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如昨日似的，几千送葬人的沉抑而哀痛的葬歌，仿佛还响在我的耳边。我们轻轻地把鲁迅先生的棺木放到墓穴中，盖上了人民送给他的“民族魂”的长旗。那时苍茫的暮色匝地，秋风四起，小鸟绕林，无树可栖；从歌声中也听出轻微的啜泣，我自己也忍不住热泪盈眶了。我的心中不断地问着自己：“难道先生真的离开了我们么？”“不，不，——”紧接着我就自己回答着，“他永远也不会离开我们的。”

二十年了，我更深刻而具体地体会到他从来也不曾离开我们，他将永远也不会离开我们。鲁迅先生伟大的背影，一直在我们的面前。他肩着革命文学的大旗，领着我们，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也不敢怠慢。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下一代，是非分明，爱憎强烈，对真理的执着和百折不挠坚韧的战斗精神，永远照耀着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原动力。

我是在十月十九日清早就听到先生逝世的信息，仿佛一下子被丢进冰冷的海水里，我们就急忙赶到大陆新村的住处去。在我是第一次跨进那门限，原来是多么值得兴奋的，单单在那么一天，一切的兴奋化成更沉痛的悲伤了。我看见先生安静地躺在那里，一张清癯的脸容和疲弱的身体。他的眼睛闭上了，我再不能从那里得到慈和的目光，它们再也不能向敌人怒目而视了。当我看到那狭小的房间，当窗的书案和相距不到二尺的眠床，尤其是那张先生只有在休息的时间才躺上去的藤躺椅，对先生自奉菲薄的生活引起无比的崇敬。我想起先生的话：“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先生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使我们却感到万分的不安。

当遗体送到万国殡仪馆的时候，我们是天天都去的，许多青年也像一股洪流似的不断来往，一直到举行葬仪的那一天。他们自愿地来，除开怀着悲痛的心情也需要勇气的，因为暗探特务像鬼影一样摇来晃去，说是来“保护”的马巡队挎着实弹的马枪围在我们的周遭，但那时我们都不怕，在真理和正义的面前，邪恶只能像苍蝇一样在四面嗡嗡着，先生伟大的人格，连反动派也只好束手垂头的。

我还记得在最后瞻仰遗容的时候，一只大手紧紧抓住我的肩头，我回头一望，才看到是眼睛涨满了泪水的西谛，我的心中感觉到：该以鲁迅先生的精神把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敌人猛攻吧。

其实我和鲁迅先生相识是很晚的，那是一九三五年我从北京到上海编辑《文季月刊》的时候。见面的次数也不多，有时是在展览会上，有时是在人不多的宴会上，有时我也偷偷跑到内山书店，好像是去买书，实在是想看先生一眼的。我还记得第一次看见先生的时候，一个同志把我领到他的面前，说出我的名字。我怯生生地伸出手去，握着先生的手，仿佛有一股热烘烘的暖流传到我的全身，使得我的脸更红了，话更说不出来了，那时候我还不过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可是当我鼓起勇气抬起头来望他的时候，他那慈和的，好像早就认识我的亲切的笑脸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顿时恢复了失去的勇气。尽管我不大听得懂他的话，可是他对和他走在一条大路上的青年一代的关切与挚情，我是深深地感受到了。后来我和青年有了更多的接触的时候，我也是在学习先生的这种爱憎分明的态度。而当我和勇往直前、充满了战斗精神的青年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很年轻，很愉快，也很有生气；使我感染到他们的朝气和战斗精神这一点，至今还使我充满了感激之情的。

当我在北京担任《文学季刊》编辑的时候，鲁迅先生就曾寄过文章来。那时候我们真高兴极了，把原稿抄了一份发排；不仅是珍贵先生的手迹，也怕被“检查官”看出了笔迹而加以扣留没收。那时的《文学季刊》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设法发表那些在上海不能发表的稿件，有的甚至已经在上海被“检查官”扣留或抽出，又在《文学季刊》上改题换名印了出来。我们那时只得在敌人的内部矛盾中做好我们的工作。可是当南京的文化特务的魔爪伸到北京来以后，这个办法就行不通了，《文学季刊》也只好停刊，我也只得一人走上海，另闯一条新的道路了。

但更早的说起来，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开始我的文学工作，在一阵**之下写出的第一首诗就是投给鲁迅先生主编的《语丝》而被刊登出来。那诗实在写得不好，而且后来认识到自己没有写诗的才能，就绝不再写诗了；可是那时看到自己不像样的诗句印成了铅字，由鲁迅先生过目，经过他的手的抚摸而和他的文章在一本刊物上印出来，当时心情的昂奋是可以想象的。后来当我快离开大学的时候，鲁迅先生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印出了《铁流》和《毁灭》，我就是通过一位同志的手用半价预购来的。当我把这两本书捧在手中，我那兴奋的心情简直是说不出的。同时我也悔恨自己不该只用半价就得到这两本宝贵的书，因为那时我的经济情况还宽裕，不该占去穷苦青年半价购书的机会；同时也感觉到对不起鲁迅先生，使他蒙受不必要的损失。但实在说起来，那时候我也无从用另外的方法来购得这两本书。

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是鲁迅先生的热心读者，那正是《语丝》在北京大学二院创刊的时候，后来又有《莽原》。算定了出版日期，准时到传达室前，从砖头下取出一份《语丝》或《莽原》，然后把两大枚铜元放在纸盒里。此外我也订阅《京报副刊》，北新书局在北京翠花街成立以后，我更是一个经常的购书者。从初版的《呐喊》，一直到后来鲁迅先生所印的书，包括先生那时的翻译《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我都是争先购得一本。有些文章那时说起来也不一定看得懂，可是在“三一八”惨案之后，看到《纪念刘和珍君》，我不仅看懂了，而且在我小小的心上划下了深刻的血痕，给我勇气，憎恨敌人。在那里我看到：“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文后，我还看到：“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到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那时，在凶暴的军阀统治下的天津，时时把杀下来的人头挂在中学门前的电线杆上，吓得胆小的孩子们半夜都睡不着觉。而我，最初也是感到害怕的，由于读了先生的文章，后来却敢于正视。但毕竟那时还是一个孩子，不是猛士，没有能奋然前行；不过在人群之中，摇旗呐喊，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对卖国政府，我总是不落在别人后边的。

先生小说中的人物，初看就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几十年来，一直在记忆中是栩栩如生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方纬甫、九斤老太、七斤嫂不必说了，《故乡》中的闰土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仿佛看到月光下海边瓜地上拿着钢叉又跑又跳十几岁的闰土，我仿佛也看到三十年后满脸皱纹，灰黄脸，红眼圈的叫着“老爷”的闰土。“一层可悲的厚障壁”隔开了他们，而我，长大起来的时候，也同样地感到鲁迅先生所感受到的悲哀。人与人之间被什么看不见的手扯开了，连童年时珍贵的感情也飞得无影无踪了，真是惘然若失，感觉到在过去的日子中，一天一天都在失掉些什么。

但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先生却说他从挂在北京寓居的东墙上藤野先生的照片中，得到了不倦的教诲和不尽的勇气。读到最后一节，“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我就像看到鲁迅先生丢下烟头，振笔如飞，紧握着武器，向着敌人毫不容情地投去。

过去我在经常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也没有能常在壁间悬起先生的照相，但在我的心上，刻印着先生最美丽最神圣的肖像。每当我在困难的面前将要低头的时候，在个人的得失上摇摆不定的时候，在疲困万分渴想休息的时候，……不但先生严峻的脸和慈和的笑容都在督促着我，他的战斗的一生，一节一节生动地显现在我的眼前，使得我的精神又振奋起来，昂首挺胸，决然前行，大踏步地紧踏着先生的道路前进。

当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年的时候，我的琐细的、微不足道的回忆，不过说明一点先生生前对青年一代的关怀与热爱。而我自己，也稍稍说出来直接和间接从先生那里所受到的教诲和益处。

如果鲁迅先生还健在的话，他的笑声该更爽朗，他该笑得更好。对文学青年来说是更有福的，但对残余的邪恶的人和事，他将无情地用烈火把它们烧成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