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今天还没退化到可能需要住洞穴、棚屋，或是穿兽皮的程度，不过能接受人类的发明和工业提供的便利当然更好，虽然这些便利是付出了昂贵代价才得到的。在我们这一带， 木板和木瓦、石灰和砖块，总比合适的洞穴、整根的圆木、大量的树皮、上好的黏土和平滑的石块更便宜，也更容易获得。 我说得很内行吧，因为我既熟悉理论，也熟悉实际情况。若我们再聪明点，就可利用这些材料，使我们变得比当下的首富还要富有，并且得到我们文明的庇佑。文明人不过是更有经验、 更聪明点儿的野蛮人。不过，还是快来说说我的实验吧。

1845年3月末，我借了一把斧头，走进瓦尔登湖畔的森林中，到达准备建造自己小屋的地方，然后开始砍伐白松树。 那些树还是幼松，高耸入云，如箭矢一般笔挺，可作为木材。 刚开始难免要东挪西借，可这也不失为一个妙法，能让别人对你的事业产生兴趣。斧头的主人将此物借给我时说，这是他的掌上明珠；但等我归还他时，斧头可比借用时更加锋利。我干活的地方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山坡，透过满山的松树可以望见湖水，林间有一块小空地，小松树和山核桃树正显出勃勃生机。 湖水凝结成冰，还没有消融，仅有几处化开了，色泽较深而且渗着水。我在那儿干活的几天里还飘过几场小雪；但当我走在回家的路上，从林中走向铁路时，路上大部分的地方，黄沙丘不断延伸开去，在朦胧的雾气中熠熠生辉，铁轨也在春日的阳光里闪烁着光芒。我听见云雀、燕子，还有其他小鸟欢聚歌唱，和我们一起开始新的一年。那是愉快的春天，让人抑郁的冬天正和冰土一起消融，冬眠的生命也开始舒展了。一天，我的斧柄掉了，于是我砍下一段青绿的山核桃木来做个楔子， 用石头将它敲紧，再把整个斧头浸到湖中，让楔子涨大。此时我看见一条花蛇蹿进湖水里，悠然自得地躺在湖底，竟和我待在湖边的时间一样久，大概不止一刻钟，或许因为它还未从冬眠的状态苏醒过来吧。在我看来，人类还处在低级原始的状态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若是他们能感受到万物之春的影响而醒来，他们必能跳跃到更高级、更升华的生命中。雾气缭绕的早上，我曾在路上看见一些蛇，它们的一部分肢体仍然麻木僵硬，等待着阳光来唤醒。4月1日下起了雨，冰雪融化了，早上的时候浓雾弥漫，我听见一只离群的孤鹅在湖面摸索哀号， 如同迷路一般，宛若雾之精灵。

我便这样接连几天伐倒树木，砍削房梁、门柱和椽子，所用的工具就是那把小斧，没有什么可传播或学者式的思想，只是自己歌唱：

人们说他们见多识广，看哪！他们生了翅膀： 艺术还有科学， 以及千般技巧； 但是，只有吹拂的风， 才是他们见识的全部。

我把主料砍成6英寸见方，大部分的门柱只砍去两边，椽子和地板只砍一边，其余部分保留树皮，这样，它们和锯出来的木料同样笔直，且更加坚实。每一块木料上我都仔细凿出榫眼，并削好榫头，因为此时我又借到一些工具。树林中的日子并不很长，不过我还是常带着面包和黄油当午餐，吃饭的时候顺便阅读用来包饭的报纸。坐在我砍下来的青松枝上，它们的清香染到面包上，因为我手上沾了一层厚厚的松脂。在我完工以前，松树已然成为我亲密的伙伴，虽然我砍伐了几棵，可并未与它们结下冤仇，反而更加亲近。有时，林中的漫游者会被我的伐木声吸引过来，我们就踩在碎木片上愉快地交谈一番。 我并没有赶工，只是尽力完成。到了4月中旬，我的屋架已经完工，可以立起来了。为了利用现成的木板，我买下了詹姆斯?柯林斯的小木屋。詹姆斯是爱尔兰人，在菲茨堡铁路上工作，他的木屋可是建得不同凡响。我去找他时，他刚好不在家。我在屋外闲逛，那窗户又高又深，所以刚开始屋里的人没注意到我。木屋很小，房顶是尖的，其余的没什么可看。周围的垃圾有5英尺高，像个废料堆。屋顶是最完好的部分，尽管其中一大部分都已被晒得焦脆变形。没有门槛，门下有个通道供鸡进出。柯林斯太太来到门口，请我到屋内去看看。我走进去，母鸡也被我赶了出去。屋子里很暗，大部分地板很脏，潮湿发黏，还在晃动，这一条那一条的木板都不能搬动，一动就会裂开。柯林斯太太点了盏灯，指给我看屋顶的里面和墙壁， 还有延伸到床下的地板。她提醒我不要踏进地窖，那只不过是个两尺深的垃圾坑。照她的说法，“头顶上是好木板，四壁是好木板，窗户也是好的”――原来是两个方框，只有猫从那儿进出。屋内有一个炉子、一张床、一个可以坐的地方、一个出生在这儿的婴儿、一把绸布遮阳伞、一面镀金的镜子、一个钉在橡木上的全新的咖啡磨，就这些了。这时詹姆斯回来了，交易很快谈妥。我当晚得付4美元25美分，他明早五点搬走，期间不得把木屋卖给他人，六点木屋就归我所有。他告诉我最好早点来，以免别人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某些数目含糊又绝不公平的要求。他向我保证，这是唯一的额外支出。六点钟，我在路上遇到了他们一家，拿着个大包裹，床、咖啡磨、镜子、母鸡全在里面了，除了那只猫；它跑到树林里成了野猫，后来我听说，它触碰了捕捉土拨鼠的机关，最终成了死猫。

当天早上，我就拆了木屋，拔出木板上的钉子，用小推车把木板运到湖畔，摊放在草地上，让太阳把它们晒干，恢复原状。一只早起的画眉在我推车经过林间小径时，给我送上一两个音符。年轻人派特里克故意告诉我，一个叫西莱的爱尔兰人邻居趁我装车的间隙，把能用的直钉、骑马钉和大钉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等我回来和他打招呼时，他站在那里，一脸满不在乎，昂着头得意扬扬地看着那堆废物。正如他所说，已没有什么事可做。他在那代表旁观者，让这微不足道的小事看起来像特洛伊城众神撤离一样。

我在一处向南倾斜的山坡上挖好了我的地窖，一只土拨鼠也曾在那打过洞，我挖去了黄栌和黑莓的根，清除了最深处的植物。地窖深7英尺，宽6英尺，一直挖到良好的细沙层，这样即使在冬天，土豆也不会冻坏。四周保持倾斜，并没有砌上石块，但阳光照不过来，因此没有沙粒掉下来。干这些活儿， 只不过花了两个小时。我特别喜欢挖土，几乎在所有纬度上， 只要挖到地下，人们得到的温度都均等。城里最豪华的宅院内，仍可找到地窖，宅主像古人一样把块茎植物贮藏于此，即使地面上的建筑消失很久，后人还是能发现地窖留下的凹痕。 房屋只不过是地窖入口的门面而已。

终于，5月伊始，在一些熟人的帮助下，我把屋架立了起来。其实请他们帮忙并非必要，我只是借此机会和邻居们套近乎。将屋架立起来，最荣耀的人莫过于我。我相信，有一天他们还会协助我建立更高的架构。7月4日，我开始搬进新屋居住，此时才把屋顶装上，地板铺齐，木板都削薄了，并且相扣交叠，绝对不会漏雨。但钉木板前，我已在屋子一端砌好了烟囱的地基，所用的足有两车的石块都是我在湖畔找到，用手搬到山上来的。

入秋后锄过庄稼，恰在必须生火取暖之前，我才把烟囱建好。之前我都是清晨在露天的地上做饭，我一直觉得这种方式比通常的方式更方便惬意些。如果面包还没烤好就刮风下雨， 我就在火上支起几块挡板，然后坐在挡板下看着我的烤面包， 这样度过几个小时的惬意时光。那些日子，我手上的活很多， 书读得很少，不过地上的碎纸，还有我的单据或者桌布，都给我带来了无限乐趣，和阅读《伊利昂纪》一样让我满足。

要是人们在建房时比我更深思熟虑，这是有益的，比如考虑考虑一扇门、一扇窗、一个地窖、一间阁楼在人的天性中有怎样的根基。除非是暂时需要，否则在你找到更好的理由之前，或许永远不必建造任何地上建筑。人搭建自己的房屋，就和飞鸟筑巢一样合情合理。谁知道呢，如果世人都能用双手建造房屋，用最简单朴实的食物养活自己和家人，那他们诗意浪漫的潜能定会得到充分开发，就像鸟儿忙碌时，歌声传遍世界。可是啊，我们就像八哥和布谷鸟，它们占据了其他鸟儿的巢穴下蛋，叽叽喳喳的不和谐音符怎能让行人听了快乐？难道我们要永远把建筑的欢乐转交给木匠？在多数人的经验中，建筑又有多大比重？散步时，我还从未遇到过有谁正从事建造房屋这项简单而自然的工作。我们属于一个群体。组成群体的成分里不单只有裁缝，还有牧师、商人以及农夫。要把人按能力这样分类，何时才能分完？又有何结果？毫无疑问，他人也能替代我思想，可是如果他这么做是阻碍我思想，那便不是我所希望的。

的确，这个国家有所谓的建筑师，我也曾听说一位建筑师有这样的想法：建筑物上的装饰具备真实的核心，具备必要性，因此才有一种美。这像是奉了神谕一般。也许在他看来， 这些都非常好，但他只是比普通业余美术爱好者高明一点儿而已。这位建筑学上满富情调的改革家，首先从飞檐入手，而并非由基础开始。他仅想着如何在装饰中蕴含真实的核心，如同在糖拌梅子中加入一粒杏仁或葛缕子――我倒认为杏仁不加糖最有益健康――却不想想其实住在房屋里的人，这些居住者会如何将房屋里外都建筑好，让那些装饰顺其自然。有哪个理性的人会认为装饰只是外在的、皮毛的东西――认为乌龟获得彩色的甲壳、贝类获得珠母的光泽，就像百老汇的居民获得三一教堂一样，需要签什么合同？一个人与他所住房屋建筑风格的关系，并不比乌龟与其甲壳的关系更紧密。士兵也不用那么无聊，把自己的勇气用精确的颜色标在战旗上。敌人自会知道，到了紧要关头，他就吓得脸色惨白。依我看，这位建筑师仿佛伏身在飞檐上，羞怯地向那些粗鲁的住户私语着他似是而非的真理，其实住户们懂得比他还多。我现在所见到的建筑之美， 都是由内而外渐渐萌发，源自居住者的需求和性格。居住者才是唯一的建筑师――建筑之美来源于下意识的真实感和高贵秉性，至于外表，他压根没有考虑。如果这美感注定要产生，无论多少，都是由于居住者已先在不经意间有了生命之美。这个国度里最富有趣味的住宅，画家们都知道，通常是穷人住的那些朴实无华、卑微简陋的木屋和农舍；房屋的诗情画意， 来源于居住其中的人们，而不是房屋的外部特征；同样有趣的还有市民在郊外搭建的那些箱子，他们的生活应如想象中一样简单，没有追求什么住所风格效果。大多数建筑装饰其实都徒有其表，一阵9月的风就可把它们刮干净，就像吹落借来的羽毛，对建筑本身毫无伤害。不在地窖里贮藏橄榄和美酒的人， 没有建筑物也能过活。如果在文学中也如此讲究风格装饰，如果我们《圣经》的建筑师也如教堂建筑师那样对飞檐花上过多时间，结果会怎样呢？那些美文和美艺，还有它们的教授就是这样过分讲究。几根木棍是斜放在上面，还是斜放在下面，还有箱子形状的房子应涂成什么颜色，的确事关重大；但如果一个人庄重地将木棍斜放做成箱子，并把它涂上颜色，那就有点象征意义了；可是灵魂离开居住者躯体的话，那他就无异于在造棺材，建坟墓了，“木匠”只不过是“制棺者”的别名罢了。有人说，当你对生活失望或麻木不仁时，抓一把脚下的泥土，将房子涂成泥土色吧。他是想到了他最后的安息之所，那个狭窄的小房子吗？抛枚铜币来抉择好了。他一定非常闲！为什么你要抓起一把泥土？还不如涂成自己的肤色呢，让它随你而变得苍白或绯红。真是个改进农舍建筑风格的创举！等你准备好这种装饰，我定会采用。

入冬之前，我造好了烟囱，房屋四周已经渗不进雨水，但我还是钉了一层薄木板。那些木板是从原木上砍下来的，都不太完美，而且比较潮，我得用刨子将边角磨平。

这样我便有了一个钉了木板、抹了泥灰的严实小屋了，长 15英尺，宽10英尺，立柱高8英尺，有阁楼、壁橱，每一边都有一扇大窗户，有两个活板门，房屋一头还有个大门，对面是砖砌的壁炉。我建房的确切花费，按所用原材料的一般价格，不计人工费，因为都是我自己动手做的，列出如下。之所以给出明细，是由于很少有人能准确说出他们建造房屋花了多少钱，而能说出各种材料费用的人，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

以上就是所有的材料，至于原木、石块和沙子，我在公共地带占地建房就有权使用。我还在旁边搭了个柴房，用的基本上是建房剩下的材料。

我还打算为自己建一座房屋，其宏伟和豪华程度要超过康科德主街上的任何房子，只要它能像现在这间屋子一样令我高兴，而且花费也不比这个更多。

由此我发现，想有个住处的学生完全能得到一座可住终生的房屋，而且花费不会高于他现在每年支付的租金。如果说我有点夸大其词，那我也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而夸大；我的缺点和前后矛盾之处并不影响我言论的真实性。尽管我有很多虚假和伪善的地方――就如麦子的糠秕和麦子已成一体，要去掉实在不易，我也同其他人一样对此感到遗憾――不过我还是要自由呼吸、挺直腰杆，这对于我的道德和肉体都是极大的放松；而且我已决定，决不屈辱地去做魔鬼的代言人。我要竭力捍卫真理。在剑桥学院1，一间比我这个房子稍大些的学生住房，每年仅租金就要30美元。学校还在同一个屋檐下毗邻建了32间住房，可谓物尽其用。居住者却要忍受邻居嘈杂无序带来的不便，也许还得住在四楼呢。我不禁想到，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能更明智，那样就不需要太多的教育，因为很多人已得到了足够的教育，而且很大程度上受教育要交学费这种现象也会消失。在剑桥学院或其他学校，学生为获取便利，耗费了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若是双方能妥善处理这类事情，那只消花费十分之一就够了。那些花费最多的东西，绝不是学生最需要的。比如说，学费是学期账单上很重要的一项，而学生与同时代最有教养者交往，并从中得到更多更有价值的教育，却无须付费。成立一个学院，通常的模式是：先从捐款人那弄来资金，然后盲目地按照劳动分工原则，分到不能再分为止――这个原则是非得慎而又慎才能遵从的――招来承建商把建校弄成投机项目，而实际奠基建校的，都是承建商雇来的爱尔兰技工之流，学生们却得让自己适应这里；这些疏忽失策，一代代的学子都得付出代价。我认为，对于学生或那些希望从学校受益的人，如果由他们自己来奠基建校，会比这要好。学生贪求闲暇和安逸，学校让他逃避人类必要劳动而获得闲暇，是可耻且无益的，能使闲暇变成丰富收获的那种经历，他却没领略到。 “但是，”有人说，“你应该不是主张学生要动手学习，而不是动脑学习吧？”没错，但是我主张学生应该多多思考；我认为他们不该游戏人生，或者纯粹是研究人生，社会花了昂贵代价支持他们求学，他们应该自始至终热诚地生活。年轻人学习生活的最好方法，莫过于进行生活实践。在我看来，这种生活实践能像数学一样锻炼他们的心智。比如，若是我想孩子了解艺术和科学，我就不愿按老方法，把他送到教授那去，那里什么都教，什么都练，唯独不教生活的艺术――通过望远镜或显微镜来观察世界，却不用肉眼来观看；学习了化学，却不知道面包是如何做成的；或者学习了机械，却不明白如何操作；发现了海王星的新卫星，却没发现自己眼中的微小尘埃，也没发现自己是哪一个流浪汉的卫星；在一滴醋里观察着怪物，却浑然不觉自己快被四周的怪物吞噬。一个孩子自己开采出铁矿石又自己炼铁，并且尽可能地多阅读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最后自制出一把折刀；另一个孩子则在冶金学院里听技术课，最后收到父亲给的一把罗杰斯牌折刀；试问，一个月之后，哪个孩子进步最快？哪个孩子会被折刀划破手指？我大学毕业时，他们说我已学过航海课，这真让我大吃一惊！若我能亲自到港口去转一圈，学到得会更多。穷学生学，也只能学政治经济学，而生活经济学，这门与哲学同义的课程，甚至没在我们的大学中认真教授过。最后的结果是，儿子钻研着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的经济学说，而父亲却负债累累。

1 哈佛大学最早名为剑桥学院。

对于学校，对于其他上百样“现代化进步”，人们有种错觉，以为它们都是在改善人们的生活，其实并非如此。魔鬼靠着最初的投资，不断加股，永远索取着复利。我们的发明如同漂亮的玩具，让我们无法专注严肃的事情。这些发明改变的只是手段，而目标依旧没有实现，其实这个目标早就能轻而易举地达到，如同通往波士顿或纽约的铁路一样。我们急不可耐地要修从缅因州通向得克萨斯州的磁力电报线，可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之间，好像没什么重要讯息可发。这种情形就像一个人渴望拜见一位耳聋的贵妇，可当他最终与她见面，将她助听器的话筒握在手中时，却发现没什么可说。仿佛主要目的是要赶快把话说出来，而不是要说得有理。我们迫切地要在大西洋底铺隧道，让旧世界和新世界的距离缩短几个星期；可是传入美国人的偌大耳朵中的首条信息，或许是阿德莱德公主害了百日咳之类的新闻。总之，一个骑马飞奔、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是不会携带最重要的讯息的；他不是福音教徒，他来回奔跑也不是为了吃蝗虫和野蜜1。我怀疑英国的著名赛马飞童有没有载过一粒玉米到磨坊去。

有人对我说：“我很好奇你为何不攒点钱，你喜欢旅游， 那就可以坐上车，今天就上菲茨堡去游历一番。”可是我比这更聪明些。我明白，最快的旅行方式就是步行。我便对我朋友说，不妨我们试试，看谁先到那儿。距离是30英里，车费是 90美分，几乎是一天的工资了。我记得修建这条铁路的工人一天只挣60美分。那么，我现在步行出发，天黑之前就能到达；一周来我都是保持这样的速度行走的。而我走路的时候， 你在挣路费，等你到达那儿，也得要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了，这还是在你及时找到工作的前提下。你花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在这儿干活，而并没有立刻动身去菲茨堡。这样来看，倘若铁路能绕世界一圈，我想我总还是赶在你前面；至于你说的什么游历河山、多点儿人生阅历，我就不再理会了。

1 这里指基督教《四福音书》作者之一的约翰在传道时吃蝗虫和野蜜的事情。

这是一个普遍法则，没人能战胜，至于铁路，我们可以说它有多广和有多长。要把铁路修到全世界人都能乘坐，等于把地球表面都弄平整来铺铁轨。人们糊涂地认为，只要不停地铺轨，他们就最终能到达某个地方，以后就用不了多少时间，也花不了什么钱；可成群的人奔向车站，售票员喊道：“大家都上车！”等到烟尘散去、蒸气凝成水滴，这才看清楚，只有少数人登上了火车，其余的却被车轧了过去，这就被称作“一个可悲的事故”，确实如此。毫无疑问，那些通过劳作挣车费的人，最终还是能乘火车，如果他们能活到那时的话。不过也许那时他们已失去了身体的弹性，也没有当年乘车的欲望了。花了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来挣钱，就是为了在最不美好的时间里享受一点儿可疑的自由。这让我想起了那个英国人，为了能回英国过上诗人般的生活，他先跑到印度去发财。他应该搬进阁楼立刻开始诗人生活才对。“什么！”一百万个爱尔兰铁路工人从工棚里向我呼喊，“我们修的铁路难道不是好东西吗”？嗯，我回答，相对来说是好的，其他事情可能更糟。但是，因为你们是我的手足兄弟，我希望你们能有比筑路挖掘更好的方式来度过时光。

在我的小屋建好之前，我想用某种老实且快乐的方法挣上十几块钱，以应付我额外的开支，于是，我在2.5英亩的屋边的沙土地上种了点东西，多数是蚕豆，还有少量土豆、玉米、 豌豆和萝卜。这块地总面积11英亩，大部分地方都生长着松树和胡桃树，上一季的地价是8美元零8美分一英亩。有个农民对我说，这块地“毫无用处，只能养些吱吱叫的松鼠”。我不是这块地的主人，只是暂居在此，所以并没浇粪施肥，我也不希望种这么多地，也就没有一下子把地都犁好。犁地时我挖出了几大堆树根，这让我很长时间都有柴烧，于是我留下了几小块处女地，夏天的时候能很轻易地分辨出它们来，因为那儿的蚕豆长得非常繁茂。那些卖不出去的屋后的枯木，还有湖上漂来的浮木，也成了我的燃料。为了耕地，我不得不租一匹马，还雇了一个短工，不过掌犁的还是我自己。第一季度我的农场用于工具、种子和人工等方面的支出，共计14.725美元。玉米种子是别人给我的。除非大规模种植，否则种子实在花不了几个钱。我收获了12蒲式耳1蚕豆、18蒲式耳土豆， 还有一些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得太迟，没有收成。 农场的总收入如下：

1 英、美计量体积的单位，在英国，1蒲式耳约相当于36.37升；在美国，1蒲式耳约相当于35.24升。

23.44美元减去支出 14.725美元结余 8.715美元。

除去我消费掉的和手上存有的一些产品外，估计约值4.5 美元――这笔钱足以抵偿我没有种植的那一点儿菜蔬。总体来看，也就是说，考虑到人的灵魂和时间的重要性，虽然这个实验占用了我短暂的时间，不，正是因为它短暂，让我相信那年我比康科德任何农夫的收成都好。

第二年，我干得更欢了，我把需要的土地都用铁锹翻了一遍，大约是三分之一英亩。这两年的经验告诉我，不要被那些农业著作吓到，包括亚瑟?杨的作品在内。我发现如果一个人只想简单地生活，种的粮食只供自己吃而不拿来出售以换取更奢侈昂贵的货物，那他只需耕种几平方竿1的地便足矣。用铲子比用牛耕便宜，每次可以换新地耕种，而不必给旧地施肥。 这些必要的农活，夏天空闲时稍微做一做就足够了，没必要像现在这样，被一头牛、一匹马、一头母牛或是一只猪拖累。我希望能从一个不在乎当前社会经济措施成败的人的立场出发， 公平公正地谈谈这方面的问题。我比康科德所有农夫都独立，因为我没有被房屋或农场束缚，可以随意按自己的意向行事，即使这意向每一瞬间都变化多端。此外，我的境况比农夫要好得多，若是我的房屋被烧毁或者庄稼歉收，我仍然可以和从前一样过得好好的。

1 1平方竿等于25.3 平方米。

我一直在想，不是人雇用了牲畜，而是牲畜雇用了人，因为人雇用牲畜本该更为自由的。人和耕牛交换了彼此的劳动， 但如果只考虑必需劳动的话，倒是耕牛占了更大优势，它们的农场也大得多。人担任的一部分交换劳动，就是割上六个星期的草料，这可不是件容易的差事。当然，没有哪个国家在各方面都生活得很简单，也就是说，没有哪个贤哲民族愿意犯这种大错，让牲畜来劳动。确实，这样的贤哲民族以前没有，将来也不一定会有，即使有，我也不敢说它一定是美满的。可是， 我永远不会驯马养牛，让它们为我做工，因为那样我就只是马夫或牧人；如果说雇用牲畜似乎能让社会受益，那我们能肯定一个人的赢利就不是另一个人的损失吗？能肯定马厩里的马夫和他的主人一样心满意足吗？确实有些公共工作没有牛马相助无法开展，从而得让人和牛马共同来分享这荣誉，但这能否推理说，人类一定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来完成这些工作？当人依靠牛马的辅助，做了许多不仅多余浮华，更是奢侈无用的工作， 这样不可避免地有少数人得和牲畜交换劳动，换句话说，他们成了最强者的奴隶。人不仅得为满足体内的兽性而工作，还得为身外的牲畜工作。虽然我们已有不少砖瓦石块建成的牢固房屋，可农夫的家境是否殷实，还得看他家的牲口棚的豪华程度超过他的住房多少。据说这个镇上有供耕牛、奶牛和马匹居住的最大的房屋，公共建筑也毫不逊色；可是却几乎没有可供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大厅。国家用高楼大厦来给自己立纪念碑，可为何不用抽象思维的威力来纪念呢？一卷印度古经《薄伽梵歌》远比东方的全部废墟更可赞叹！高塔与寺院是王室的奢靡。淳朴而独立的心灵是不会受任何帝王驱使的。天才不是帝王的侍从，也不是金银石头这些物质的奴仆，他们屈从的情形极为罕见。请告诉我，敲击塑造这么多石头，是为何目的呢？我在阿卡狄亚时，没看到什么人在雕琢大理石。许多国家都沉浸在勃勃野心中，想留下一堆雕琢过的石头流芳百世。 若是他们用同样的心血来雕琢自己的风度，那又会怎样呢？一份真知灼见，要比矗立一个高耸至月亮的纪念碑更值得后世怀念。我更爱看见石头待在它们原来的地方。底比斯城的宏伟是一种庸俗的宏伟。有着一百个城门的底比斯城，早就偏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怎比得上围绕老实人田园的一平方竿的石墙那样合理。野蛮的、异教徒的宗教和文化建造了华丽的寺院，而被你们称为基督教的却没这样做。一个国家雕琢的石头，大部分只用在了坟墓上。它活埋了自己。至于金字塔，比建筑物本身更让人惊叹的是，竟然有这么多人饱受屈辱，穷尽一生为某个愚笨的野心家建造坟墓。倒不如把那家伙扔到尼罗河里淹死，再将他的尸体拿去喂狗，这倒是个更聪明更有气魄的举动。也许我可以为他们或那些野心家编造些借口，不过我才没有时间呢。说到建筑师对宗教的信仰和对艺术的热爱，全世界几乎都一样，不论是埃及的神庙还是美国的银行大厦，终究是代价大于使用价值。建大楼的主要动机是贪图虚荣，再加上对大蒜、面包和黄油的追求。巴尔康先生是个前途远大的年轻建筑师，他崇拜并追随维特鲁威1，用硬铅笔和直尺设计出图样，交到道勃逊父子采石公司去。被人们轻视了三千年的东西又开始受到敬仰。至于你们那些高塔和纪念碑，镇里曾有个疯子要挖掘一条通往中国的隧道，已经挖得很深，据他说都可以听到中国茶壶和烧开水的声响了；我是不会特地去赞美他那洞的。许多人都关注东方和西方的纪念碑，想知道是谁建造的。 我倒是想知道，当时谁没有造这些东西，他们才是超脱于琐事之上。好了，我还是继续做我的统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