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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登湖 梭罗 2904 字 4个月前

多年来,我自封暴风雪与暴风雨督察员,并且非常尽职尽责;我还是测量员,虽不测量公路,却丈量森林小路和所有的田间小道,使其保持通畅;还有深谷沟壑,确保其四季通行, 大众的足踵已印证了它们的功用。

我曾看管过镇上的野兽,它们跳过篱笆,给忠诚的牧人带来很多麻烦;我也曾留意人迹罕至的农场角落,虽然并不知道约拿斯或所罗门是否还在某块地里干活,但那不关我的事;我还浇灌过鲜红的越橘、沙樱和荨麻,以及红松和黑梣,还有白葡萄和黄色紫罗兰,否则它们可能早在旱季枯萎了。

总之,这些事我干了好长时间(说此话我没有一点炫耀), 一直忠于职守,后来,我越来越发现同镇人是绝不会把我列进公职人员名单里的,也不会发点薪水让我安享闲差。我所记的账,我发誓都是真实的,不过从来没人查,没人认,更没人付款结算。但是,我的心思也没在这上面。

前不久,有个四处卖货的印度商人来到住在我附近的那个著名律师家推销篮子。“您买篮子吗?”他问。“不,不买。” 对方回答。“什么!”印度商人嚷嚷着走出院门,“你是想饿死我们吗?”原来,印度商人看到勤劳的白人邻居生活如此富裕,律师只要编些辩词,就能神奇地得到财富和地位,那时他心想:我也要做这生意;我可以编些篮子;这活我会干。他以为篮子编好,他的任务便完成了,接下来就该轮到白人来买篮子。他不明白自己做的东西要值得别人买,或者至少让别人认为值,否则就该做点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我也曾编过一种精致的篮子,但并没把它编得能激起人们的购买欲。不过我非但没觉得这篮子不值得编,也没去研究怎样让它迎合别人的需要, 倒是琢磨过该如何避免将它们卖出去。众人称羡并认为成功的生活不过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何必夸耀某种活法而贬低其他活法呢?

市民们大概是不会在法院、教堂或其他什么地方给我提供个职位,我必须另谋他路,于是更加义无反顾地面向森林,那里的草木对我更熟悉。我决定立刻就开工,而不必等通常所谓的资金,就用我手上的那一点微薄钱财吧。我去瓦尔登湖的目的,不是想节俭或奢侈地生活,而是为了办点私事,在那里能将麻烦减到最小;免得我因为没什么常识,也缺点雄心壮志和商业才能,做出些凄惨的蠢事来。

我一直努力养成严格的商业习惯,这对每个人都是必要的。如果和“天朝1”做生意,在海边设个小财务室,比如位于塞勒姆港口之类的地方,便足以开展业务了。你可以出口一些本国的物品,纯粹的土特产,大量的冰块、松木,以及一点花岗石,用当地的船只运出去。这样的生意应该不错。所有大小事务你都亲自打理;既是领航员又是船长,既当货主又做保险商;买进卖出,同时还得记账;凡收到的信都一一过目, 发出的信也都亲笔起草或审阅;日夜监管着进口商品的卸货; 几乎同时出现在海岸的若干地方,通常载货量最大的船是在新泽西口岸装卸;自己还要兼任电报员,不知疲惫地调试设备与所有过往船只保持联系;给远方一个需求旺盛的市场稳定供货;要熟悉市场行情,了解各地战事及和平的可能性,预测贸易和文明的发展趋势――利用一切探险活动的结果、新航道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得研究航海图,明确定位珊瑚礁、新灯塔和浮标,并再三修订航海图表,因为计算上的一点疏漏会让本该抵达某个友好港口的船只撞上礁石而四分五裂――法国航海家拉?佩鲁兹2的命运真是难料;还要紧跟宇宙科学的步伐,

1 指旧时中国。

2 拉?佩鲁兹(La Perouse,1741―1788),法国航海家。

研读从航海家汉诺和腓尼基人直到我们当代所有著名的发现者和航海家、冒险家和商人的生平;最后,要掌握实时库存信息,明白自己的经营状况。这确实是一个考验人各种能力的苦差――诸如赢利、亏损、利息、皮重和损耗等问题,都得十分精确,这得具备万种知识才能应付啊。

我曾想过瓦尔登湖应该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不仅因为它有铁路和贮冰业,还有其他有利条件。但将这些条件公之于众恐非明智之举。瓦尔登湖是一个优良的港口和基地。没有如涅瓦河区那样大的沼泽需要填,你每到一处还得努力打桩。据说,一旦涅瓦河洪水泛滥,加上呼啸的西风和冰块,可以将圣彼得堡从地球表面冲走。

由于我这一行不用通常所需的资本便可开工,我是从何处弄到那些必不可少的行头,确实不好推测。来谈谈问题的实质吧,先说说服装,我们买衣服多是出于新奇或者顾虑别人的看法,而不太考虑真正的实用性。让那些有工作的人再次牢记穿衣的宗旨,首先是保持体温,其次是为了在社会中遮掩**的躯体,那么他们便可判断,有多少必须或重要的工作,是不必往衣橱里添置新衣就能完成的。国王和王后的衣服常常只穿一次,尽管有御用裁缝专门缝制,却没能体会穿上合体衣服的舒适心情。他们和挂干净衣服的木架差不多。而我们的衣物一天天和我们融为一体,烙上穿衣者的印记,直到抛弃它时还犹豫不决,竟如要抛弃自己的躯体般闷闷不乐。我不会因别人穿有补丁的衣服而对他轻视;但我确信多数人在衣服上花的心思甚多,要穿得时尚,至少要干净整洁、没有补丁,至于自己有无健全的良心,却不太在乎。不过即使破洞没有缝补,也没什么大不了。有时我会这样来测试一下认识的人――有谁愿意穿膝盖上有补丁,或者多了两条缝线的衣服?大多数人的言行表明,好像这样的穿着会毁掉他们的前程。他们宁可蹒跚跛行, 也不愿穿条破裤子上街。若是一位绅士发生意外腿受伤了,常是可以补救的;但要是裤腿破了,却没法补救了;因为他所关注的,并不是真正值得尊重的东西,而只是那些受人尊重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人很少,却认得许许多多的衣服和裤子。你把自己的最后一件衣服给稻草人穿上,一丝不挂地站在旁边,路过之人谁不会立刻就向稻草人行礼呢?某天路过一片玉米地, 在那戴了帽子穿了衣服的木桩旁,我认出了农场的主人。他比我们上次会面时更沧桑憔悴了些。我曾听说,有条狗对每个靠近他主人领地的陌生人都狂吠,却对一个不穿衣服的小偷乖乖听话。假如人们都除去衣衫,能多大限度地保持他们的身份, 这可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每个人都赤身**,你能在这一群文明人中看出谁最尊贵吗?法伊弗夫人1在从东到西的环球旅行中,当她很接近俄罗斯的亚洲地区时,她说觉得有必要换下旅行装束再去拜见当地长官,因为她“是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这里的人都是根据衣着来评价人”。即使在我们这个民主的新英格兰城中,如果有谁突然富起来,只要穿得讲究、出行豪华,就会得到众人的敬慕。但那些发出敬慕之情的人,数量很多,却都是些异教徒,还得给他们派个传教士。此外,衣服是需要缝制的,这缝制工作可谓无休无止;至少缝件女人的衣服,是永远没有完工之日的。

一个人终于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并不需要穿新衣服上工, 旧衣服就足够了, 虽然旧衣服不知在阁楼里放置了多长时间,已经布满灰尘。英雄穿旧鞋的时间倒是比他仆人穿的时间长――如果英雄有仆人的话――赤脚的历史可比穿鞋的历史要长,英雄自然可以赤脚。只有那些要去参加晚宴或是要到立法院的人才需要穿新衣,衣服经常更换,衣服里的人同样也在不停变换。不过若是我的夹克、裤子和鞋帽可以穿去拜祭上帝,那穿着又何妨呢?有谁的衣服是真正穿到破旧得简直要还原成织布原料,就连送给穷人都不能算是善举的?说不定穷人还会将它转送给更穷的人,或者应该说是更富的人,他一无所有都能维持自己的生活。要我说,应该小心那些须穿新衣服的行当,而并非穿新衣服的人。假如不是不断有新人,新衣服做出来适合谁穿呢?如果你有什么事业要做,不妨穿着旧衣服去试试。人们需要的是做事情,或者有所作为,而不是做事时穿什么衣服。也许我们永远不必添置新衣服,无论旧衣服如何破旧肮脏,直到我们已向某个方向前进,才发现自己焕然一新, 犹如旧瓶装入了新酒。我们更换衣服的季节,就像飞鸟脱毛, 定是生命中的转折点。潜鸟会躲到僻静的池塘边脱毛,还有蛇蜕皮、蛹虫出茧亦是如此,都是身体由内而外不断成长扩展使然,我们的衣服也只不过是我们最表面的角质和尘世的枷锁。 否则我们会发现自己在伪装下前行,最终难免被自己和全人类的意见摒弃。

1 法伊弗(Ida Pfeiffer,1797―1858),环游世界的旅行家。

我们穿上一件又一件的衣服,就像外生植物般需要外部的滋养才能成长。最外面的衣服通常轻薄花哨,这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是假皮肤,并非我们生活中密不可分的部分,这里或那里剥点下来,也不会伤及生命;较厚的衣服,常常会磨损,那是我们的细胞壁,或者说是外皮;而我们的衬衣就如同韧皮,或者是真正的树皮,剥下来的话不能不连皮带肉,堪称致命打击。我相信所有的物种在某些季节里都穿着类似衬衣的东西。我们所期望的,是一个人能穿得如此简单,这样便可以在黑暗中触摸到自己,他能在各个方面都细致周密、准备充分,倘若敌人来袭,他能像古代的哲学家一样,空手徒步出城,不用担心什么。一件厚衣服大致能抵得上3件薄衣服,廉价的衣服也可按顾客接受的价格买到;一件厚上衣5美元便可买到,能穿好多年,厚裤子2美元,牛皮靴1.5美元,遮阳帽才25美分,冬天的帽子62.5美分,或许自己在家做的帽子更好,花费微不足道。穿上这样一身自己挣来的衣服,怎么还会因为贫穷而没有智者向他致敬呢?

当我想定做某种款式的衣服时,女裁缝一脸正经地告诉我:“他们现在不时兴这个款式了。”她语气里一点没强调 “他们”这个词,好像她引用的是如同命运之神般超凡权威的话,我发现很难得到自己想要的衣服,原因仅是女裁缝以为我在开玩笑,觉得我太鲁莽了。听到这番神谕,我陷入了沉思, 把那句话中的每个词都再单独强调了一遍,以便理解它的含义,好让我弄清“他们”和我到底有多少血缘关系,在这件与我有密切关系的事情上,“他们”有多大的权威。最后,我要用同样神秘的方式来回答她,也没有强调“他们”这个词―― “是没错,近来他们不时兴做这个款式,但现在他们又时兴了。”如果她不量量我的性格,只量肩宽,好像是在量一个挂衣服的架子一样,这样测量有什么用?我们不崇拜美惠三女神,也不崇拜命运三女神,我们崇拜的是时尚女神。她纺织, 她剪裁,她有无上权威。巴黎的猴王戴上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也效仿。世间本来有些简单朴实的事,却还得要别人帮助才能完成,这让我有时感到绝望。首先我们得有个强大的压榨机,把人们的旧观念压榨出来,使他们不能立刻用两条腿站起来;然后再看,有些人脑袋中的旧观念,没人知道是由何时放进去的虫卵孵化而成,即使一把火也烧不断根,你的努力只是徒劳。反正我们别忘了,有一种埃及的麦子是传自一具木乃伊,一直传到我们这代。

总的来说,我认为不管是在我们国家还是其他国家,服装都没有达到艺术的尊贵地位。目前人们都还是有什么穿什么。 就像失事船只上的水手,漂到岸上,找得到什么就穿上什么, 但是没走多远,不论空间上还是时间上,他们就开始嘲笑彼此的衣着。看到亨利八世或者伊丽莎白女王的装束,我们就觉得好笑,仿佛那是食人岛上的国王和王后的打扮。任何衣着离开了人,都变得可怜怪异起来。任何穿衣人,只要有如炬的目光和真诚的生活,就能抑制哗笑,使他的衣服也神圣起来。剧中穿得色彩斑斓的小丑突然腹痛,他的服饰同样表现出这痛苦的情绪。士兵被炮弹击中,破烂的军装就宛如高贵的紫袍。

世间男女对新式样幼稚野蛮的嗜好,让多少人不停晃动万花筒,想从中找出这一代人要求的流行款式。制造商也知道人们的口味反复无常。两款衣服仅是几根线的区别,而且线的颜色还都差不多,这款立刻卖出去了,而另一款则躺在货架上。

然而过了一季,后者反而又成了最流行款,这种事常常发生。

相比而言,文身并非人们说的那般野蛮,因为文身不过是刻在皮肤上,而且不会改变。

我不认为服装厂是人们获得衣着的最佳模式。我们工厂的情形是越来越像英国工厂了;这不足为奇,因为据我听到和观察到的,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让人们穿得更好更朴实,而是为了更赚钱,这点毫无疑问。从长远来看,人类总能达到他们的目标,因此尽管可能会一时失败,还是不妨把目标定得高些。

至于住所,我并不否认现在它已是一种生活必需品,虽然有不少例子证明,在更寒冷的北国,人们没有住所也能生活很长时间。塞缪尔?莱恩1说:“北欧的拉普兰人身穿皮衣, 头上、肩上套着皮囊,整夜整夜地睡在冰雪上……那寒冷的程度足以冻死任何穿羊毛衣服的人。”他亲眼见过他们这样睡觉,又补充道:“但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更结实。”或许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不久之后,就发现了房屋的好处,即家的舒适,这句话可能最初更多指的是房屋的舒适而不是家庭的舒适;然而在有些地方,这种说法极其片面,那里的人一说到房屋就会联想到冬天或雨季,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只要一把遮阳伞便可,无须房屋。我们所处的气候,以前夏夜里只用稍微搭盖一下就行。在印度人的记事法中,一座圆锥形小屋是一天行程的符号,树皮上刻着或画着的一排小屋代表他们露营了多少次。 人生来没有硕大强壮的肢体,所以得想方设法缩小他的世界, 用墙壁围起一个适合自己的空间。起初他赤身**,生活在户外,晴朗温暖的气候里,白天是过得舒适,但还有雨季和冬天,更别提炎炎夏日了。若不是赶快寻求房屋这个庇护之所, 人类可能早在萌芽时期就灭种了。传说中的亚当和夏娃,在穿衣服之前是以树叶遮体。人需要一个家,一个温暖或者舒适的地方,首先是肉体感到温暖,其次才是情感上的温暖。

1 塞缪尔?莱恩(Samuel Laing,1780―1868),英国作家。

可以想象有那么一段时间,人类还处在婴幼儿期,有些富有进取心的人爬进岩洞躲避风雨。每个孩子都在一定程度上重复着这段历史,他们喜欢待在户外,哪怕天气又湿又冷。孩子们除了骑马游戏,还喜欢玩跳房子游戏,这是他们的本能。有谁会忘记小时候发现洞穴或靠近岩洞时的兴奋心情?这种自然渴望是天性,遗传自我们最初的祖先,而且它至今仍在我们体内。从洞穴开始,我们进步到用棕榈树叶、树皮、树枝盖房顶,编织可以拉伸的亚麻屋顶,后来又搭盖青草和稻草屋顶、 木板和木瓦屋顶,直到石头和砖瓦屋顶。最终,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露天生活,我们的室内生活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家里的炉火离田地可有很大的距离。如果我们能有更多的白昼和黑夜是在与天体间没有任何阻隔的情形下度过,如果诗人不是一味在屋檐下吟诵,如果圣人也没有在房屋内逗留太长时间,一切也许都会好些。鸟儿不会在洞中歌唱,鸽子也不会在鸽棚里露出它们的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