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恐惧

古希腊哲学家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给出事物演变的科学理解，他们常常将其与神话、民间迷信和民间宗教中他们认为是错误地归诸神灵作用的想法进行对比。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类本能地倾向于将无法用常识解释的现象，尤其是那些与他们切身利益有关的现象，归因于不可见的行为主体的有意行为。由此自然而然地形成多神论(polytheism)。饥荒、瘟疫、地震、洪水、雷暴、火山和其他不可预测、扰乱日常生活的突发事件，都被视作众神对人类恶行的愤怒及其可怕的惩罚力量的标志。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来说，宙斯或朱比特的愤懑可能表现为雷电，海神的恼怒可能表现为海上风暴，困扰个人生活的性欲与阿佛洛狄忒有关，而丰收则须得到谷类女神的许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圣经》中找到证据证明耶和华最初是一位愤怒的火山神。在许多神学中，不仅灾难和恩惠，而且一切重要的甚至不重要的事情的发生，都被认为与恶魔、天使或神灵的作用有关。基督教《圣经》中的上帝据记载曾让麻雀掉落。

即使是那些不能容忍诸如神圣愤怒和应许等神人同形幻想的哲学家，也很难不诉诸神灵的作用，尤其在面对与天象有关的问题的时候。太阳有规律升落，它在不同的季节出现在黄道十二宫的不同位置，恒星的缓慢运动和月亮的盈亏，与在地球上观察到的任何运动形式都不一样，以至于似乎有超自然的力量在起作用。

甚至是在哲学上非常重视自然动力的亚里士多德，也援引神灵来解释天象和气象。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运动的终极原因是所谓的“第一推动者”。行星、太阳和月球的圆周运动取决于一组与之外接的坚固却透明的空心球，空心球由理智的次级推动者推动，从而带动这些天体环绕地球运动。天体的运动转而引起季节变化、冷热交替和雨旱更迭，进而又引发万物的生长、成熟和繁殖。

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都同意一个现代读者可能会觉得奇怪的观点，即天体运动的规律性和偶然的反常会让人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源于人们认为天体彰显了神灵的力量而且能发布警示和预兆。对现代人来说，一次美丽的日落、一轮巨大的满月，甚至一场日食都不大可能会引起恐惧。我们需要耗费一些力气才能把自己带回天空会引发深切不安的时代。不过，人们对彗星(其路径与诸星交叉)的恐惧一直持续到18世纪，而且在某些地区一直存在。据1997年《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人们坚信彗星是宇宙的使者，对即将来临的厄运发出警示，这种信念深深植根在集体心理中，甚至它就镌刻在英语这门语言之中。‘灾难’(disaster)一词就来自拉丁语‘disastra’，意思是‘星位不正’。”[11]

人们往往会担心当前环境的突出特点。我们虽不畏惧天体，也不会把它们的力量与动辄让千万人殒命的可怕地震、海啸和飓风联系起来，但许多人仍然生活在对化学物质、污染物和某些食品的持续恐惧中，反映出同我们祖先一样，为对隐形事物的恐惧所困扰。恐惧促使人警惕和谨慎，这在许多情况下是有道理的，的确，我们应该对正在发生的因为破坏大气层而伤害人类的诸多灾害力量感到恐惧。然而，恐惧也可能反映出一种错误的信念，即某些习惯和行为可以确保我们的安全。

对上苍施与惩罚和奖赏的预期可能是人类心灵的固有安排，用以保持对是非对错的警醒。为了使我们这种相互依存却又狡诈的生物生活在一起，相信一个看不见的、无所不知的法官会见证和审判我们的疏忽失察，以及诡计多端、追逐私利的阴谋和伎俩，是有益的。此外，我们对任何灾难的第一反应通常都是“谁该为此负责”？当没有人能为此负责时，人们很自然地会设想出一个愤怒的、具有惩罚能力的超人的行为主体。当诸神反复无常、暴躁易怒(因为他们发怒通常出于鸡毛蒜皮的事由或根本没有理由)时，人们的焦虑就会加剧，就会不断地用献祭和仪式来安抚他们。而当灾祸终止时，人们就认为这些活动是成功的。

伊壁鸠鲁学派认为减轻痛苦，尤其是由恐惧和焦虑产生的痛苦，是哲学对生活最重要的贡献。如果所有现象，甚至是那些不同寻常的现象，都是源自原子的排列、运动和作用，我们就不可能对神灵的力量感到惊讶，也就没有必要安抚他们或试图平息他们的愤怒。人类仍然需要应对暴风雨、饥荒和瘟疫带来的诸多苦难，但他们将不再遭受面对惩罚的压抑的预期，也不会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徒劳地翻找先前的罪行。他们将不再为旨在防止新灾难的发生而使用的那种无用的仪式所奴役。

对自然的解释

因此，伊壁鸠鲁学派提出用物理学术语来解释所有的气象和天体现象，不仅要免于让诸神监管宇宙中的善恶，而且要如伊壁鸠鲁所说的，免于一切“繁重的工作”。伊壁鸠鲁强调，对“不明显”的事物的科学解释需要寻找来自经验的类比。真实的理解只会由“始终抓住现象，而且能够一起沉思与这个现象相似的事物”[12]的人获得。

在《致毕陀克勒的信》(Letter to Pythocles)中，伊壁鸠鲁给自己制定了以下任务：通过参考有关实体和微观实体的形状、排列和运动，类比日常经验，为云、雨、雷、闪电、旋风、地震、雪、彗星、冰、月环、日食、月光等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例如，闪电可能来自云层摩擦产生的巨大火花；雪花可能是冷水通过云层中的“小孔”被挤压而形成的。卢克莱修解释说，磁性是由磁铁发射的粒子的冲击引起的，该粒子冲散了空气中的粒子，从而产生了具有吸力的真空。

该唯物主义解释方案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卢克莱修以粒子为基础对常见疾病(包括脚肿、牙痛和发烧)进行解释。他相信“我们的地面和天空”“包含了足够多的有害细菌让无穷无尽的疾病产生”[13]。他认为，世界上既存在着对某些动物的生命有益的元素，也存在着有毒的元素，“因为它们的性质不同，结构不同，构成它们的原子的形状也不同”[14]。某些有毒的树能杀死睡在树下的人，有些湖泊能让飞临的鸟儿从天上掉落，而来自矿井的烟雾会毒害矿工，这些都是由大地中寄宿的“无数的种子”造成的。《物性论》第六卷以雅典的瘟疫为结尾，这场瘟疫由一种从埃及蔓延到希腊的致命毒瘴引起。常见疾病是由身体外部的微小物质性粒子进入体内而引起的，而不是由身体内部的体液紊乱或某种未知的有害影响引起的。这种观点一直流传，但直到19世纪才被欧洲医学界真正接受。

伊壁鸠鲁学派的解释方案面临着几个问题。有些解释是正确的，或者算得上是最好的解释，但是其他解释，特别是那些与气象现象有关的解释，只具有可能性。由于他们宣称原子本身永远处在感官感知的范围之外，引用他们的解释永远无法通过观察得到直接的证实，一如没有人能看到伊壁鸠鲁推测雪的成因时提到的云层中的小孔。

此外，各种不相兼容的解释可能都同样可信。伊壁鸠鲁方法论的一个特点是他从未打算提出对气象或天文现象的正确解释。他承认他只能提出与原子理论相一致的多种可能的解释。事实上，他经常在意的正是提供不止一种解释。月亮发光凭借的可能是它自己的光芒，也可能是反射光。他声称不确定太阳是每天都被点燃和淬灭，还是仅仅为地球所隐蔽，他把太阳和月亮的“转动”归因于空气的压力或其固有的原始的圆周运动。这些现象能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人们一定不能过于痴迷“提供唯一解释的方法”，或者“毫无根据地拒绝”某种解释方法之外的其他方法，从而“渴望理解无法理解的东西”。[15]

17世纪的科学革命

可以肯定的是，在解释太阳和月亮的升落以及天体的自转时，伊壁鸠鲁从物理原因中推导出这些现象产生原因的尝试是极其简明扼要的。但看不见的微观过程何以产生如此剧烈的宏观过程？雷电和火山怎么会是原子运动的结果？更不用说月亮的盈亏了。尽管伊壁鸠鲁主义存在种种缺陷，但在科学革命时期，即使为减少恐惧、忧虑和负罪感而追求科学解释的动机开始变弱，伊壁鸠鲁主义解释一切的方案仍然对哲学家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不过，在新的背景下，科学解释的目标和前提却大相径庭。对17世纪早期科学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培根和笛卡儿来说，科学理解的目的是通过干预自然过程最终实现控制自然和减轻人的痛苦。培根提出“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合二为一”[16]。控制星辰或天气暂且不提，但如果所有实体的能量和性质都依赖于同一种物质的肉眼不可见的粒子的排列，那么，正如培根所说的，新的“形式”就可能通过机械过程施加在这些实体上。

想要真正成功地重新排列粒子，以创造黄金和新药、修复有缺陷的身体机能、与传染病做斗争，就必须坚持“正确”的，或至少可供预测和控制的解释。从对任何现象多种可能的解释中，必须挑选出那些能够成功应用的解释。

理解、掌握和改变自然的理想驱使着笛卡儿。他起初是一名勤奋的解剖学学者，希望在不谈灵魂的情况下理解身体机制如何支配动物的生命和行为，而且他得到了一种古代伊壁鸠鲁学派所没有的工具——17世纪开始投入使用的放大镜——的帮助。

尽管笛卡儿在理解感知和感情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他从未实现在医学科学中做出有益发现的目标。随着此目标的消退，他开始以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为目标，从物质和运动的方面来说明他有时间考虑的现象。这些现象不仅包括雪、冰雹和磁力，还包括感知、记忆、生育和繁殖。他的解释与伊壁鸠鲁在《致毕陀克勒的信》中所提供的解释大致相似。但伊壁鸠鲁认为若干可能的解释似乎都可以解释某种现象，我们却不能断然确定每种解释的真实性，笛卡儿在这里直接与伊壁鸠鲁的观点相冲突。

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所谓的“理论选择”(theory choice)问题已经为古人所熟知，它不仅表现在需要在道德哲学和生活方式之间做出选择，还表现在需要在相互矛盾的医学和天文学假说之间做出选择。几个对立的行星运动方案能在某种程度上“挽回颜面”，其中就包括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闻名遐迩却被广为拒斥的“地球绕太阳旋转”的观点。

被当代人称为“时钟问题”(clock problem)的难题继而进入我们的视野。一个时钟或手表可能包含一种若干内部的机械装置的组合，这些机械装置(包括齿轮、弹簧和石英玻璃表面)可以产生一个相同的可见的宏观运动——指针在表盘上转动。我们可以打开手表检查其内部机械装置以确切了解其工作原理。而“打开”人体，无论此人是死是活，都不能揭示其生长或生育是如何发生的，甚至不能揭示哺乳动物的体温如何产生。可能存在多种与“实验”哲学家的目标相冲突的推测性解释。我们无法“打开”金或铅以查明后者如何转变成前者。17世纪的显微镜未能揭示金属和药物的原子结构、电和磁的微小粒子的存在以及生物的隐藏机制。

失望随之而来。哲学家洛克哀叹道，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是什么样的粒子排列方式让金子呈现为黄色或让大黄药通便。半个世纪后，大卫·休谟(David Hume)也哀叹道，我们永远不会知道面包和牛奶为什么不能给老虎提供营养。

毕竟，粒子论只是一种假说，需要针对与其对立学派的理论进行辩护——亚里士多德包含纯粹质料和决定性质的形式的本体论，或气、土、火、水的四元素论，或盐、硫、汞的炼金术本体论。

此外，机械地用各部分对相邻部分的物理作用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学说也并非没有争议。撇开用唯物主义的术语解释思想和经验的问题不谈，新一代的实验哲学家对宇宙的关注似乎远多于运动着的粒子。很少有人想到用纯粒子论的术语来解释电、磁、重力、光、发酵、化学反应和生命力。诸多的力和“有效成分”(active principles)需要得到确认，而希望在于人们能以合乎规律且可用数学描述的方式对它们加以研究。

而且不是所有哲学家都像伊壁鸠鲁那样渴望把神灵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实际上，包括艾萨克·牛顿在内的许多哲学家都在寻找论据和证据来证实基督教的上帝不断参与着维护自然界的活动。牛顿是第一个用精确的术语描述万有引力或宇宙中所有质量之间存在引力的人，而万有引力不适宜用粒子论解释的事实恰好给他提供了这样的论据。人们难以解释精神和身体如何相互影响，动物的本能从何而来，物种又是如何一代又一代地保持其不变的形态，而这些问题为早期现代哲学家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去援引上帝的智慧、仁慈和力量。

不可见的世界

洛克和休谟在某些方面都错了。随着动物学和生理学的发展，人们已经可以通过参考老虎体内肉眼看不见的实体和过程以及分子的化学反应，来解释为什么老虎的新陈代谢适合肉食。人们还可以解释金块的延展性和光泽如何由其原子排列决定，大黄药的助泻特性又如何由它在肠道中的作用决定。

对古代伊壁鸠鲁学派而言，可见(“明显的”)和不可见(“不明显的”)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人的眼睛分辨不出比尘埃还要小得多的东西，如原子的集合。但自17世纪以来，这个界限一直在不断变化。光学显微镜逐渐得到改进，到了20世纪，电子显微镜等新仪器和微小物体可视化的新技术出现了。人们理解自然的能力已然发展到一个古人做梦也想不到的程度。

即便如此，关于肉眼看不见的实体的假说及其证实的问题不单在科学哲学领域，而且在理论应用于实践方面仍然是核心问题。即使有良好的可视化技术和技巧，解释、推理和归纳依然不可或缺；即使有最好的仪器和实验、分析的方法，至少在目前看来，人们可能还是无法对某种现象的基本机制在两个或多个合理解释之间做出选择。

这种不确定性在目前的医学研究中很常见。动脉是怎样一个分子接一个分子地被斑块堵塞的？大脑又是如何形成阿尔茨海默病特有的缠结蛋白的？胆固醇的积累是由血液中胆固醇颗粒过多造成的，还是因为身体试图用黏性颗粒覆盖动脉壁来修复受损的动脉壁？肿瘤如何生长？伤口如何愈合？肝脏受伤后如何自行修复？偏头痛的病因又是什么？

我们认为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事件和微观过程导致了这些现象，但仍然存在着许多相互矛盾的假设。大规模的物理过程，例如正在恒星内部发生的过程或数十亿年前宇宙形成时的过程，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关于自然界中的事件是如何发展的一直存在着一个事实，即对于每个真实的现象必然存在唯一正确的解释，并且如果科学实践能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我们就能逐步揭示它。然而，这种“实在论”(realism)不是唯一可能的立场。包括伊壁鸠鲁在内的一些人认为不明显的过程和事件不是知识的对象。对伊壁鸠鲁来说，我们只能对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物有一定的认识，而感官知觉才是判断真理的标准。范·弗拉森(Van Fraassen)在近期也提出了类似观点，认为我们不应该相信那些关于不可见的实体、过程和事件的理论，尽管我们可能接受这些理论既“在经验上是充分的”，也对预测和控制有用。

伊壁鸠鲁断言感官是真理的终极标准，那么这一论断如何与他对不可见的原子、关于原子性质和运动的一般理论，以及基于它们的宇宙论的信奉相吻合？据我们所知，伊壁鸠鲁并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是否也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努力反驳其对立哲学学派的观点，在已知的文献中尚未得到证实。想必他已认识到，尽管原子论哲学须以坚不可摧的构成单位的先验推理支撑，而且以从感官经验(特别是逐渐磨损的现象)中得出的理智推论为基础，它也只是对自然的一种一般性解释。

在第五章，我将更直接地探讨伊壁鸠鲁的感知理论以及他对知识和真理的看法。在此，我只想提醒大家注意他对类比和猜想在科学探究中的作用的强调，以及他对物理机制取代超自然力量的信奉。伊壁鸠鲁对知识的讨论有一个明显的悖论：当对某一现象的其他解释可能成立时，为什么我们要只忠于肉眼看不见的原子理论？如果我们记得原子论预测和解释了原子本身不能为感官所知，那么这个悖论(如果不能得到解决的话)就能够得以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