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初有道。[7]

——圣约翰

想象一下，有一摞堆得像世界上最高的建筑那么高的书，代表着人类作为能够思考和说话的生灵在这个地球上生活过的许多个世纪，只有最顶上的一本——大概一两英尺[8]厚吧——代表自从印刷机发明之后我们所认识的出版物；从顶上往下数三四本，代表着所有手写在羊皮纸或其他兽皮纸上的书本；再往下的五六本则是石头、泥土和木头书；接下来那几英尺厚的部分，是当今世上无人能懂的原始符号、标记和图案；剩余的一直到地面上的一大摞，是空白的，要么是因为从来没有人在那些“书”上写过，要么是因为它们上面的字迹早已褪去。

所以，我们想象中的书塔——一座真正的通天塔——有很大一部分根本就没有书。即使那部分曾经有过什么文学作品，我们也无从知晓，只能猜测它们可能存在过。不过，在那段空白塔身所代表的时期当中，人类仍然会以口头语言交流。人类首先学会说话，然后学会写字，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推测，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在文学之前，存在着另一种文学。

文学中有一部分材料所承载的思想，在被写成文字前必定已经出现了很久。对此，我们可以发挥想象力，毕竟，要是没有想象力，很多文学作品根本不值得一读。我们想象一下：遥远的先祖居住在洞穴里，他们可能会围坐在篝火前讲故事，比如，遇到什么动物啦，与隔壁部落战斗时有什么收获啦，各种关于森林与河流的神秘传说啦——我们现代所说的“神话”。谁能说得准呢？他们可能还会唱歌，将自己的智慧传授给孩子们，制定法律、部落风俗和宗教。

虽然这些推测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它们建立的基础与我们建立信仰的基础一样坚实可靠。首先，我们发现的那些最早的故事和神话不但没有丝毫的“稚气”，而且发展完善、充满智慧，它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写成，必定经历过许多代人的积累。其次，当今世界的偏僻角落里仍然居住着一些人，过着与远古祖先一样的生活。我们把他们称作“野蛮人”——意思是住在树林里的人，把自己称作“文明人”——意思是住在城市里的人。我们以为自己比野蛮人优越许多，确实，我们比他们先进了一点点，可是，研究者走进野蛮人的生活后，却发现他们拥有流传了无数代的传说与律法。就算野蛮人掌握了某种原始的书写技能，他们通过口口相传的智慧也比写下来的那些丰富得多。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我们的祖先也是类似的野蛮人，他们在发展出书写的艺术前，早就在思考和述说基本的文学理念。

虽然今天的原始人以及我们远古祖先的神话并不幼稚，而是构思精妙的“成熟”作品，但是年轻或者未开化的民族确实有点儿类似文明世界里被父母养育的孩童：都是在口头文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先是从母亲那里学会歌谣、摇篮曲、童话故事、良好行为的规范，然后才开始学习拼写任何超过三个字母的单词，学习阅读印刷在书页上的文字。我们对语言的最初认知，就像很多人一辈子对音乐知识都不甚了了的那种状态：喜欢听管弦乐和歌剧，偶尔唱唱歌、弹弹琴，但绝对不会像音乐家那样研习音乐。

口头语言是书面语言的基础。我们之所以能够超越其他动物，是因为会说话。在人类开始在树木和洞壁上刻画符号之前的许多年里，人们靠口头语言互相学习、教导孩童。由于没有记录工具，知识无法快速积累，每一代人都得一遍又一遍地重新学习上一代人的知识。我们只要想想人类学会书写之后，思想和语言的变化是多么迅速，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了。如今，未经特殊学习的人无法读懂12世纪的英文。假如那个时代的人在今天复活，我们将听不懂他们说的话。我们尽管与他们血脉相通，但会觉得他们是来自陌生国度的外国人。

不过，口头语言无论如何变化或消亡，都会将我们的基本人生理念口口相传，从父亲到儿子，从母亲到婴儿。它把许多美好的事物保存并流传下去。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的蒙昧山民当中，流传着一些长诗，这些长诗是由他们的祖辈从英国带过去的古老民谣演变而成的。现代学者将部分长诗的口头版本记录下来，与印刷或者抄写的古老版本做比较，发现很多诗歌虽然已面目全非，但并没有因为历经了许多代人的记忆和传诵的漫长旅程而丧失精髓。这是我们在自己的时代里的亲身经历，它揭示了过去可能发生过的事情，证明了即使是蒙昧时期也有可能活跃地进行着某种类似文学的活动。

在我们看来，无法读写似乎是可怕的障碍。但是很多个世纪以前，在欧洲的黑暗时期，受过教育的人相对较少，很多积极参与政治、战争和贸易活动的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读写在那时候根本不是障碍，不会读写并不意味着愚昧无知。人们能说、能听，就能理解同伴的想法。

虽然读和写的价值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是相比较而言，口语更重要。为了展示这一点，我们以天生失聪或者在幼年时失去听力的孩子为例：他们与鲜活的语言隔绝，在“沉默”的状态中长大成人，获得的知识比听力正常的文盲更少。大多数人在系统学习之前，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启蒙教育，但失聪儿童缺失了这一步。现在有些特殊学校专门为失聪孩子服务，它们的工作非常出色，不仅教这些有缺陷的孩子学会读和写，还教会他们说话——这是现代教育最美好的成就之一。不过，我们这本书不是讨论教育的专著，而是介绍关于文学的常识。我们在此处提及失聪孩子，只是为了说明口头语言如何起到启蒙的作用。

人类学会书写后，仍然说个不停。写下来的思想和说出来的思想相互影响，所以，受过教育的人，几乎无法分辨哪一方的贡献更大。至于思想是如何出现在世上，为什么出现，又是怎样从一个人的大脑传达到另一个人的大脑中，是永远讨论不完的问题。

在更广泛的“文学”范畴，我们每天写的字、说的话都是文学，尽管技巧可能不太高超。法国著名剧作家莫里哀曾经在一部名为《贵人迷》的戏剧中利用这一点进行幽默的讽刺。剧中的中产阶级绅士儒尔丹先生是一位善良、诚实的公民，致力于为自己和家人寻求良好的教育。当他的老师将散文和诗歌之间的差别告诉他时，他惊讶地意识到，自己一辈子都在无意识中说着散文。

我们得知自己一生都在说散文、说诗歌时，也许会感到惊讶。不过，我们如果把自己看作人类这个族群，而不是单独的个体，就会发现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人类在开始书写文学上的散文之前，也许已经在创作、朗读、背诵和书写诗歌。诗歌是较感性的语言，散文则是较理性的语言。人类在理智地思考之前，首先会感受到强烈的感情。最早的作家或诗人，是牧师。他们将战歌、英雄故事和宗教信仰整理成形，好让民众记住。我们都觉得，背诵韵文比背诵散文容易。有韵律的字句仿佛能够粘在我们的头脑中，散文却总是左耳入、右耳出。此处，我们再次发现了个人的童年与文学的童年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孩子对声音和韵律的反应、嘴里说出的童言童语，都是诗人的水平。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在个人的心灵中，文学的起源是诗歌。聪慧的诗人都保留着孩童的视角，他即使思考着数千个孩童无法理解的问题，也永远是一个最贴近生命本意的赤子。所以，一些在许多个世纪前写成的诗歌，仍然能与现代出色的诗人的作品媲美。古代诗人更愿意向听众朗诵自己的韵文，而不是写给读者看。现代的诗歌也一样，我们想要充分体验它们的美感，必须用耳朵听。举个例子，莎士比亚的戏剧，是用来在剧院里念诵的台词，而不是写在书本里供人研究的。文学里的散文同样起源于口头演讲和朗诵。人们先听、后读，先说、后写。写下来的文字，仅仅是口头言语的延伸。“太初有道”，这是《圣经·约翰福音》中的第一篇第一句，适用于所有的创造。我们可以用它形容身兼思想者、演说者和写作者三重角色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