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弦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七天了。在这七天之内，时时听到有人在谈论佩弦先生，也看到不少纪念佩弦先生的文字。至于我自己呢，却一直在沉默中，漫说要我自己提笔说话，即使有人向我问起佩弦先生的事，我也几乎无话可说。我在沉默中充满了伤痛。假如说话可以解除伤痛，我是应当说话的，然而我的话竟不知从何说起！

在别人的谈话中，以及在别人的文字中，大都提到佩弦先生是一个最完整的人。我觉得这话很对，但可惜说得太笼统。我愿意抑制自己的感情，试论佩弦先生的为人。

佩弦先生对人处事，无时无地不见出他那坦白而诚挚的天性，对一般人如是，对朋友如是，对晚辈，对青年人，尤其如此。凡是和朱先生相识，发生过较深关系的，没有不为他的至情所感的。你越同他交情深，你就越感到他的毫无保留的诚挚与坦白。你总感觉到他在处处为你打算，有很多事，仿佛你自己还没有想到，他却早已在替你安排好了。他是这样的：既像一个良师，又像一个知友，既像一个父亲，又像一个兄长。他对于任何人都毫无虚伪，他也不对任何人在表面上表示热情，然而他是充满了热情的，他的热情就包含在他的温厚与谦恭里面。

正由于他这样的至情，才产生了他的至文。《背影》一书，出版于一九二八年，二十年来，一直是一般青年人所最爱读的作品。其中《背影》一篇，论行数不满五十行，论字数不过千五百言，它之所以能够历久传诵而有感人至深的力量者，当然并不是凭借了什么宏伟的结构和华赡的文字，而只是凭了它的老实，凭了其中所表达的真情。这种表面上看起来简单朴素，而实际上却能发生极大的感动力的文章，最可以作为朱先生的代表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也正好代表了作者之为人。由于这篇短文被选为中学国文教材，在中学生心目中，朱自清三个字已经和《背影》成为不可分的一体。当朱先生逝世之后的第三天，我得到天津的来信，那写信人是一个中学的国文教师，他说：“其初，传言说朱先生去世了，简直不敢相信，因为在最近离平之前还看见朱先生，而且还听了先生很多勉励的话；及至跑到外边，看见一群小学生，在争着抢着地看一张当天的报纸，其中有一个并且惊叹着对我说：‘老师，作《背影》的朱自清先生死了！’我这才相信消息是真的，而且，看了小孩子们那种仓惶悲戚的神情，自己竟无言地落下泪来。”《背影》一文的影响于此可见，而且，我们也可以想象：有上千上万的幼稚心灵都将为这个《背影》的作者而暗自哀伤的吧！在另一本散文集《你我》中，有《给亡妇》一文，那文字与《背影》自然迥异，然而它作为朱先生的至情表现则与《背影》相同。据一位教过女子中学的朋友说，她每次给学生讲这篇文字，讲到最后，总听到学生中间一片欷嘘声，有多少女孩子且已暗暗把眼睛揉搓得通红了。在《给亡妇》的最后，他低低地呼唤着那亡妇的名字，写道：

我们想告诉你，五个孩子都好，我们一定尽心教养他们，让他们对得起死了的母亲你！谦，好好儿放心安睡罢，你。

我们的心立时就沉了下来，立时就感到黯然，而我们也就很自然地想到朱先生身后的陈夫人和三个幼小的弟妹，以朱先生之至情，我们若千遍万遍地祝祷他“好好儿放心安睡罢”，不知道他可能紧紧地闭上眼睛？

凡是认识朱先生的，同朱先生同过事的，都承认朱先生是最“认真”的人。他大事认真，小事也认真，自己的私事认真，别人或公众的事他更认真。他有客必见，有信必回，他开会上课绝不迟到早退。凡是公家的东西，他绝不许别人乱用，即便是一张信笺、一个信封。学校里在他大门前存了几车沙土，大概是为修墙或铺路用的，他的小女儿要取一点儿去玩玩，他说不许，因为那是公家的。闻一多先生遗著的编辑，自始至终，他交代得清清楚楚。他主持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一切事情都井井有条，凡比较重要的事项都要征询同人的意见，或用开会方式尽情讨论，如无开会机会，他一定个别访问，把不同的意见汇集起来，然后作为定案，即便不必讨论的事情，拟办的或已办的，他大都告诉一声。这一切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认真精神，也正是他的热爱真理的一方面。没有一个爱真理的人而不是在处理日常事情上十分认真的。在朱先生，由于他的至情，由于他一贯的认真精神，他就自然地接近真理，拥抱真理。从抗战末期，以至最近，朱先生在思想上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虽然由于体弱多病，像他自己所说的，他不能像年轻人那样迅速的进步，他说愿意给他较多的时间，他可以慢慢地赶上去，然而事实上他比青年人的道路走得更其踏实。因为他的变化既非一步跨过，也非趑趄不前，走三步退二步，而是虚心自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去的。他并没有参加什么暴风雨一样的行动，然而他对于这类行动总是全力支持的，最少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力量的，除了担心青年人有所牺牲外，他可以说并无什么顾虑。他也没有什么激昂慷慨的言论，然而就在他那些老老实实的讲演与文字中，真理已一再地放了光，而且将一直发光下去。

复员以来，佩弦先生出版了很多新书，如《新诗杂话》《语文零拾》《诗言志辨》《标准与尺度》和《论雅俗共赏》等。其中固然有些旧作，但新写的实在更多。他在《标准与尺度》的自序里说：

复员以来，事情忙了，心情也变了，我得多写些，写得快些，随便些，容易懂些。……经过这一年来的训练，我的笔也许放开了些。不久以前，一位青年向我说，他觉得我的文章还是简省字句，不过不难懂。训练大概是有效验的。（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就在这简单的说明里，我们也可以窥见朱先生的若干方面。他是谦虚的，他承认自己在受训练。他觉得自己有对大家说话的责任，而且要多说，快说，说得浅显，因为他热爱真理，他把握了真理，他愿意从各方面解释这些真理，发扬这些真理。凡是真心有话说的当然愿意说话，而因此他的笔自然也就放开了；凡是思想得到解放的，文字也就自然得到解放。不过这里也还藏着一个可哀的事实，朱先生以一身而负着一个很重的家累，职业上的薪俸不足以维持一家的生活，为了升斗所需，于是也就不得不快写，不得不多写了。但无论怎样多写，快写，却从没有乱写，因为他是认真的，因为他所写的是真理。他是作家、批评家、学者，然而他最近一两年来所发表的意见却不限于文学或所谓纯学术一方面的，这只要翻翻《标准与尺度》和《论雅俗共赏》就可以知道。在《标准与尺度》中有一篇叫作《论气节》，其中有一段说：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吧；也想缓缓地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吧？

在这里，朱先生不但阐明了知识分子的地位之变迁，尤其可贵的，是指出并肯定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新气节，新的做人尺度。这些话自然可以鼓励青年群，但他的话却不只是为了鼓励别人而说的，这里有他自己的实感，而且有他自己对于现阶段历史性质及现代人的时代任务之确认。而在同书的《论吃饭》中就提出了更明快的论点，他说：

可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没饭吃要吃饭是人情，人情不是法律和官儿压得下的。没饭吃会饿死，严刑峻罚大不了也只是个死，这是一群人，群就是力量：谁怕谁！

“谁怕谁！”一点也不错，温柔敦厚的朱先生竟说出了这样坚决的话。他在《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闻一多全集》序）中，曾引用闻先生自己的话说：“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其实，朱先生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样。关于中国当前的情形，他在《论吃饭》中接着说：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想不到吃饭更难，没饭吃的也更多了。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饱甚至没饭吃，什么礼义什么文化都说不上。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饭权也会起来行动了，知道了吃饭权的，更怎么能够不起来行动，要求这种“免于匮乏的自由”呢？于是学生写出“饥饿事大，读书事小”的标语，工人喊出“我们要吃饭”的口号。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开的承认了吃饭第一。

只读过朱先生前一期作品的人，或者只看到了朱先生德行学问的某一方面的人，可能不相信这是朱先生的话，然而这确是朱先生说的，而且说得那么好，那么切实，那么勇壮，这自然是时代使然，然而这也靠了主观的力量，主观的正义感和自觉心，也就是靠了朱先生的至情和对于真理的爱好。至于他对于今天的文学的意见，那就更其明快而显然。朱先生并不是历史家，然而近年来所写的文字中却大都有一个史的观点，不论是谈语文的，谈文学思潮的，或是谈一般文化的，大半是先作一历史的演述，从简要的演述中，揭发出历史的真相，然后就自然地得出结论，指出方向，也就肯定了当前的任务。在《新诗杂话》的第一篇《新诗的进步》中，他承认“从新诗运动的开始，就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诗”。《语文零拾》中有一篇《历史在战斗中》，他推崇杂文，说“时代的路向渐渐分明，集体的要求渐渐强大，现实的力量渐渐逼紧，于是杂文便成了春天的第一只燕子”。在《标准与尺度》中有《文学的标准与尺度》一文，说“社会主义”是今天的尺度，“文学终于要配合上那新的‘民主’的尺度向前迈进的。”又说，“特权阶级垮台以后，才见到广度。从前有所谓雅俗之分，现在也还有低级趣味，就是从高度深度来比较的。可是现在渐渐强调广度，去配合着高度深度，普及同时也是提高，这才是新的‘民主’的尺度。”在《论雅俗共赏》一书中有《论朗诵诗》一文，他说，“朗诵诗是群众的诗，是集体的诗。写作者虽然是个人，可是他的出发点是群众，他只是群众的代言人。……朗诵诗要能够表达出大家的憎恨、喜爱、需要和愿望。……朗诵诗直接与现实生活接触，它是宣传的工具，战斗的武器，而宣传与战斗正是行动与工作。……它活在行动里，在行动里完整，在行动里完成。这也是朗诵诗之所以为新诗中的新诗。”这一切，只说明一件事，就是：朱先生说话的立场乃是人民的立场，正如他在《论雅俗共赏》的序里所说的，而最急切的目的则为新的“民主”文化，新的“民主”文学。为人民，争民主，这是今天的真理，这也就是朱先生近年来所写文字中的主要内容。

朱先生有至情，可并不一天到晚缠绵悱恻；他爱真理，也并不逢人说教；他严肃而认真，却绝不板起铁面孔，叫人不敢亲近，只感到枯燥无味。他是极有风趣的，他的风趣之可爱可贵，正因为他的有至情，爱真理，严肃而认真。一九四一年我到了昆明，在大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熟人就是朱先生，假如不是他老远地脱帽打招呼，我简直不敢认他，因为他穿了一件奇奇怪怪的大衣，后来才知道那是赶马的人所披的毛毡，样子像蓑衣，也像斗篷，颜色却像水牛皮。我当时只是想笑，然而不好意思，他却很得意地告诉我一个大消息：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中国的抗战已成了世界大战的一环，前途十分乐观。以后我在街上时时注意，却不见有第二个人是肯于或敢于穿这种怪大衣的。有一次在西南联大的广场上开文艺晚会，几千听众都随便地坐在草地上。朱先生的讲题是“五四以来的散文”，他说：“什么是散文呢？像诸位这样的坐法就是散文的坐法了。”他自己不笑，全场上却哄然大笑起来，朱先生每次演讲都引起这样的笑声。在他的文字中，更是到处充满了风趣。在散文集《你我》中，有一篇《看花》，中间有这样一段：

至于领略花的趣味，那是以后的事：夏天的早晨，我们那地方有乡下的姑娘在各处街巷，沿门叫着，“卖栀子花来。”栀子花不是什么高品，但我喜欢那白而晕黄的颜色和那肥肥的个儿，正和那些卖花的姑娘有着相似的韵味。栀子花的香，浓而不烈，清而不淡，也是我乐意的。我这样便爱起花来了。也许有人会问：“你爱的不是花吧？”这个我自己其实也不大弄得清楚，只好存而不论了。（一九三〇年四月）

“也许有人会问”，其实没有谁问，只是作者自己在体会那种意味罢了。在同集中还有《谈抽烟》《择偶记》等，都是同样富有风趣的作品。这类文字看起来容易，作起也相当吃力，即如《谈抽烟》，据朱先生在自序中说，才八百字却花了两个下午，所以这风趣的形成也还是出于严肃认真。近年来所写的文字大都是非常沉重的，不像前一期的文字那么轻松，然而其中也还是充满着风趣，譬如《论雅俗共赏》一书中的《论书生的酸气》《论老实话》等，都在严肃中见出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满含着同情、慈心与正义感的风趣。一九四七年二月，他的《新诗杂话》出版了。这本书的编定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书稿交出后便石沉大海，中间一度传说稿子已经被书店失落了，朱先生常常提到这件事，现出非常伤心的神色，以为这本书再也不会与世人相见了，不料事隔三年有余，书竟然出版了；他喜出望外，在目录后的空页上题道：

盼望了三年多，担心了三年多，今天总算见到了这本书！辛辛苦苦写出的这些随笔，总算没有丢向东海大洋！真是高兴！一天里翻了足有十来遍，改了一些错字。我不讳言我“爱不释手”。“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说是“敝帚自珍”也罢，“舐犊情深”也罢，我认了。（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晚记）

在这段短短的题字里一连用了四个惊叹号，第一行上边盖了一个“邂逅斋”的闲印，最后一行下边盖了一个“佩弦藏书之钤”，大概太高兴，高兴得手忙脚乱，第二个图章竟然倒置了。

朱先生总在不断地进步中。他不但赶着时代向前走，他也推着时代向前走；他不但随同青年人向前走，他也领导青年人向前走。然而，无可如何，他的体力、他的健康却一天一天地向后退了，他终于退向病床，退向死亡。现在，朱先生，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同伴，我们可敬爱的先生和朋友，却剩下了一把骨灰！这又岂止是个人的损失，岂止是少数人的损失，岂止是文艺界或学术界的损失而已呢！假如中国真正“胜利”过，假如中国没有内战也没有“戡乱”，假如中国已经民主，已经和平，假如朱先生生活得好，生活得如意，他何至于这样地死去。假如朱先生体力好，假如朱先生能够得到天寿，朱先生对于新文学、新文化、新社会的贡献将是无限的，这由他过去的成绩可以证明，由他近年的转变与进步更可以证明。朱先生在过去尽了他的力，在今天也尽了他的力，如果他活到将来，在新的社会中，将更有他的大用。然而，朱先生竟然这样地死去了！从我去年夏天来到清华大学之后，就看见朱先生的书案玻璃下压着两句诗，是朱先生自己的笔迹，下面写着“近人句”三个字，到八月十三日朱先生火葬之后，我从城外广济寺冒雨回到清华，陪朱先生的两个孩子回到朱先生的寓所，看见朱先生的草帽和手杖还挂在过道的墙上，我只疑心朱先生尚未离开他的书房，走进书房，我又看见朱先生书案上那两句题诗：

但得夕阳无限好，

何须惆怅近黄昏。

从这两句诗，也约略可以窥见朱先生近年来的心境。假如人生五十也可以算作夕阳西下的话，朱先生的夕阳晚景真可谓“无限好”，然而谁又想得到，黄昏倏尔而逝，突然降临的黑夜就把一切给淹没了！

(1)嚣俄：即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悲惨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