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知晓如何恰当选择的人来说，书本包含着许多令人愉快的品质。

——蒙田

16世纪的法国散文由两位文学史上最具创意、最讨人喜欢的思想者统领：拉伯雷和蒙田。拉伯雷生活在前半个世纪，蒙田则生活在后半个世纪。这两位的脾气相差颇大，拉伯雷幽默快乐、精神饱满，蒙田满面忧郁、时常沉思。而且，没有证据显示蒙田了解另一位伟大前辈的作品。蒙田是一位充满书呆子气的古典学者，对纯法国的事物有点儿轻蔑。就像某人发明某物一样，他们两人一起创造了法国散文，并且对英国散文作家和讽刺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俩建立的传统流传至今，直接影响了阿纳托尔·法朗士这样的现代作家。

在文学界，有两种罕见的人才：会写诗的诗人，会搞笑的幽默作家。拉伯雷很会搞笑。各种幽默作家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作品的题材是严肃的哲学还是轻松的随笔。我们可以通过几个例子说明一下这个问题，而不是给出解决方案。乔纳森·斯威夫特的笑料能让你笑得全身发抖，但他的幽默带着伤感，从来不会令你放声大笑。他肯定是认识拉伯雷的。狄更斯和马克·吐温在内心深处都是严肃的人，理解民间疾苦，因此他们的笑料会让你咯咯笑或尖声笑，同时感到一种荒诞的快乐。拉伯雷也是如此。他是一个智者，也是一个段子高手。他的几部小说相互有联系，但并不紧密。在小说中，他向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推出了巨人英雄卡冈都亚及其儿子庞大固埃，以及书中最迷人的角色、和蔼可亲却一无是处的巴汝奇。他们在冒险中相遇相离，回顾当时整个社会生活的状况，全都从广阔但讽刺的角度描写，真实而滑稽地反映了人性。小说对各种身份、各种类型的人，尤其是有文化的职业，比如牧师和律师，进行了严厉的敲打。拉伯雷曾经做过修道士，后来成为医生。他并不敬畏礼袍(2)和学历。他的作品和所有优秀的幽默作品一样，在肆意的玩笑下有着基本的严肃。他对“穿皮毛法袍的猫”的嘲笑，是带刺的嘲笑，如果大声读出来，可能会招来厄运。他的不敬冒犯了当时某些心胸狭窄的人，他的讽刺和粗俗与我们现在某些最细腻的情感相违背，但他那些天大的笑话，正如他的巨人英雄卡冈都亚一样，能让一本正经的表情变形，能治愈伪善和忧郁——前提是那些心智和灵魂的疾病还有救。他拥有海量的词，有些词是他造出来的。他将各种形象和类比层层堆叠，简直太多了。他很幸运（或者说我们很幸运），17世纪的两位英语译者厄克特和莫特重现了他那急速充实的风格、荒诞滑稽的词句，并由此丰富了英语的语言，但其中有些词是不允许出现在我们现代的礼节性对话中的。所以，他的作品虽然喧闹搞笑，但有点儿精力过剩。厄克特和莫特的译本是经典，被重印了许多次。伦敦的查托和温达斯书屋推出的一个版本配有古斯塔夫·多雷的插图，风格跟小说本身一样活泼。莫利世界文库收藏了一个删节版，专为那些需要现成的精选文学的读者准备。我相信，任何肠胃健康、心智正常的读者都可以将拉伯雷的作品囫囵吞下，而不会有副作用。拥有细腻的文学感受力和完善的道德判断力的柯勒律治说过：“拉伯雷著作的道德高度能让教会目瞪口呆，让教徒唉声叹气。我可以写一篇论文赞美它，满篇都是事实，只有事实。”但拉伯雷不需要这样的论文。他本来就很圆满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能让你笑到尖叫。

“开心起来吧，伙计们，打起精神来！”这就是拉伯雷传递的信息与感情。蒙田对欢乐的伙伴不感兴趣，只会静静地与自己的天性和书本交流。在众多文学体裁中，随笔是唯一无法被断定其来源和发表日期的体裁。戏剧、抒情诗、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起源都能隐隐约约地追溯到过去的某个时段，但是我们无法明确地断定随笔是由哪一位天才创造或者发明的。随笔本身带有日期，在那日期之前它不存在，在那之后它就永远存在了。1571年3月，米歇尔·蒙田离开扰攘的尘世，隐居在他家城堡的一座塔楼中，开始跟自己聊自己的事。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构思随笔。九年后，他的《随笔集》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作为第一位随笔作家，他也是最伟大的一位。如果你认为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论文也算随笔，那么在蒙田的生前与身后，在所有语言的文学中，有过很多杰出的随笔作家。但是隐居在那座塔楼里的蒙田仍然统领众人，是公认的将军。

“我对着纸张说话，就像对着遇见的第一个人说话一样。”蒙田写道。在另一页中，他又写道：“我自己就是我的著作的根基。”再没有别的人，能站在一个比他更坚实的地基上，对着纸张说出比他更多样、更有用的话了。我们从《随笔集》的目录就可以看出它的题材多么广博。蒙田将自己的藏书消化吸收，使之成为自己的第二天性。他还以深入自身的好奇和客观超脱的态度检视自己的人性。他是个怀疑论者，质疑自己所处的年代，但也宽容地相信那些有关人类美好品德的报道。他的矛盾，是人生的矛盾，是同一个人生观察者在不同情绪下的矛盾。“我不是哲学家。”他说道。如果哲学意味着理性的思想体系，那么他说得对。可是如果哲学家意味着热爱智慧，那么他是哲学家。他以钢铁一般的意志忍受着骚扰和身体的痛楚，没有一声抱怨。“世界，”蒙田说，“不过是胡言乱语罢了。”然后，他继续“胡言乱语”。

那真是一场精彩纷呈的对话！蒙田作品标准的英译本是约翰·弗洛里奥在17世纪早期翻译的。弗洛里奥的母语是意大利语，他通晓多种语言，是牛津大学的法语和意大利语老师。他这种超凡的语言能力，使坐在高塔上俯瞰世界的蒙田作品成为一部英语杰作。而隐世哲学家蒙田，对于英语读者、对于他自己的同胞来说，都是世上最好的伙伴。

没有哪位读者会觉得拉伯雷或蒙田晦涩难懂。对于读着他俩的著作成长起来的法国人来说，也没有人会觉得他们过时。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一种自由和轻松，就像伊丽莎白时代早期的英国散文作家一样。随着法国散文发展到17世纪，它的清晰度、规则性和形式逻辑都有所增进。差不多跟拉伯雷处于同一时代的加尔文，通过一系列清晰易懂的论文展示了他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是从他的拉丁语传达到法语文字中的。他的《基督教原理》是为特定学生撰写的，内容冰冷得令人敬畏，但他那出色的写作技巧将他从神学领域拯救出来，送入文学世界。17世纪早期，让·路易斯·巴尔扎克为法语散文提供了类似马雷伯为法语诗歌做过的服务（如果可以把这视为一种服务的话）：目标是改错、润色、校正韵脚和思想。这个理想实现了，因为处于那个“伟大世纪”（古典主义时期）的许多卓越的散文作家的作品都被送到学校——不论他们自己是否知情——交给了巴尔扎克。法兰西学院建成后，成为风格纯净的官方裁判与模范。更新、更严的高雅演讲术标准和西塞罗式的完美形式并没有对那个世纪的法国散文造成任何损伤，因为当时有很多天赋异禀的作家，而天才总能从老师那里学到思想不会被钳制的知识。我们也许还记得，不久之后的英国在法国的影响下，也发生了一场针对抑制和规范词句的运动。不过，英国人——与法国人相比——向来都倾向于漠视规则、我行我素。

对于某些思想家，我们很难判断他们是属于文学领域，还是属于某个特定的哲学或科学分支。不过，一般读者不需要做这种判断，因为他们可以追随着自己的兴趣，在书海中任意遨游——这是最好的阅读方式。不过，在这本供读者快速浏览的关于文学的书里，我们必须在法国人所谓的“漂亮文字”和不属于文学范畴（无论它多么重要）的作品之间画下一条宽阔的界线。先不考虑戏剧、小说、诗歌，光是对哲学进行一次简略而不充分的论述，就足以写出一部比我们这本书厚许多的著作。我们试图画下界线时，应该会做出很多错误判断，并且因此感到内疚。下面让我们通过几个例子摸索出一个粗略的划分原则吧！柏拉图是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弗兰西斯·培根和叔本华也是。从纯粹的文学角度来看，以下几位才华横溢的思想家可以被排除在文坛外：阿伯拉德、托马斯·阿奎纳、康德、黑格尔。我乐意接受任何针对这些例子的不同意见，因为，它们至少能指出我是在盲目的摸索中撞上了什么东西。

17世纪有两位法国哲学家，不仅在哲学领域有一定的造诣，在散文方面也是艺术大师，他们是笛卡儿和帕斯卡。笛卡儿教哲学说法语，就像培根教哲学说英语一样。到他们那个时候，大部分学术论文都是用拉丁语写的，而笛卡儿和帕斯卡则用传统的学术语言书写他们的大部分著作。笛卡儿用法语写的《方法论》是一部体现秩序、逻辑和思维方式的卓越范本——此后我们都将它当成法国散文的典范。至于笛卡儿的哲学，我们无法讨论，这个问题就留给哲学家吧。但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核心要点，一个恰到好处的要点：他是在蒙田去世后的一两年间出生的，他信奉理性，信任人类思考的能力。他的哲学始于他那句著名的开场白：“我思故我在。”他的思考如此精确，措辞如此亮眼，以至于他成为后世所有法国思想家的楷模，即使他们不同意他的观点。笛卡儿的主要著作已经被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进入世界文学的宝库。

笛卡儿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相信我们能够知道的所有真相都源自我们的内心。帕斯卡比笛卡儿晚一代，他不相信人类的理性，认为真相在我们身外，要靠信念追寻。他是异教詹森教派的信徒，试图从内部改革天主教教会，并且攻击耶稣会。那是一场古老的纷争，对我们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但它是帕斯卡的《致外省人书》和《思想录》的创作背景。这两本著作将神学争论和宗教思考写成了令人愉快的文学作品，因而独树一帜。帕斯卡是一位格言大师，用一句话就能包含一整章的深意。他崇拜蒙田，他的作品能让蒙田满意。伏尔泰满意地评价他的《致外省人书》道：“这本书囊括了所有雄辩技巧。”

古典主义时期最多产、最积极的散文作家要数波舒哀，他精力旺盛，工作勤恳，曾经做过老师、牧师和主教，并且是当时的法国文坛领袖。他的地位并非通过文学艺术作品得来，而是通过布道、众多有争议的论文与演讲得来，并且在法国文学学者的心目中一直保持至今。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一位演讲艺术家，他的演讲雄辩有力。但演讲术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在历史上并没有受到太多重视。也许波舒哀一直是一位讲究方法与效果的演讲家，不论是在英国女王的葬礼上，还是在谴责剧场的滥用，或者批评新教徒，或者宣传正统的天主教教义上。他并非沉闷的传道士。他拥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善于运用表达艺术控制他人的思想。他学识渊博但并不迂腐，是虔诚教徒但并不偏执，打击凌厉但维护公平。虽然他善于展示出宏大的气势、有力的言辞，但总体上，他简单、诚恳，善于把握从崇高到普通的多种心态和语气。

另一位擅长演讲但不如波舒哀有力的牧师是康布雷的大主教费纳隆。他性情温和，其作品主要是关于他的职业，以及他在教育、道德和宗教方面的思想演变。未曾体会过天主教国家精神的读者必须记住，在那个伟大的时代，有文化的人很自然会走上牧师这条职业道路。我们会发现，有枢机主教担任首相，有各种级别的牧师为散文与诗歌的世界大书库做出贡献，这种现象就跟意大利的画家不仅能穿画室里的罩衫，也能穿修道士的礼袍一样。费纳隆在《寓言集》中表达道：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我们应该忘记自我，将基督视为人类的救赎者，而不是某位特定罪人的救赎者。波舒哀抨击这种言论，费纳隆的著作遭到罗马的谴责。两位牧师都在文学上青史留名，他们的争论孰是孰非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教皇英诺森七世也值得在文学史册上留下一笔，因为他谴责费纳隆的话中透着幽默的智慧。他说，费纳隆错在太过于热爱上帝，而波舒哀则错在太不热爱邻居。费纳隆确实热爱他的同胞。他在一部类似寓言的作品《忒勒马科斯历险记》中勾勒出一个奇妙的乌托邦社会，这成为18世纪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某些梦想的前兆。

17世纪的散文并非全部出自博学的牧师之手。民间同样存在才华出众的散文作家，其中一位是拉布吕耶尔，一名体察世情的律师。他的《品格论》描绘了当时典型的法国人。这部作品原本是受希腊哲学家狄奥弗拉斯图的作品启发而写的，但拉布吕耶尔远远超出了老师的教导。他那锋利的“剑刃”常常深入敌身，触怒了很多同时代的人。不过他的兴趣在于研究人类，这也是我们的兴趣，而且他对同胞的评价很中肯。他的格言和警句充满智慧，是法语的典范。

另一位格言作家虽然不如拉布吕耶尔有天赋，但也很精明。他叫拉罗什富科，诙谐幽默，因在现实中遭遇挫折，有点儿颓丧。他并不愤世嫉俗，他的基本思想（或者说众多思想中的一个）是，人类的所有动机都能简化为某种自我利益。他的格言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仍然适用，它们也许算不上古今通用的智慧，但说得很巧妙，举个例子：“我们都有足够的能力忍受别人带来的不幸。”

“伟大的世纪”期间，女性在政治和文坛上都有突出的贡献。然而她们接受的教育在很多方面都有限制，在其他方面她们表现得分外自由。当女性开始运用自己的智慧时，她们就会成为大地上的一股力量，无论官方的老师们如何教导。很多杰出女子主持的沙龙对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其中几位——当然都是上流社会人士——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笔。

最迷人的一位是书信女王塞维涅夫人。她早年的生活被笼罩在悲伤与失望的阴影中，但她心志坚定，头脑冷静，凭着坚毅与幽默熬过来了。她的书信内容都是闲聊，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用手中的笔记录下来的各种日常生活琐事、公共事务和文学话题。但她并非闭眼瞎写，她仔细地审视自己的题材与风格，就像贵妇人审视长裙的布料与款式一样。她的书信揭示了很多她在贵族圈中的生活状况，并且展示出令人钦佩的清晰头脑与诚实性格。

另一位拥有卓越表达能力的女士是曼特农夫人。她从灰暗痛苦的环境中崛起，成为路易十四国王的王后。这场婚姻从来没有被公开宣布，但人人皆知。曼特农夫人享受女王的实际特权三十年，以出色的手腕处理伟大君主需要面对的事务，但从来不干预国王的政事。她的书信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档案之一。在家中，她成立了一所私人学校，并且对女孩的教育写下了睿智的建议。她天生是一位老师，理解年轻人的动机，并且善于表达出来。

塞维涅夫人和曼特农夫人并不打算做文学艺术家，但上天赋予的才华将她们带入——不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重要作家的行列。还有一位略微逊色，但同样重要的文学作家，是拉法耶特夫人。她的小说《克莱芙王妃》也许是女性作者笔下第一部诚实的作品。不仅如此，它还是小说革命的奠基作品之一，用生活中的自然语言取代了那些虚构的情节和浮夸的风格。拉法耶特夫人没有花太多的精力继续钻研创作，但后来的法国小说都要感谢她小说中那沉静的真实感，就像它们要感谢拉布吕耶尔那光彩夺目的《品格论》一样。

到了18世纪，小说开始向前发展，尽管进步不大，而其他的文学艺术形式则渐渐脱离了古老的传统。很多大思想家都善写随笔。那是一个理性的时代，或者说，除去轻浮和狂野的一面，是理性的。也许是因为理性的增强，诗歌中的鲜花与香气**然无存，小说里也添加了许多辛辣和理智的色彩。新时代的第一部小说出自勒萨日之手，他创作了很多戏剧和故事，但主要是因为卓越的《吉尔·布拉斯》而出名。这是一部关于流浪者的冒险小说，仿照西班牙同类小说而写，背景也设在西班牙，但是给读者的感受和风格完全是法国式的，而且它所体现的人性适用于全世界。然而，它的吸引力并不在于内在的人性和情感，而在于外在的体验。吉尔·布拉斯飞快地经历了许多冒险，没有时间休息和反思，却有很多时间准备下一次冒险，并且活灵活现地记录下来。这本书游遍了欧洲，在英国文坛的地位几乎比它在法国的还重要，因为它在自己的国家没有继承者，却跃过海峡影响了它的翻译者斯摩莱特和一位更伟大的艺术家菲尔丁。

普雷沃神父的《曼侬·莱斯柯》在文学界占据了一个永久的席位，是他唯一被世人记住的传奇。这是第一部从题材到腔调都有小说质感的作品。里面的爱情故事伤感而热烈，人物的动机解释得很完美，笔法简单直接，不做作。如今的人们已经读过两个世纪的小说，仍然会为曼侬的悲剧由衷地流下泪水。

18世纪的文化主力并非小说家或者诗人，而是思想家，例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他们用各种风格表达着自己的想法，但主要方式是哲学论述或者随笔。他们全都反叛当时存在的社会秩序，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对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大思潮做出了贡献。

孟德斯鸠在他的时代，名气比伏尔泰略逊一筹。他是一个自由派改革家，不是卢梭那种类型的梦想家，也不是改革家，而是对自己那个阶级（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的权利和美德不抱幻想的保守派贵族。他从《波斯人的信札》开始，讽刺教会、国家、社会和文学上的愚蠢。那是一本幽默的作品，轻松的腔调下充满智慧。他在随后的作品中表现得严肃很多，化身为渊博的历史和法律学者，以及政治科学的先驱。他创作了《罗马盛衰原因论》。吉本肯定读过这本书，他和孟德斯鸠一样，受到的文化熏陶主要来自法国，一部分来自英国。可是孟德斯鸠有一个缺点：他过于轻率地根据单一事实得出结论。因此，哲学家、史学家经常与他争论。后世同样杰出的历史学家，包括吉本，都会尽量避免自己犯这样的错误。不过，外行的读者只要感受他那新奇的论断，享受他对历史事件的因由做出的清晰审视就可以了。他毕竟是与吉本和泰纳同样的人物，是历史概论的巨匠。而且，他的文笔可读性强，其写作风格载着他在众多想法之间穿梭。他的代表作是《论法的精神》，这是一部关于法律体系、社会和政府形式、古代与现代国家的风俗礼仪研究以及上千种其他话题的巨著。若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些内容至少需要十个不同学科的教授分门别类地研究。

即使在那个人人都可以自由地在很多科目上摆出权威架势的年代，人们也能感觉到，知识是分门别类的，寻找真相的方法就是将所有最优秀者的智慧集中在一起。这是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最基本的理念。那是一个分许多卷，涵盖当时所称的科学及许多其他方面内容的知识库，参与者包括最优秀的法国思想家，以及一些不算一流的作者。这部《百科全书》是狄德罗的伟大成就，而他的随笔则使他成为文学界的重要大师和创新思想家，而且它们从内容上来说，有点儿类似《百科全书》，从天才的文章到草率的老生常谈都有，主题的范围相当广阔。他的随笔虽然算不上杰作，但是每一篇都有一定的意义和指导性的建议。他从多方面观察事物，观点大胆而独立，这些特点体现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从早期著名的《论盲人书信集》到获得歌德高度好评的《绘画论》，并且贯穿在他对自己的很多基本哲学思想的表达里。他的哲学思想是自然哲学。和当时许多思想家一样，他认为大自然包容一切、可以解释一切，因此，大自然——传统意义上的上帝——是他的诗意的女性化身。狄德罗的自然哲学不像卢梭的那么柔和、伤感，而是有更多理性、更少诗意。通常认为，《拉摩的侄子》是狄德罗的杰作。这是一部异想天开的讽刺小说，它通过歌德的翻译传遍了欧洲，但它并非狄德罗的最高艺术水平的体现。他的天赋在于快速而独特的论述，是“灵感爆发的记者”式谈话风格的最佳例子。

布丰的自然哲学与狄德罗的不一样。布丰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是一位职业生物学家，研究植物、动物和矿物，对它们进行描述和分类。他并非现代那些在野外和实验室里工作的生物学家，而是怀有丰富的想象力、试图寻找并且描述自然秩序的人。到了现在，他所发现的秩序已经被改变，甚至被毁灭了，而且，还有成千上万新发现的事实证明布丰当年的无知。不过，他的秩序依然存在，因为那是一个拥有强大综合能力的观察者的秩序，他将整个世界真正地统一起来，并且以栩栩如生的风格而非僵化的体系保存里面的各种物种。不论科学界如何看待他的《自然史》，这部作品都会在文学史上永垂不朽。同样是布丰，作为一个科学家，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风格论》中，给文学界上了一堂课。

布丰以温和的态度观察自然。他的大自然没机会对他说爱默生的那句话：“小伙子，干吗这么激动？”当时的很多作家，不论是至今仍然引人注目的，还是已经被遗忘的，都很容易激动，或者假装很激动，而且经常以争论的心态写作。伏尔泰就是这些笔战作家中的一位主力，但他多才多艺，作品中包含许多辩论之外的内容。他的一生占据18世纪的四分之三，他尝试过所有的文学形式，包括戏剧、诗歌、讽刺小说、历史、评论、亲友信札。他的通信对象那么多，以至于使他成了那个时代的缩影。从某个角度看，他很像约翰逊博士。他的人生故事比他的任何一部作品都精彩。他与教会和政治势力斗争，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的座上宾。一般认为，他嘲讽和反对基督教，但其实他攻击的对象并非基督教，甚至也不是当时如同文化界暴君一般的基督教教义。他用自己的智慧迷惑当时针对他的敌人和批评家，也令后来的批评家不知所措，其中就包括托马斯·卡莱尔——他写下著名的随笔时似乎已经丧失了幽默感。我们既要阅读伏尔泰的作品，又必须阅读卡莱尔的。在伏尔泰的诸多作品中，最有趣的是散文，那些活泼坦率的散文深受法国作家的钦佩，即使他们蔑视伏尔泰的思想。他的作品有很多——并非全部——已经被翻译成欧洲的主流语言。从《查理十二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多样性格中严肃的一面；而《老实人》则是他的搞笑讽刺能力的最佳例证，这是一部乐观主义的滑稽讽刺剧，书中的邦葛罗斯博士不顾自己和学生遭受的不幸，坚信“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中，一切都是为了最好的结果”。至于伏尔泰的书信，则充分体现了他思想的活力与多样、个性的优势与弱点，文学史上再没有比他更有意思的书信作家了。

伏尔泰是一位理性主义者，天生具有敏捷的思维和无尽的幽默。另一位比他年轻一些的同时代作家让·雅克·卢梭，虽然没有天生的幽默，却拥有怜悯心和美感，对思想和历史的影响更加深远。他多愁善感，反抗当时的社会秩序，成为法国大革命的预言家。当然，导致大革命的并非他或者其他思想家和行动家，但卢梭以十足的说服力列出了很多动机，他的思想在大革命之前通过欧洲的传奇文学得到了广泛传播。相对于现代来说，卢梭的一部分想法已经过时，但另一部分仍然遥遥领先于现实世界。他的《社会契约论》阐述了一种没有经济实力基础、无法实现的社会状态。他相信人性本善，是社会组织的腐败和错误腐蚀了人性。他认为，个人必须为大众的利益牺牲自己的自由。“为人数最多的人群谋取最大的利益”是一种理想，至今仍然有意义。卢梭的民主思想，混合了某种回归自然、回归无知状态的运动，以及对希腊和罗马那种已经被历史事实证明无法持续的旧日好时光的向往。像卢梭这类感情丰富的作者，其存在价值就是提议和激励，而不是准确而符合逻辑地反映现实。他相信人性生来纯洁，并且由此发展出一套教育理论，体现在小说《爱弥儿》中。其主要原则是，孩子应当自由成长，不应受到长辈的错误知识的束缚——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却不太实际。不过，它的精神在所有倡导自由的教育体系中流传下来，一直传到蒙台梭利博士手中。卢梭在《新爱洛绮丝》中表达了他对人性和大自然的热爱。他是第一位将大自然的景色与心灵联系到一起的作家。在他之后，这种结合变成了常用手段。他最有趣的作品是关于他自己的《忏悔录》。他创作这部作品时已经到了晚年，他的思维仍然有活力，但他那敏感古怪的灵魂已经失衡。书中有些事实值得怀疑——因为没有任何自传能反映全部事实——但它能揭示卢梭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