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虎：近几年，一个国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摆在面前：作为偏居西部一隅的内陆传统城市，成都突然崛起，仿佛一夜之间，成都火了，不仅投资者趋之若鹜，经济实力和人均GDP迅速增加，城市的软实力、城市魅力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都已经成功地从二线省会城市当中脱颖而出，甚至在某些方面接近京沪穗等一线城市水平，被敏感的媒体称为“第四城”。最近几年，国内外关于成都的报道很多，各种关于成都的书也是汗牛充栋，“成都经验”和“成都方式”备受关注，成为热门话题。在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为什么成都能走得出来，成都凭什么？您作为成都市战略顾问，对成都有深度参与观察，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王志纲：为什么是成都？成都的成功是一种偶然还是必然？我想，首先值得总结的是成都的特别之处。在今天的中国，成都至少有“三个不一样”。

第一个不一样，是成都领导干部的工作劲头不一样。

放眼今天的中国，没有哪几个城市的干部的干劲能与成都相比。

记得我十多年前到成都时，成都充满了慵懒、闲散和颓废的气氛。一直到五、六年之前，还是“吃点麻辣烫，搓点小麻将、看点崴录像”，这就是成都人的生活写照。那时，在成都“休闲”是贬意词，人们普遍认为，休闲不仅不会促进生产力，反而阻碍生产力，以至于我们2003年提出“休闲之都”的战略定位时，有很多人提出反对。

但自从2003年以来，成都市领导一扫萎靡不振、“不在状态”的局面，短短几年下来，上到市委书记市长，下到乡长村长，都干劲十足，很有热情和**。我去年见到双流县委书记时，他对我讲，我们现在的工作状态是“16+7+24”，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24小时手机处于开机状态。正是有了这种工作精神，有了政府职能的转换和执行力的提高，才有了成都奇迹的发生。

第二个不一样，是成都的目标非常清晰。

为什么有些城市的干部和成都同样有干劲，有热情，但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呢？因为他们战略目标没有成都那么清晰，蛮干的比较多，短期目标的多，简单政绩观的多，摊派任务的多。

很多地方领导干部，为了招商引资，只知蛮干，不惜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千杯万盏，喝坏了身体的情况大有人在。而成都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手段到位、出师有方、落实有力，从上到下就像一部交响乐，声乐、弦乐、打击乐，各个声部，形成一个交响，比较和谐。上下同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各级领导干部不是要我干，而是我要干，是在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是以符合战略总谱和主旋律的方式开展工作，这在全国的城市当中是不曾多见的。

第三个不一样，是成都领导班子的连贯性。

今天的中国，不少省市领导都很有雄心，问题是干部换得过频过快，很难干满完整的一届，有些地方的领导甚至一年一变，往往是新官不理旧政，无心关注长线发展，出现不少“半拉子工程”、“断头公路”等吏治败笔。

最近四五年，成都的领导班子一直比较稳定，可以集中精力做事，一以贯之，不是朝令夕改，而是不走弯路，不浪费时间。由此才有了最近几年来成都翻天覆地的变化。

路虎：从这“三个不一样”来看，成都是既有清晰的战略，又有很强的执行力。当下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战略决定成败”，另一种观点认为“细节决定成败。透过成都的案例，您如何看战略力和执行力的关系？

王志纲：成都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说明战略力和执行力同样重要。“战略决定成败”和“细节决定成败”说的都有道理，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我认为，在战略思路没有确定之前，是“战略决定成败”；在战略思路确定之后，就是执行力决定成败，也可说是“细节决定成败”。

成都的领导干部将他们的工作概括为“新四划”理论，也就是“谋划——策划——规划——计划”。这是很有价值的概括和总结，现在已经流传得很广。

一个成都市委的领导干部对我讲，原来我们的城市建设，看起来挺科学，一步到位，全球招投标搞规划。我们原来经常批判中国城市的同质化问题，千城一面，殊不知我们的工作方法里面本身就已经隐藏着同质化。什么叫做同质化？你想嘛，魂都没有找到，思路都不清楚，就来一个什么全球招投标，请那些对国情、省情不了解的机构来，他们只能是天下文章一大抄，靠山山城、靠水水镇，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千城一面。

所以，一定是先有谋划和策划，之后才有规划和计划，最后才是考验执行力。新一届领导班子上来之后，都要有所作为，但首先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做一番谋划，定调子、定原则，把握好发展大方向，这就是战略的谋划。

邓小平当年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这么一个战略，尽管期间经历了许多风浪，但经过二十多年下来以后，整个中国成为世界上不可小看的力量，彻底摆脱了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这就是战略，这就是邓小平的谋划。

谋划所提出的战略，是大战略，大方向，不是管三、五年，而是管十几年、几十年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战略就是远见，不是短期行为。

谋划之后，就是策划——战略策划。策划是搞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处于什么位置，我要向哪里去，然后确立好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形成共识，最后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绝不偏离。

策划解决的是在大的战略方向基本确定之后，如何进一步明确战略定位、战略目标、发展理念，并对产业战略、空间战略和城市营销战略等提出富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策略方案。

如果没有策划，谋划之后一步到位搞规划，往往会出现脱节。因为规划是空间性、控制性和技术性的，难以回答产业战略、开发时序、经营模式和战略突破等城市经营层面的复杂问题，而且很容易陷入千城一面，同质化发展，找不到城市发展的灵魂。所以，不少地方走过一段时间弯路之后才明白过来，原来规划之前要策划，先有策划，后有规划。

规划是把策划落实到城市的具体空间当中，既要研究怎么吸收外来的东西，又要挖掘本土的文化，将二者有机融合。

成都有了谋划和策划之后，城市规划随之调整，旧城改造和新城开发，从三圣花乡“五朵金花”那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宽窄巷子、锦里、文殊院等传统文化特色的旧街区，都是按照总体战略的要求进行规划和开发的。

所以，当成都把这些东西展现出来的时候，就相当于一桌新派川菜一样，既有海纳百川，汲取洋的东西，同时，又没有把根扔掉，最后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同。也就是说，这些规划是有魂的。

规划之后，就是有计划地实施和推进，这时候的操作就好比是交响乐团各声部的演奏，既有总谱，也有分部乐谱，有乐队指挥，有主旋律，只要你不跑调就不会出大问题，也才能演奏出气势恢弘的乐章。正是这“新四划”的贯彻，才使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成都，官员们干劲倍增，目标明确，措施得当，落实有力，最后才形成了成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路虎：成都之所以能在西部走出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成都不与重庆等城市同质化竞争，而是错位竞争，差异化生存。在中国，像成渝这样的“双城记”还有很多，比如北京和天津、广州和深圳、沈阳和大连、济南和青岛、福州和厦门等。成渝是一对儿很典型的欢喜冤家。成渝竞争在所难免，成渝一体化也是大势所趋。应该说，重庆工业化的基础很好，特别是直辖之后，基础设施投入很大，工业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地位日益凸显，而成都在发展工业特别是传统工业方面，优势远不如重庆。重庆人一向吃苦耐劳，勇于开拓，而成都人喜欢休闲，甚至以游手好闲著称。这和各自的文化基因有关，不是一时能改变的。成都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不是等来的，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成都是如何在竞合当中重新发现自身的优势，实现新的跨越，的确值得思考。

王志纲：我们中国民间有一句老话，叫做“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成都为什么能走得出来，可以说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我认为，成都最大的成功，是在历史的转换点上，真正抓到了机会，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在历史转换的瞬间，怎么抓住机遇，如何变害为利，变不利为有利。当社会和历史出现量变到质变的转换的前夜，如果敏锐就会发现，曾经是弊端和劣势的东西，在转瞬即逝、白驹过隙的瞬间，如果引导和把握得好，它就可能成为积极和主流的东西。令人欣慰的是，成都总算紧紧把它抓住了。

成都实现这种转换的背景，是中国经济从高歌猛进、不计代价，GDP挂帅，唯经济是从，唯增长是用的时代，刚好向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绿色GDP转型。在此之前那种粗放式的“三高一低”（高污染、高耗能、高投入、低产出）的发展方式，再也走不下去了。我们的低价产品倾销国外，国际面临跟美欧的贸易摩擦和冲突；国内的储蓄居高不下，内需没有激发出来；而杀鸡取卵式的方式使得生态环保已经难以承受，江河全部污染，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所以中央从战略上提出了和谐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这是一个大的背景格局。但是，中国很多地区的发展像万马奔腾，根本收不住缰绳，还在沿袭原有的投资冲动、招商冲动继续往下走，已经到了悬崖边了，还没有意识到，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发现了成都。

当我们站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来审视成都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成都如果沿袭这种传统的模式继续走下去，优势全无。

论天时，直辖市重庆更有优势，重庆本来就是西南的工业中心，在重工化浪潮推动下迅速崛起，成都如果也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将跟重庆形成同质化竞争，最后同室操戈、两败俱伤。

论地利，西安比成都更有优势。西安作为六朝古都，是一个国际感比较强的城市，美国总统来都要看的地方，作为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是陇海铁路线的结点，而成都长期以来不过是天府之国这样一个独立王国的中心，“不与秦寨通人烟”。

讲到人和，重庆人吃苦耐劳，西安人好勇斗狠，成都人则游手好闲。成都有什么优势呢？

但是时代在转型，我们蓦然回首，突然发现，原来所认为的劣势，只要通过新的科学方法和清晰的战略对它们进行激活，完全有可能变成有利条件。

成都有长达千年的休闲氛围、传统习性，当它只局限于自我消费的时候，是一个庸散、无能、颓废的代名词，当我们把它钩沉、展现出来，给全中国、全世界消费的时候，却是一锅全球不可多得的千年老汤。这是靠工业化打造不出来的，是靠时间积累的。

当整个世界进入休闲时代，休闲消费需求饥肠辘辘。特别进入内需时代和休闲时代以后，放眼南方，南中国经历了残酷的工业化过程，恨不能是“天上鸟飞绝，地上人迹灭”，原来田原牧歌似的风情风光和休闲祥和的气氛**然无存，人们要寻觅心灵的港湾，就会发现成都的价值。

这就叫劣势变优势，坏事变好事，不利变有利。这就是我们提出“休闲之都”的由来。

当一个区域不是自我循环，自我消费，而是展示更广阔的空间，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它、消费它的时候，才能将传统的因子激活。

同样是休闲，如果消极地看，是不思进取、无所事事和游手好闲，如果积极地看，则是吸引全世界和全中国来消费成都的难得的千年老汤和泡菜坛子，不是一两年能打造出来的，反而可以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当一个城市展示给外部世界的人们的时候，就要挖掘城市历史文化底蕴，激活传统文化因子。成都一开始是卖这座城市的“美食美酒美女”，最后，发展到卖服务、五星级酒店、一流的酒吧、农家乐，是卖氛围。现在你到成都整个会感到很闲适，很舒服。

传统的休闲文化因子被激活之后，成都在中国就具有了无与比拟的唯一性、排他性和权威性，居住环境最佳，创业环境最优也就落到实处了。

人嘛，安居而乐业，人活在世上是为了追求幸福，成都可能会告诉人们，幸福是什么，什么叫幸福指数。人们发现了成都的城市价值，城市价值决定地产价值，于是成都楼市火起来了。

成都房地产60%是外地人购买，表明城市的魅力度和外向度在不断提升。而这60%的人是什么人？都是全中国的各种人才，高端的人，高消费的人。他们进入成都，或者是开公司，或者是就业，或者是创业，一下子把整个城市给激活了，把整个细胞给激活了。

成都人不排外，海纳百川，更使很多外地人去了以后，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我在成都见了很多纯粹的上海人、纯粹的江苏人、纯粹的浙江人、还有不少的海归，问他们为什么落户成都？不少人都是公司派到这里出差，后来不回去了，最后找了个当地媳妇，在那里安家。

正是因为这些高端的人群融入了成都，就使这个地方细胞再造，成都被激活了。人们由发现成都、感悟成都，到热爱成都、投资成都，由此，用第三产业带动了第二产业，招商引资就成了招商选资，花中挑花了。

伴随一些高精尖的企业进入成都以后，回过头来又培育和支撑了它的现代服务业的搭建，包括临空经济、物流港、会展经济、金融等现代服务业，而这些产业又强化和夯实了第二产业功能，支撑了这个城市的人气。最后的结果，三、四年下来以后，成都在中国西部地区就形成了令众多城市望其项背的优势了。

我前不久到重庆的时候，见到重庆的一些官员，有的官员忧心忡忡的对我说，他们现在才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直辖之后，特别是最近几年，重庆有很多重大的基建投资，再加上工业投资，大概上万亿吧，如此大的投资派生出巨大的消费。但他们感到最可怕的，是重庆投资拉动所产生的巨大的消费，重庆却拉不住，很多都跑到成都来了。一到周末和节假日，从重庆开车到成都转一圈，你发现沿线很多车是“渝A”牌照的。重庆大量的消费，特别是高端消费，都跑到成都来了。包括傻儿师长那些演员，也都在成都买了房子。

就像当初的沿海吸纳全中国的精英和消费一样，现在的成都也对全国产生了“虹吸效应”，把西部和全中国这些高端的人和消费吸纳过来，这个时候，成都的活力和竞争力，你还用担心吗？这就是成都的发展变化一些内在的东西。

我记得四年前，成都市委书记跟我探讨成都的定位的时候，成都市还对能不能把成都打造成为西部超大型中心城市表示怀疑。因为，按照通常意义上的城市体系分级，城市大致可以分为世界城市、国际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和一般城市。世界城市比如纽约、巴黎，国际城市比如香港、上海，区域中心城市比如武汉、沈阳，再往下就是一般城市了。按照这样的城市体系分级，成都似乎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说自己是区域中心城市吧，不太甘心，说自己是国际城市吧，显然还不够格，所以成都感到很尴尬。

当时，成都市委书记问我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把成都打造成超大型区域中心城市，既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同时又比一般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高半格，有相当的国际色彩，能在一定的层面上参与国际平台的竞争和角力。成都养育这个超大型中心城市的自然资源条件是没问题的，因为成都有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都江堰，还有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养育上千万人口是没有什么问题，它不像一些城市生态恶化，养不住这么多人。但问题是成都能不能产生足够大的辐射和聚合能力，还是令人担心的。

经过几年的努力，成都按照“西部之心，魅力成都”的发展战略，借信息时代和休闲时代到来之天时，充分发挥其千年老汤的独特魅力，已经取得了喜人的成就，应该说，超大型区域中心城市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而且与时俱进，雄心勃勃，战略目标已经不满足于西部，而是着眼于成为中西部的区域中心城市了。这对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启发意义很大。

路虎：在今天的中国，成都已经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西部城市，不仅不是西部蛮荒的代名词，现在正在成为“中西部综合实力最强、人居环境最佳、创业环境最优的超大型区域中心城市”。国内外把成都放在国家队，以至于很多老外到了成都，惊叹这哪里是西部，这是西部的东部啊。当西部地区都在怨天尤人的时候，为什么成都能走得出来，成都能走得出来，预示着什么？

王志纲：人们一直认为，沿海地区条件最好，发展是必然的，不发展说不过去；西部不发展是必然的，发展了反而奇怪。而现在呢，成都作为西部城市，不仅发展了，而且发展得很好，甚至某些方面开始和沿海互动共赢了。人们开始发现，沿海发展很早、发展很快的不少地方，现在反而出现问题，捉襟见肘，不可持续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成都的意义在于，原来人们都认为，中国是梯度开发，沿海发展是必然的，西部落后也是正常的，现在呢，却颠倒过来了。成都的发展起码预示了一个问题，在中西部地区，只要思路到位，方法得当，在今天这个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照样能够找到一条繁荣富强，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成都的成功，给中西部城市欢呼雀跃的一个机会。

中国可以分为三个中国，东部中国、中部中国、西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当时有一句话，叫做“孔雀东南飞”，东南沿海对中国中西部地区形成巨大的“虹吸效应”。那时，东部中国的发展，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来说，只有学习和羡慕的份儿。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西部的城市崛起，我相信，它的示范性是非常大的，对西部的穷兄弟们的影响非常大。

路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推行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外资为主导和以出口为主导的外源型经济发展模式。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概莫能外。东莞、昆山这样的一夜暴富的新兴工业化城市的传奇，更是成为全国城市争相效仿的明星城市。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工业强市的呼声很高，抱着“西部昆山”梦想的城市比比皆是，我们既为它们的发展冲动表示理解，也对它们的盲动而感到悲哀。中国资源十分短缺，人均耕地只有世界人均数量的40%，石油、天然气的人均剩余可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7%和7.1%，却负担着世界上40%的建设量。您认为成都所实践的发展模式，对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乃至对中国新时期的城市化来说，有何启示呢？

王志纲：沿海发达地区之前近三十年所走过的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之路，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城市，得对外开放之先机，其经济发展是以外资驱动为主、投资拉动为主和以工业化为主导，是一种典型的外源式经济发展模式。在昆山、东莞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城市，表现尤为突出，可以说是倾力吸引外资,工业挂率，GDP至上。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些城市成功和辉煌的背景，隐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隐忧，如果中国的城市都沿着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发展下去，已经是不可持续的了。

从“十一五”开始，中国经济大转折，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走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国家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战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审视“成都方式”，我们发现，成都在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的同时，更注重尊重传统、倡导和谐，通过战略创新实现城市的突围。一个内陆的、传统的中国城市的城市发展模式，反而比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更能代言新时期中国的城市化。

曾几何时，西部在人们的印象中一直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幸运女神总是迟迟不肯光临，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迅猛发展，东西部的差距每天都在扩大。

在上个世纪工业化浪潮高歌猛进的年代里，西部只能坐等东部的溢出和反哺，西部所特有的资源优势无法直接与外部市场对接。但是，当今天的中国开始从突破型发展迈向和谐发展的新时代，当富裕起来的国人纷纷渴望逃离都市的喧嚣和扰攘，寻求理想中的精神家园的时候，历史的聚光灯终于打在西部的舞台上了。

值得欣慰的是，成都抢先抓住了这束来之不易的光。

任何一种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都离不开内因与外因的结合，从主观上讲，早在4年前成都就制定了清晰的发展战略，并且始终如一地按照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发展城市经济，从客观上讲，成都的软性资源正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几年来，成都以其独有的城市魅力在城市中国的版图上喷薄欲出，成都的软实力令世人刮目相看。

成都的启示在于，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中国的崛起不能没有西部的复兴，而西部的复兴则完全有可能因时、因地、因人，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超常规发展之路。

或许它的意义更在于，这座城市颠覆了人们对于工业化的迷信，对于GDP的迷信，乃至对于外部力量的迷信，虽然成都深处内陆，但它所散发出来的特有的气质和味道，却足以吸引整个世界为之倾倒，而这一切在昨天似乎都是难以想象的。

尤其使我们感动的，是成都以一座城市代言整个西部明天的信心和决心，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前所未有的自信，成都才敢于确立自己的发展宏图，才最大限度地释放出自身的魅力，才得以在过去几年城市中国的舞台上一次次占尽风流。

成都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它至少向世人有力地说明：古老的西部大地同样蕴涵着难以想象的力量，一种代表中国本土价值观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不过是通过成都这座城市乍露锋芒，这种力量正在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