士顿的惩罚措施，这些措施中包括对英国军队“任意谋杀波士顿居民的授权”。[57]汉密尔顿支持茶党的行动，同时严厉抨击了英国人对整个殖民地人民毫无区分地加以惩罚，而不是仅仅处罚直接的肇事者。他声援了人民大众对于北美殖民地在议会中没有席位却要被迫纳税的不公平待遇，并为大陆会议通过的贸易抵制政策做了辩护，汉密尔顿强调，英国政府应当为它的暴行付出代价。年轻的汉密尔顿宣称，英国已经在税收和债务中作茧自缚，这个国家已经在奢侈中腐化堕落了——这一论断，听起来是更像托马斯·杰斐逊，而不是后来被大家所知道的那个汉密尔顿啊！

《全面辩护》一文中有多处都是冗长的车轱辘话。汉密尔顿的成熟文风就是这样如同一个律师一样，总是以自然法、殖民地特许状和英国宪法作为辩论的依据。在这篇文章中，汉密尔顿已经对当前的种种半吊子解决方案失去了耐心，在他看来，这些软弱的措施只会让矛盾绵延不绝，而不能快刀斩乱麻地解决问题。“当一个社群的政治命运前途未卜之时，也只有仰赖作为护卫者的那些人去施行具有正义、活力和有可能成功的措施了”。[58]汉密尔顿对权力者的心理剖析是最为精彩的。他尤为尖锐地描写了当时的英国首相诺斯勋爵的心理状态：

首相已经走得太远了，根本不可能再安全地修正以前的政策：他太热衷于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可能的话……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在犯错的一开始就认识到错误并及时纠正过来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只能对他们身上所反映出的人性的弱点表示失望和遗憾，并且同他们激烈斗争下去，并且为他们变本加厉的错误而更加激烈地斗争。[59]

在西伯里撰文反驳《全面辩护》一文之后，汉密尔顿立刻回以一篇《农夫一驳就倒》的文章，这篇长达84页的火力强大的驳文在1775年2月23日由里文顿出版刊行。《农夫一驳就倒》这篇文章足有《全面辩护》的两倍长，充分地显示了汉密尔顿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独到见解。西伯里曾经嘲笑汉密尔顿的文章稚嫩无知，现在轮到他为自己的轻蔑付出代价了。汉密尔顿直截了当地攻击西伯里道：“在我看来，你作为一个批评家的水准，根本就配不上你所获得的掌声。”[60]在汉密尔顿眼中，实际年龄比他大得多的西伯里反倒成了一个无知的毛头小伙子，汉密尔顿用一种轻蔑的口气尖刻地抨击西伯里，说他的文章“幼稚而荒谬”，并且写道：“我不得不冒险地宣布，农夫的表演是在这场论战中人们所见过的文章中最最拙劣的。”[61]汉密尔顿的这种尖刻的攻击使得他成为北美最可怕的辩论者，这也让他收获了和朋友一样多的死敌。与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不同，汉密尔顿并不擅长用怀柔的策略和委婉机智的语言来征服敌手。

和绝大多数殖民者一样，汉密尔顿仍然希望能够和英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他埋怨北美的殖民者正在拒绝成为一个拥有全部权利的英国臣民。为了论证北美人民抵制英国税收的正当性，汉密尔顿小心翼翼地指出，殖民地仅仅效忠于英国国王而不是英国议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殖民地仅仅效忠于国王的话，那么殖民地在理论上可以不受英国议会的控制，而同英国在整个大英帝国中处于平等的地位，与英国互为大英帝国平等的成员。事实上，汉密尔顿把自己视作一个“有限君主制的热心拥护者和英国王室家族的忠诚支持者”。[62]汉密尔顿招牌式的风格便是在文章中堆砌大量的研究资料，他回顾了指导伊丽莎白一世女王（Queen Elizabeth）时代的有关北美的皇家特许状，指出这些法律文件显示英国议会对北美殖民地不应行使任何权力。在一段热情洋溢的论述中，汉密尔顿诉诸殖民地人民的天赋权利：“人之为人所享有的神圣权利不应当仅仅从故纸堆中去寻找，它们出自造物主之手，就像阳光一样普照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而绝不能被人类的力量终止或者束之高阁。”[63]汉密尔顿的这些主张响应了约翰·迪金斯的观点：后者强调人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上帝而不是哪个人赐予的。“我们的权利不是那些文件和印玺赐给我们的”。[64]在汉密尔顿的笔下，这样的呼吁变得更加的动听了。

显然，汉密尔顿曾经读过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怀疑主义作品，并且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休谟对政府的观点，“每个人都应当被看作是一个一举一动除了私利别无他求的流氓”，政府的任务不是去徒劳地制止个人奋斗，而是要约束它仅仅服务于公共的利益。汉密尔顿在描述自己眼中的政府的时候显然受到了休谟对于政府的灰暗看法的影响。有一次，在谈到英国从掠夺殖民地所得到的好处的时候，汉密尔顿说道：“我告诉你，在这个自私而贪婪的世界，一点点的专断，最坏也不过是一点微小的罪。”[65]“这个自私、贪婪的世界”这样冷酷的论断一定在汉密尔顿成长的过程中时时刻刻回**在他的耳畔。

通过《农夫一驳就倒》这篇文章，这个西印度群岛的留学生雄辩地为了他自己选择的祖国的自由而鼓吹，并且强调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应该团结起来抵抗英国的压迫。“如果压迫者的剑可以任意砍掉我们的一个臂膀而不会遇到任何抵抗，那么它那一而再再而三的攻击将会很快把我们大卸八块”。[66]此时的汉密尔顿已经清晰地看到了美国的宿命，他预言，北美殖民地终有一天会在经济上全面超越自己的母国。“如果我们放眼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产将会远远超过英国和它的其他领地的需求，我们的人口将会大大增加，我们本国的需求将会成倍地增长”[67]。此时他已经对于一个高度分工的复杂经济有了初步的认识，这一切，都将在独立后逐步变为现实。

《农夫一驳就倒》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这篇文章闪耀着汉密尔顿的先见之明。当英国人叫喊着美国必须通过一场战争来赢得独立时，汉密尔顿精确地预言，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一定会援助殖民地的斗争。这个21岁的年轻学生描绘了一个充满机会主义冒险的有可能击败英国军队的战争策略：

请大家记住，北美并没有适合两军进行决定性会战的大平原……我们国家的环境让我们有幸可以避免激烈的会战。采取游击战的策略：经常地用伏击战骚扰敌人，一点点地耗尽敌人的有生力量，要好过和敌人正面决战，因为在与敌人正面会战的时候，敌人便有机会利用他们在整体队列和单兵能力上的优势。美国人更适合那种因地制宜的游击战而不是正规军的大兵团作战。[68]

汉密尔顿所设想的这一战略方针，实际上就是华盛顿后来所采用的战略，坚壁清野，缩成一个“坚果壳”打游击战，这一方针在莱克星顿和协和镇的枪声响起前，就已经非常清晰明白了。它不仅仅是源自汉密尔顿早熟的知识积累，更多地反映了这个年轻人高度敏锐的直觉。

虽然坊间传言是年轻的汉密尔顿炮制了这两篇掷向“威彻斯特农夫”的投枪，不过包括迈尔斯·库珀在内的许多纽约人都认为这种说法是荒诞不经的。“我记得在一次和库珀博士聊天的时候，”罗伯特·特鲁普回忆道，“库珀博士坚信文章的作者一定是约翰·杰伊，汉密尔顿这样一个年轻后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69]其他人则相信这两本宣传册一定是出自像威廉·利文斯顿这样早已成名的人物之手。汉密尔顿一定在这种胡乱的猜测中被他的哥们儿奉承溜须，而他的那个文学小团体也一定因此多了很多娱乐的话题。在这个缺少共和派人士写手的城市，汉密尔顿真是生逢其时，他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写作速度（两篇“农夫”文章加起来有六万多字）以及对自己论点的过人自信和熟练地抓住问题要害的能力。汉密尔顿是真正的革命之子：他伴随着美国这个新生的国家成长，他的智慧与力量，就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快速地增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