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的女人从不会依附任何人，不做攀岩的凌霄花，而做展翅高飞的鲲鹏，所以优雅的女人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从中体会到快乐。
尼采曾说：“别爬上山顶去，也别站在山脚，从半高处看，这世界最美好。”站在不同的高度看世界，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而你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取决于你所站的高度。
人生就像爬山一样，有些人拼尽全力、不畏艰险，最终站在了高高的山顶；有些人只希望一生顺遂、不思进取、甘于平庸，于是在山脚下徘徊；有些人好不容易到达了半山腰却没有了继续攀登的勇气。站在山顶的人，也许会满身伤痕，但是也体会到了一览众山小的豪情。
牛顿曾说：“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只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居高者，见多识广，思考得更多，离成功的距离也更近。林徽因一开始就将自己的定位设在了高高的山顶，站在了让人仰望的高度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于是她最终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骄子，被众多的知识分子所倾慕，而她也竭尽所能地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建筑事业。
或许是专业性太强的缘故，作为中国建筑的先驱者，她为中国建筑业做出的贡献鲜少有人提及。人们对林徽因的熟识源于她的诗歌及与徐志摩之间的爱情纠葛。所以林徽因留给人们的印象始终是才女而不是建筑学家。
梁从诫说：“母亲爱文学，但只是一种业余爱好，往往是灵感来时才欣然命笔，更不会去‘为赋新词强说愁’。然而，对于古建筑，她却和父亲一样，一开始就是当作一种近乎神圣的事业来献身的。”林徽因之所以对建筑感兴趣源于一件小事情。
林徽因跟柏烈特医生一家到布莱顿度暑假。柏烈特医生最小的女儿斯泰西在用沙子堆城堡，可是反复了几次之后都没有成功，于是喊自己的姐姐帮忙。她的姐姐黛丝是工程师，可是当时的林徽因并不知道工程师到底是做什么的。于是问黛丝：“什么是工程师？”黛丝说：“我对建筑感兴趣，将来想做工程师。看到我们身后的建筑了吗？那是中国风格的建筑，明天你可以跟我一起去那里，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给我讲讲关于中国建筑的事情。”
可是当时在林徽因的意识里建筑就是盖房子，但是黛丝却告诉她，建筑和诗歌一样是一门艺术，有自己独立的特色和语言。林徽因被黛丝的话深深地吸引了，之后的几天，她陪着黛丝到处画素描，而布莱顿区别于将大教堂作为城市中心的英国其他城市，这里的标志性建筑是英皇阁，在与黛丝参观了所有的建筑之后，林徽因深深地迷恋上了建筑这门高深的学问。她知道了建筑和盖房子的区别，知道了建筑与艺术的关系，这一次布莱顿之行为林徽因一生的事业奠定了基础。当林徽因回到国内后，在看到那些古色古香的庙宇和殿堂后，对建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感受，这更加坚定了她学建筑的决心。
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学的贡献不仅仅是那些学术论文和设计，还有为中国造就了一位伟大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梁思成在清华学堂时就表现出相当出众的美术才能，曾经想致力于雕塑艺术，后来受林徽因的影响出国学了建筑。
在国外学成归来的林徽因其实有很多选择，但是她最终选择了和梁思成一起就任于东北大学，之后又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系，后来又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她做的这一切无关名利、无关金钱，只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人生高度是自己选择的，林徽因一开始就将自己的人生设定了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梁从诫说：“从一九三一到三七年，母亲作为父亲的同事和学术上的密切合作者，曾多次同父亲和其他同事一道，在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进行古建筑的野外调查和实测。我国许多有价值的、成貌尚存的古代建筑，往往隐没在如今已是人迹罕至的荒郊野谷之中。当年，他们到这些地方去实地考察，常常不得不借助于原始的交通工具，甚至徒步跋涉，餐风宿雨。艰苦简陋的生活，与寻常都市相较，至少有两世纪的分别。……
“一九三七年六月，她和父亲再次深入五台山考察，骑着骡子在荒凉的山道上颠簸，去寻访一处曾见诸敦煌壁画，却久已湮没无闻的古庙——佛光寺。七月初，他们居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外面找到它，并确证其大殿仍是建于唐代后期（公元八五七年）的原构，也就是当时所知我国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新中国成立后，在同一地区曾发现了另一座很小的庙宇，比佛光寺早七十多年）。这一发现在中国建筑史和他们个人的学术生活中的意义，当然是非同小可的。直到许多年以后，母亲还常向我们谈起当时他们的兴奋心情，讲他们怎样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和无孔不入的臭虫堆中摸索着测量，母亲又怎样凭她的一双远视眼，突然发现了大梁下面一行隐隐约约的字迹，就是这些字，成了建筑年代的确凿证据。而对谦逊地隐在大殿角落中本庙施主‘女弟子宁公遇’端庄美丽的塑像，母亲更怀有一种近乎崇敬的感情。她曾说，当时恨不能也为自己塑一尊像，让‘女弟子林徽因’永远陪伴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再盘腿坐上一千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林徽因进入了另一个高度。之前虽然大家都知道她是才女，可是多数时候还是会称她为梁太太，但是解放之后，她被正式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级教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她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她真正以林徽因的身份来担任社会职务，来为人民服务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她所热心从事的另一件工作，是倡导某些北京传统手工艺品的设计改革。当时有人来向她呼吁，要挽救当时已濒于停顿、失传的北京景泰蓝、烧瓷等手工业。她对这件事给予了极大的关住，曾和几位年轻的工艺美术工作者一道，亲自到工场、作坊中去了解景泰蓝等的制作工艺，观看老工人的实际操作。然后她又根据这些工艺特点，亲自设计了一批新的构思简洁、色调明快的民族形式图案，还亲自到作坊里去指导工人烧制样品。在这个过程中，她还为工艺美院带出了两名研究生。”
林徽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给予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她将自己放到了同时代人仰望的高度。即使作为一个业余的诗人她也有很多小女人的浪漫情怀，但是她始终活在现实里。她将精力和时间花在了建筑研究上，偶尔的浪漫只是用来调剂生活，让生活更加鲜活，而她的理想和初衷始终都没有改变过。虽然她有足够的资本去挥霍生活、去享受浪漫、将浪漫定为生活的主旋律，但是在她的人生词典里，研究和保护中国的古建筑才是最亮眼的词。
建筑事业是她生活的支撑，即便是在战火纷飞、食不果腹的时期，她依旧不改初衷，拖着病体坚持研究。在李庄，虽然疾病和贫困困扰着林徽因，但是面对天空每天轰鸣的敌人的轰炸机，林徽因还是和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林徽因的内心强大可见一斑，而且在逃难的过程中，她从未放弃过自己辛苦得来的研究资料，他的儿子曾经如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抗战开始以来，辗转几千公里的逃难，我们家几乎把全部‘细软’都丢光了，但是，战前父亲和营造学社同人们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纪录等等，他们却紧紧地抱在胸前，一张也没有遗失。只有那些无法携带的照相底版，还有一些珍贵的文献，他们在离开北平前，曾经存进了天津一家外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当时以为这是最安全的。不料一九三九年天津大水时，地下室被淹，所存资料几乎全部被毁。这个消息是两年后才传到李庄的。姐姐告诉我，当父亲母亲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都哭了。……就在这几间四面透风的农舍里，父亲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请来当地的木匠，做了几张半原始的白木头绘画桌，摊开了他们的资料，决心着手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他们战前的调查成果，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而母亲只要稍为好过一点就半坐在**，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做种种补充、修改，润色文字。”
费正清和费慰梅曾经到李庄看望过林徽因夫妇，对他们的境况十分了解，多次来信劝他们去美国治疗、工作，林徽因和梁思成很感激朋友的关怀，但是对于他们的心意始终拒绝。他们给费正清夫妇回信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林徽因用她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即使是在情敌眼中，她也是优秀的。张幼仪曾说：“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个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林徽因所站的高度让那个时代的男子仰望的同时也备感压力和挑战，所以梁思成曾经诙谐地说：“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的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林徽因不走寻常路，她所具有的独特的魅力、不凡的见识、宽广的心胸、强大的内心，不仅让那个时代的人也让后世人仰望。
很多人习惯仰望别人，认为自己永远也到达不了那个高度，却不知道高度是自己决定的，只要我们足够的努力和坚持，曾经那些仰望的高度也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高度。
人生的高度不取决于容貌、财富、家境、地位，而取决于你的思想，只要我们有一颗想要改变和提升自我的心，哪怕我们的起点低到了尘埃里，也能够离自己预定的高度越来越接近。
人活着一定要对生活有所感悟，即使身体饱受折磨，只要我们精神是愉悦的，只要我们一直有自己所坚持的理想和追求，就能够不断提高自己人生的高度，让世人不敢轻视你。就像林徽因一样，在逆境中迎难而上，不论遇到任何阻力都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在磨难中越来越坚强，始终坚守自己的高度并为之奋斗。
虽然高度可以自己决定，但是一定不要好高骛远，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要找准定位，正如著名作家贾平凹所说：“一个人在世上吃什么饭是有定数的，本来不是吃那行饭的，就终究要回到这行来。你让猫拉车，车就会拉到床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