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一种渗透于中国人血脉的精神。闻一多曾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这个土匪就是“侠”。

从远古的执剑之族，到先秦的“国士”，“游侠”，侠义之道始生，游侠之立身扬名，靠的是结私交，讲义气，重然诺，轻生死，言必信，行必果，“不爱其躯，赴士之扼困”（《史记·游侠列传》），而至两汉的豪侠，“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侠开始真正左右了中国的历史。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汉魏皇权对豪侠势力的摧残，侠义的发展可谓步履艰难。

说到三国的侠客，可以说，他是中国侠客历史的一个枢纽。

其导致的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乱世，犹如当年的战国时代，充斥着宫体与清谈，阴谋与屠杀，侵略与叛逆，使本已奄奄一息的专制社会居然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并且萌生了新的活力。

三国的侠客存在方式，呈现出一个复杂的过度型形态。有早期武侠的回光返照，也有新形态的出现，有民间侠的重新活跃，也有豪强势力的沉渣泛起。

说说三国时代的侠客（1）——民间侠

两汉是豪侠的时代，他们“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然而经过西汉三次对豪侠势力的大规模清洗，豪侠在他的历史舞台上已然开始走下坡路了。而经过东汉百余年的崇文厌武的文化氛围的压抑，到了唯晋时期，豪侠已无向时声势，而春秋之后阔别数百年的民间侠却又重新活跃起来。

三国中的魏国是有记载的民间侠最活跃的地方。魏的名将典韦早先就是陈留郡夷吾县的一名侠客。史书上说他“形貌魁梧，臂力过人，有志节任侠。”他为了替好友复仇，身藏匕首，只身闯入官吏李永家中，当场刺死李永夫妇，然后徐徐走出，追者百人，居然无人敢近。典韦“由是为豪杰所识”名重一时。

有类似侠行的三国名将还有太史慈等人。太史慈早年为小吏，曾因“怀刀截书”而“遁还通郡章”。“由是知名，而为州家所疾。”连当时的北海相孔融都“闻而奇之，数遣人讯问其母，并致饷遗。”

后来孔融为黄巾贼管亥所围，慈从辽东还，母谓慈曰：＇汝与孔北海未尝相见，至汝行后，赡恤殷勤，过于故旧，今为贼所围，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单步径至都昌。时围尚未密，夜伺间隙，得入见融。

其为酬君子而单骑突围搬取救兵，端的是史迁笔下的游侠本色。

其余还有张邈，“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夏侯谆“曾杀辱师者复仇”；徐庶为友“借躯交报仇”杀人后白灰涂面，披发而走……

正是在这样一批任侠之士的推动下，侠风又逐渐在社会上蔓延。

其中，最著名的民间侠即为所谓的“汉唯间四大名侠”。

三国时期曹魏的《魏略》，被称为“巨细毕载”。书中特辟《勇侠传》，就记下了这四位侠客——孙宾硕，祝公道，杨阿若，鲍出。

他们之所以闻名遐迩，是因为其言其行全面恢复了昔日的侠义传统，有古游侠之风。孙宾硕曾在急难中冒死援救遭宦官迫害隐姓埋名的逃犯赵岐；鲍出尚节义，在土匪劫掠时，不但只身救出老母，还奋不顾身地解救邻居老妪；杨阿若曾单骑突围，搬兵诛杀豪强大姓——黄昂，震惊一时；祝公道更加，曾蹈险牢狱，解救出素昧平生的魏国名臣贾逵，不语而去，为一时所颂。

此四人的事迹在《三国志。魏书》中的《阎温传》有引魏略的详细介绍。

说说三国时代的侠客（2）——豪侠

三国时期，是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不但春秋之后阔别数百年的民间侠重新活跃起来，两汉保受摧残的豪侠势力也如沉渣泛起，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然而，因为其处于一种过度形态，新旧交替，杂然并存，故远比两汉豪侠的形态来得繁复。其间，有施爱尚义，有醇厚之风的志士，也有放纵末流，豪暴凌弱的恶霸。

而其中最为相通的一点，就是他们往往都是弃文就武的世家子弟。而其习武任侠又大多怀有政治野心，希望以此取得一定的政治资本。

东汉末年，乱象已现，对此有先见的上层社会成员开始重新对自己进行自我设计。其中，有曹操，张邈，袁绍，袁术等最为著名，他们结交豪侠，并非只图自保于乱世，而是弃文习武，好为侠行，以求在风云际会时有所作为。据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术，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曾私自进入权臣中常侍张让的室内，被发觉后手舞短戟越墙而出，追兵对他也无可奈何。

梢后，四海不宁，干戈纷扰，上流社会人物习武任侠更为普遍，三国中的吴将鲁肃，本是富家子弟，见天下大乱，便学击剑骑射，并招聚百名轻侠少年，成为一名豪侠首领。平时，借上山打猎的名义，暗中在深山进行军事训练，并加以严密的组织，形同军队。后来，便利用这之力量，保护族人移居江东。

曹操的族弟曹仁与此相类而更胜之，后来将手下的近千轻侠少年拉入了曹操的起事大军。

也有另一部分豪侠群体，因宗族关系举族筑堡聚居，豪侠头目即为坞堡的军事首领。许楮便是一例，他“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他曾将坞堡中的男女老少按军事方式严格组织起来，打退了万余土匪的攻击，“闻者皆畏惮之”。

而当时上流人物的习武任侠，则大都怀有政治野心。战乱和混乱的政局使得习武比饱学通经更易出人头地，因此他们的任侠，不过是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和途径。由于他们的大量涌入，极大地改变了武侠世界的结构和成分。

不得不说，他们才是三国时代“侠”的主角。

一、汉末游侠特点和兴起背景

1。复仇

“侠”的复仇之义古来有之，但其真正的彰显却是自汉代开始。

东汉时期标榜“孝道”，屡颁赦令，更是在社会道德与法令条例上都助长了这种为了实践“孝道”而复仇的风气。汉章帝时官修的《白虎通义》就有如此记载，“子得为父报仇者，臣子于君父，其义，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义不可夺也”，其中将“孝子”与“忠臣”直接画上等号，等于从法律上认可了这种“侠”义式的复仇。有了道德上的认可和法律上的保障，是而一时间“侠”风大盛。

而复仇风气的普遍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为了复仇养客杀人，二是因“复仇”而扬名天下，进而转变成豪居一方的地方豪强。这种情况一直保留到汉末仍然存在，如武威张绣，为上司报仇，“闲伺杀（曲）胜，郡内义之。遂招合少年，为邑中豪杰”(《三国志·魏志·张绣传》)，这种因“义”或“孝”而引起的复仇方式，最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支持，从而进一步获取在乱世中立足的最初力量。

3。汉末“侠”开始出于豪强之家而非平民

较之于先前的“私剑”或是“任侠”，汉末游侠的组成和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是大姓世家子弟相继为侠，如董卓、袁术、袁绍、曹操、孙坚等人都是以贵胄公子而为侠的；二是在地方各拥部曲，形成侠客集团化的豪强，如济南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扬州“多轻侠狡桀，有郑宝、张多、许乾之属，各拥部曲”（《三国志·魏志·刘晔传》），临淮鲁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③（《三国志·吴志·鲁肃传》）等，都具有相当的规模，虽不至拥兵自重，亦可称为势力广大，成为地方豪强，名噪一时。

而“侠”的概念也不仅仅流于刺客杀手或是豪侠，则是逐渐成为拉聚结交众人的一种方式，汉末著名的政论家荀悦曾经有过对这一时期游侠的表述，他说：“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又说：“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前汉纪》卷一零）。由此可以看出，游侠阶层的本质在汉末已有异于前代，不再依附于人，而是“立强于世”，不再单独行动，而是“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侠”在汉末开始脱离平民而出于豪强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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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末及三国时期游侠

1。群雄之侠

东汉末年，皇室昏庸吏治腐败，天下割据群雄并立。游侠之风作为自我立强的手段，在桓、灵二帝时，达到高潮。

有武威段颍，“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后汉书·卷六十五·段颍列传》），后官至太尉；有陇西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三国志·魏志六·董卓传》）、“以健侠知名”(《后汉书·卷七十二·董卓列传》)；有汝南袁绍，“公族豪侠”（《后汉书·卷六十八·许邵传》）、“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皆为奔走之友”（《后汉书·卷七十四·袁绍列传》注引《英雄记》）；其弟袁术也“以侠气闻”（《三国志·魏志六·袁术传》）。群雄中的游侠者，不乏这些世家贵胄，公族子弟。

而后天下大乱之时，游侠中也不乏名者。东平张邈，“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太祖、袁绍皆与邈友。”（《三国志·魏志七·张邈传》）；泰山王匡“轻财好施，以任侠闻”（《三国志·魏志一·武帝纪》注引《英雄记》）。此二人皆为当时游侠中的佼佼，“振穷救急”“轻财好施”，更是彰显了当世游侠“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的特点。

而开三国基业的曹操、刘备、孙坚三人，亦与游侠关联颇深，详见后文，此处不再赘述。

由此可见不论是位极人臣的段颍、董卓，抑或声明显赫的张邈、王匡，再如雄踞一方的二袁及三国开国之祖，都与游侠颇有关联，充分说明了在当时，任侠少年已经普遍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处世手段和号召方式，甚至成为在乱世中立足的奠基和根本。

2。曹魏之侠

曹魏继承汉统，雄踞中原，历代多有侠风，加之魏武帝曹操本人在年少时，“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三国志·魏志一·武帝纪》），是而侠风甚重。

曹魏集团内著名“侠士”列举如下：

江夏李通，“以侠闻于江、汝之间。与其郡人陈恭共起兵于朗陵，众多归之。”（《三国志·魏志·李通传》）。

谯国许褚，“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④（《三国志·魏志·许褚传》）。

陈留典韦，“形貌魁梧，旅力过人，有志节任侠。”（《三国志·魏志·典韦传》）。

沛国史涣，“字公刘，少任侠，有雄气。太祖初起，以客从。”（《三国志·魏志·夏侯惇传》注引《魏书》）。

太祖从弟曹仁，“少好弓马弋猎。后豪杰并起，仁亦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旅淮、泗之间。”（《三国志·魏志·曹仁传》）。

而在天下初定之后，又有谯郡嵇康，“尚奇任侠”⑤（《三国志·魏志·王粲传》）；琅邪诸葛诞“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三国志·魏志·诸葛诞传》）。

由此可见，自立国之初至其将近灭亡，曹魏集团中始终能找到“侠”的踪迹，虽然其间意义不尽相同，但曹魏游侠的发展却在沉淀中渐渐明晰。

或许较之汉末“任侠”而处世结交，在魏国的发展中，“侠”的含义又积淀了新的内涵。它更多的开始指向一种对功业理想的追求或是潇洒处世的态度，从而渐渐转变为一种文化符号。曹植《白马篇》有言，“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憧憬的是沙场建功，保家卫国的理想，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无畏精神；而曹丕《善哉行》中所说，“策我良马，被我轻裘。载驰载驱，聊以忘忧”，则多少体现了一种逍遥世外的纵情态度，放旷于世，潇洒自然。

文人雅士以“侠”为自己精神追求的目标，借以抒发理想和弘扬人性，“侠”的意义开始和当时的文坛气度建安风骨紧密相连。

3。蜀汉之侠

蜀地偏径，远离中原，少经动荡，是而侠风不兴，故蜀汉出名的游侠极少。但与曹魏相同的是，其开国之祖刘备，却是“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所以尽管蜀汉游侠极罕，却终究还是能多少窥得几位“侠者”的影子。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有载，颍川徐庶，“少好任侠击剑，中平末，尝为人报仇，白垩突面，被发而走，为吏所得，问其姓字，闭口不言吏乃于车上立柱维磔之，击鼓以令于市廛，莫敢识者，而其党伍共篡解之，得脱。于是感激，弃其刀戟，列疏巾单衣，折节学问”。这段记载了徐庶年少时为侠的文字，其间还真颇有点战国游侠的风骨气节。这恐怕是汉末三国时代最接近最初“游侠”意义的存在。

另一个有迹可循的人是吴班，他是吴壹的族弟“以豪侠称，官位常与（吴）壹相亚。”（《季汉辅臣赞·赞吴子远》）。虽然这里的“豪侠”和我们所谓的“游侠”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在此却不妨录入，以免蜀汉侠士过为尴尬。

蜀汉因地处偏僻，与中原文化相交甚少，是以侠风不兴，但先主立国却仍旧与游侠阶层息息相关。

4。东吴之侠

三国历史相似的惊人，曹操刘备两位当世豪杰年少时都曾任侠轻狂，身为东吴开国之祖的孙坚想来也不例外，“历佐三县，所在有称，吏民亲附。乡里知旧，好事少年，往来者常数百人，坚接抚待养，有若子弟焉”（《三国志·吴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引《江表传》），而正是这些侠义少年，后来成为了孙坚起家最初的基本力量。

东吴游侠不少，风格却与中原游侠略有不同，多以仁义好施为中心，如鲁肃著名的指斛相赠，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后来鲁肃“见术无纲纪，不足与立事，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瑜”（《三国志·吴志·鲁肃传》），同行的除了老弱，更有“轻侠少年”百余人。由此便可见得江南侠风之盛。

当然除却那些富贵人家的“好施之侠”，东吴也不乏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侠士，如巴郡甘宁，“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驽，负毦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三国志·吴志·甘年传》）。直至成为东吴大将，甘宁好侠之气不改，“虽粗猛好杀，然开爽有计略，轻财敬士，能厚养健儿，健儿亦乐为用命。”（《三国志·吴志·甘宁传》）。想来当年甘兴霸百骑劫营之时，用的便是这群“健儿”，是以能以百余人退却曹魏数万大军⑥。

有意思的是，那位被甘宁一箭射杀的东吴猛将凌操，也是有名的侠士，《三国志·吴志·凌统传》记载“操轻侠有胆气，孙策初兴，每从征伐，常冠军履锋”。而其子凌统，亦“亲贤接士，轻财重义，有国士之风。”（《三国志·吴志·凌统传》）。

东吴为古山越之地，虽也地处偏僻，但较之于蜀地，民风剽悍，是以侠风盛于西蜀，然东吴之侠，多处于前期孙坚、孙策开疆拓土之时，所谓少年江东，便汇聚各种少年轻侠。而至孙权建国，侠少渐少，直至之后天下归晋，东吴政权内都再鲜有游侠踪迹。

二、汉末及三国游侠发展小议

纵观汉末三国，游侠逐渐向豪强化靠拢，成为区域集团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魏晋门阀观念的加深而不断发展；而纵观魏蜀吴三国，东吴游侠之风盛于西蜀，曹魏又盛于东吴，曹魏游侠发展的导向则直接引导了后世游侠发展进程，使得传统游侠的含义，在汉末三国时期有了极大的发展和改观，趋于基本定型。从传统的“刺客之侠”“复仇之侠”或是“豪强之侠”开始转变为一种文化符号，用以寄托理想抒发壮志，而这一转变直至隋唐时期才得以完成。是以就算在盛唐之下的轻侠之风，亦会有着建安风骨的剪影。建安风骨渐而成为后世“侠义”的重要组分。

汉末三国时期，作为中国古代游侠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而在这段数百年的纷繁历史中，游侠的身影也处处可见，他们创造甚至导向了历史，在整个汉末三国的历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非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