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能在书法上获得如此成就，和他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是分不开的。宋元时代的书法家多数只擅长行、草体，而赵孟頫却精通各种字体。

后世学赵孟頫书法的人极多，赵孟頫的字在朝鲜、日本都非常受欢迎。

元朝刚设立尚书省时，赵孟頫奉命起草诏书。忽必烈看了诏书后称赞道：“你说出了朕的心里话。”

不久，朝廷召集百官于刑部，商讨制定刑法。众人认为凡贪赃满元宝钞二百贯者，都应论死罪，赵孟頫则认为处罚太重。因为钞法创立后的几十年内，已经大幅度贬值，而用贬值的宝钞来决定人的生死，不足以取。

原本，忽必烈极为同意赵孟頫的观点，可有人见赵孟頫年少，又是来自南方，便指责他反对以宝钞来定罪是想阻碍宝钞的流行。

赵孟頫则理直气壮地反驳：“刑法关系到人的生死，必须分别轻重。我奉诏参与商议，不敢不言。你不讲道理，企图以势压人，这是不行的！”那人被说得哑口无言。

忽必烈本打算重用赵孟頫，但见众人态度不一，又有人从中阻拦，也就此作罢了。

为此，赵孟頫便借病返乡，直到公元1299年，赵孟頫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

公元1310年，赵孟頫的命运再次发生转变。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赏识其才，并在自己继位后，于公元1316年将赵孟頫提官至一品，赵孟頫从此名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